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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也有人说一个好的老师决定学生的一生，更有人说细节决定了人的一生，还有人说机会决定人的一生，也有人无奈地叹息说命运决定人的一生。
但有时候，幸运也能决定人的一生。1952年，高校院系合并，尽管这次合并受到了许多质疑，但成立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考古学科，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完整的考古学科，从此许多从考古系毕业的学生陆续走上田野考古之路，我国的考古事业开始走上正规，这肯定是一件大好事。从此，我国地下世界的发掘工作将走出少数人为了保护祖先留下的地下宝库而四处奔走的无奈阶段，而那些热爱祖国文化的文物研究者也不必再为经费奇缺而扼腕长叹国宝流失或者蒙尘了。
那么，成立考古专业系的导火索是什么呢？那是因为，1950年，有一个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的历史究竟有多少年？
这是个乍一听谁都能回答的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可是却令当时的夏商周研究专家们皱眉蹙额，因为五千年文化，嘴上说起来轻松，但却没有充分的事实文物做答案的依据。五千年文明史，数之不尽的华夏灿烂文化，向来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现在，只一个问题，便让我们陷入了尴尬，原来，我们关于祖先最初文明历史的自豪是建立在一些古代文献上的，而这些文献记载的大多只是推测，而非信史。于是，从大地深处挖掘出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历史源头的工作，就成了一项极重要的使命。
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成立。苏秉琦任考古研究室主任，聘请郑振铎、裴文中、夏鼐、林耀华、郭宝钧为兼任教授。同年，北京大学与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联合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之后三年间共举办了四期，先后参加培训的346名学员日后大多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骨干。
热爱大地的智者邹衡传第二章初恋田野1952年夏天，在老一辈考古学家郑振铎、王冶秋、夏鼐、裴文中等的倡议和支持下，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共同举办的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开班了。这是一个极高规格的训练班，由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中国猿人发现者裴文中先生担任班主任，各省市选调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干部来京学习。从训练班授课教师的阵容看，真是非常强大，无不是闻名中外的学者和专家，有郑振铎、梁思永、莫宗江、夏鼐、唐兰、陈万里、徐邦达、向达、张政烺、闫文儒、苏秉琦、郭宝钧等，当时已七十余高龄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也给训练班的学员们主讲石鼓文。当时较年轻的先生宿白、安志敏、钟少林、陈公柔等除课堂授课外，还担任田野实习辅导。这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被称为考古的“黄埔一期”，而邹衡跟谢辰生、罗哲文、石兴邦、吕遵谔、纪秋晖等人都是这个班的学生。
田野考古一直是考古专业的一项重要的教学环节。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田野考古实习一般是配合基本建设安排的，也就是哪里进行基本建设挖到了东西，就通知考古研究者去发掘。当时，田野考古刚刚起步，许多地方都不完善。考古人员更多地需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虽然有名师的指导，但邹衡自知，自己入行时间不长，比起已经有一定实践经历的考古培训班的同学们，在经验上显然不足。所以，邹衡在田野考古活动中极其努力，他一反许多考古队员渴望立刻挖到有价值文物的心态，反倒从片瓦片陶做起，耐心地培养自己摸陶片、拼文物的基本功。
邹衡的导师郭宝钧先生不仅在考古专业知识上积极引领学生，更重要的是他把学生引到了考古现场，让邹衡这个来自湖南乡村在农田里辛苦劳作过的小青年再一次近距离地亲密接触土地，所不同的是，这一次，邹衡不再是在地面耕耘，而是深入到地下世界，不再是收获稻米，而是收获中国被埋在地下的、令人向往的神奇的历史！小荷才露尖尖角，邹衡就和中国最有名的两大考古发现——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联系在了一起——大地喜欢热爱它的人，才刚进入考古学系，大地的神奇之门就为邹衡打开了。
乍一看，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这两个名字很容易混淆，以为它们是指同一种文化。但实际上，它们却是两个不同时代文化的代表。这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代表，跟邹衡钟情一生的夏商周考古研究血脉相连。本章讲述的，就是邹衡考古的处子秀——二里岗文化。
二里岗文化即郑州商城文化，它是早商文化的代表。1950年发现，1951年开始发掘，其青铜器文化十分发达。1950年的秋天，酷爱考古的郑州市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维周到郑州城南二里岗一带察看，发现了一些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韩维周老师意识到这些前所未见的东西非同寻常，立刻把它们拿到文物部门进行鉴定，结果，这些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被确定为商代遗物——这些不起眼的陶片和石器无意中撩开了一座商朝王都的神秘面纱，立刻引起了考古专家的注意。
1952年秋天，经过3个多月的培训后，训练班全体师生分批到郑州、洛阳两地进行实习。其中，郑州实习分队就以二里岗遗址为重点进行了试探性的发掘。自此以后，郑州商代遗址考古发掘缓缓拉开了序幕。这次考古是由邹衡的两位老师郭宝钧和夏鼐负责的，作为学生，邹衡当时的主要工作，当然就是趴在地上，默默地挖掘。
来二里岗之前，对于安阳殷墟发掘的石器、玉器、陶器、青铜器及甲骨文，邹衡都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目的是为自己将要进行的二里岗挖掘工作奠定基础。商朝在殷建都255年，这座都城经历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共8代12位国王的统治，成为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此后商被周所灭，最后遗留下殷墟，作为商王朝进入鼎盛时期的见证。1950年，殷墟的再次发掘，就是由邹衡先生的老师，郭宝钧老先生主持的，这次考古所发掘的武官村大墓，更是轰动一时。令邹衡感到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及时选择考古专业，没有能成为郭宝钧先生的助手，从而和挖掘殷墟失之交臂。因此对于安阳殷墟所挖掘出来的文物，物无巨细，邹衡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接下来的二里岗挖掘工作做铺垫。
二里岗，是无数新学员的起点，更是邹衡渴望已久的考古开端，这次，他绝对不能错过。
1952年的深秋，金秋的热烈气氛已然消失，河南临近冬天的天气令人感到森冷。稀少的植被、干燥的土地、平原上狂野的风，使寒冷一直在大地上肆虐。尽管寒冷刺骨，但所有考古队员兴奋的心情就像燃烧的烈火，让整个郑州郊外都洋溢着青春的热情。来自北京和华东五省一市的考古精英相聚郑州，这让本来冬天一直待在北大温暖的图书馆中的邹衡，充满了有朋自远方来的狂喜。
郑州城南，踏上这自己并不熟悉的北中国土地，邹衡心中充满着无限的向往和喜悦。读了三年历史系，才刚进入考古学系不久，纸上谈兵不过短短几月，居然就有了实践机会，真是幸运呀。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现在是机会了！尽管在心里，已经无数次描绘过夏商王朝，但那只是根据史书进行的联想，而现在终于可以面对事实了。这个尘封已久的地下世界，应当是何等的美丽啊，也许就像童话中那个美好的未知世界吧？！
邹衡向来讷于言而敏于行，以前学习司法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耿直习惯，而湖南人的倔强又让他不会轻易相信他人，他认为只有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才能得出结论。在他看来，在没有充足的考古材料的前提下，武断地将二里岗视为商代文化的延续，是商代文化的支线，这样下结论是不妥当的。只有充分的实物才能证明和揭示出神奇的地下世界的隐秘，去印证历史记载的真伪。
邹衡站在二里岗上，这是块陌生的土地，虽然才短短几天，但他已经交了不少的好朋友。在他的身旁，有同样年轻的安志敏、魏金槐等人，跟他一样，手持洛阳铲，心里充满着豪情壮志。
放眼四望，这块可能曾经是中国古老历史中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城市所在的土地，经过三千多年的沧海桑田，现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村落而已，在枯黄结实的土地上，怎么也看不出埋藏着珍贵文物的样子。
一阵冷风吹来，大地上稀疏的黄草因为人们的踩踏而变得更为憔悴，几株灌木也因为冷风如刀而变得完全光秃秃了。但是急于从地下得到证明的年轻人血气方刚，根本顾不得天气的严酷和大地的荒凉。
捏着洛阳铲柄上接长的白蜡杆，邹衡轻轻地用铲尖探着地面的柔软之处，思考着如何往下戳可以既不损伤埋在地下的珍贵文物，又能顺利地将泥土带出。他缓缓地旋转着，铲头慢慢钻入地面，不一会儿，铲已经探入了十多厘米，他兴奋地将铲子拔出来，哦，带出来的，是泥土。
可千万别小看这泥土，通过对铲头带出的土壤的结构、颜色和包含物的辨别，可以判断出其土质以及地下有无古墓等情况。第一铲，泥土中夹带着少数陶屑，仔细辨别，这似乎是泥质灰陶的细屑，大家不禁振奋起来——有灰陶细屑，说明这里起码跟商代有点关系。洛阳铲插入的范围逐渐在扩大，但插入的速度却没有明显加快，因为大家怕一不小心，会让珍贵的文物因为自己的探试而碎裂。随着带上来的泥土越来越多，从土层构造上，大家已经可以判断，这里确实跟殷墟的土层构造相似。
但是，考古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铲子下去就会有珍贵的文物出来，然后大家皆大欢喜。事实上，邹衡他们持洛阳铲挖掘，只是初步确定考古挖掘的范围和地层深度，离正式挖掘还有很长的过程呢。最初的十几天，邹衡他们就是反复用洛阳铲在不同的地面打孔，然后确定大致的挖掘范围。这个工作非常枯燥，但让大家激动的是，通过洛阳铲确定的挖掘范围似乎预示着这个遗迹是几代商文化的积压，换言之，这是分层次的、规模较大的商代遗迹，可能会有商代的大墓，甚至会有商代的城市痕迹存在。
在已经确定的范围内，邹衡和同事们耐心地铲着，轻轻地挖掘着。如稍不谨慎，力度过大，就很可能破坏一件珍藏在地下的陶器或者玉器，甚至破坏遗迹的整体外形。所以，必须耐心、细心、小心！作为一个田野考古者，必须能坐得冷板凳，能按捺住焦躁和失望的情绪，一点点地挖掘，这是优秀考古工作者必不可少的素质。而且邹衡完全具备这样的素质——在他以后漫长的50年考古生涯中，他始终能够耐得住寂寞，在一个地方蹲点十几年，皓首穷经，呕心沥血，无怨无悔。
邹衡参与的是二里岗文化的第一期挖掘，考古队拥有的挖掘设备非常简陋，供存放挖掘出来的文物的设施也非常简陋，他们全凭着考古队员的满腔热情和对考古事业的狂热，把所有的精神都凝聚于大地，勤勤恳恳地工作着。邹衡等后生晚辈承担了所有枯燥、繁重的基础事务性工作，比如清理陶片、标注文物挖掘顺序、拼合已经四分五裂的陶器、玉器，等等。
邹衡在来郑州之前一直只是纸上谈兵，缺乏考古的实践，向达老师提醒他必须注意提高实践能力。到郑州后，邹衡很珍惜这个实践的机会。在当时一起参加考古的年轻人中，邹衡属于口才不拔尖，以前实践机会也很缺乏，基础比较弱的一个。但他不怕，勤能补拙嘛，他暗下决心，把二里岗当成自己的练兵场，争取后来居上。邹衡一边挖掘，一边注意观摩老师们的做法。他看到导师裴文中先生细致地拼接着动物的遗骸，并且将它们分类，然后通过对这些动物死亡原因的推测进一步来推断动物生前发生的事情，邹衡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完全可以移花接木，运用到对陶片的分类和分析上来。于是，他花了许多的时间在摸陶片、拼陶器上——向达老师说得好，莫看这是小事，可是有时候地下世界的大秘密就埋藏在这黑乎乎不起眼的小小陶片或者青铜碎片中呢。
于是，邹衡奉行多做少说的原则，一边挖掘，一边仔细地作着笔记。他对挖掘出来的陶器和玉器进行归类，并对碎片进行粘合，当许许多多的陶器碎片被小心翼翼地复原成为陶缸、陶罐时，那种兴奋和成就感顿时让邹衡觉得这许多天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而且这个摸陶片、拼陶器的活儿一开始做起来确实枯燥乏味，可是做着做着，便慢慢有了手感，拼接工作就比他初到二里岗时熟练多了，邹衡对摸陶、拼陶的兴趣也更浓了。同时，他还迷上了给陶器排队伍的工作。
在旁人看起来，摸陶、拼陶、排队，这工作实在太不起眼了太枯燥无味了。谁不想抢先发现大件呢？这么小的东西怎么拼呢？有些甚至已经碎为成百上千块了，哪里还能拼接得起来嘛。
可邹衡却愣是有这个耐心，别人休息聊天时，他就默默地摸着、拼着，就在日积月累的细心拼合中，他对陶器的鉴定技能有了长足的进步。他的老师们都认为，在北大考古系的年轻教员中，这摸陶拼陶的本领，邹衡是绝对过关的。而且，这个技能在他以后漫长的考古生涯中，总能为他带来意外的收获。
1953年，考古工作者再次到二里岗进行发掘。此次发掘使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时代比殷墟更早、范围也更大的遗址；从出土的釉陶、白陶和刻字骨片等判断，这不是一般的小村落，而是一个大城市。
越来越多的陶器碎片出现了，甚至较完整的陶器和青铜器也出现了。仔细地观察辨别着眼前的粗砂陶缸、夹砂厚胎缸、鬲、斝、盆、瓮，反复地琢磨圈兽面纹青铜器、连珠纹青铜、牛首尊青铜器的制造艺术，一遍遍地在心中回忆挖掘出来的玉器和石器的纹样和器形，邹衡思考着，这个商代遗迹，跟安阳殷墟有什么联系和不同呢？整整一年的挖掘，近一年的思考，他越来越觉得，二里岗遗迹不是安阳殷墟文化的遗脉，而是一个比安阳殷墟更早的遗迹！
要知道，在考古学上，要下这样一个结论，许多考古专家穷其一生，都没能做到呢。这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要能够进行广泛论证，同时，还要得到考古学界大多数人的认可。而邹衡，当时不过25岁，一个后生小子居然有了跟自己老师们截然不同的想法，并且想把这个观点公之于众——这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证据和说服力。
邹衡把二里岗出土的陶器与青铜器，与安阳殷墟的陶器与青铜器作了一个对比。区别陶器与青铜器，对于邹衡来说，这是考古常识问题，但是将比较结果公之于世，推翻大家认为二里岗只是殷墟文明的延续的观点，却需要莫大的勇气。所以，邹衡首先需要的，就是周密的推断证据。
首先，殷墟和二里岗的陶器不同。
在邹衡的记忆中，从殷墟发掘出来的商代中期的陶器，其质地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最多，约占同期陶器总数的90%以上，另外还有一些夹砂粗红陶、泥质黑皮陶、泥质红陶，白陶的数量占陶器总量的比例仍很小，但较商代早期有所增加。而且陶纹复杂多样，有饕餮纹、夔纹、方格纹、人字纹、花瓣纹、云雷纹、涡漩纹、曲折纹、连环纹、乳钉纹、蝌蚪纹、圆圈纹、火焰纹等。其中，以饕餮纹组成的带条最多，一般是三组饕餮纹构成一个带条。同时，从殷墟发掘出来的陶器种类繁多，按其功能或用途的不同，大体上可分为酒器、炊食器和盛贮器。其中，酒器有觚、爵、斝、尊、卣、罍、觯等；炊食器有鬲、甑、豆、簋、鼎、盘、盂、罐等；盛贮器有壶、瓿、盆、瓮等。
然而，在二里岗，那些被邹衡他们一一复原挖掘出来的陶器，其质地明显与在殷墟发掘出来的商代中期的陶器不同。首先，带上来的碎屑，基本上都是泥质灰陶，夹砂灰陶的数量不多，至于其他质地陶屑，则没有看见，即使有见到的，也是比较粗糙的红陶，无论是质地还是做工，都无法跟殷墟的陶器相比。其次，从已经挖到的陶器来看，花纹的类型不多，以绳纹为主。而在当时已知的挖掘中，陶器的分类也仅仅是缸、鬲、斝、盆、瓮而已。相比殷墟，无论是在种类，还是在制造工艺和形式花纹上，都要单调得多。
如果说二里岗是殷墟文化的延续，从二里岗一、二期发掘的情况来看，这是个极具规模的文化遗迹，所以它的陶器工艺，起码应当是殷墟的延伸，无论是在种类还是在形式上，都不应当比殷墟落后。但从二里岗出土的陶器，其实远远落后于殷墟的陶器，所以，极可能是二里岗的制作工艺更早、更不成熟，所以相比安阳殷墟的制陶技艺才会显得更简陋。
其次，殷墟和二里岗的青铜器有更大的区别。
二里岗上层的青铜器，例如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罍则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青铜器中所见到的动物因素随着青铜器表面纹饰的增加而更加丰富。二里岗文化所出的铜器大都在腰腹部饰一圈兽面纹和一圈连珠纹，而后来的考古证明，在纹饰方面，这一兽面纹饰已经成为区分二里岗文化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重要因素。同时，在二里岗的青铜器中还出现了像牛首尊这样把牛首形象作为装饰的器物。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局部模仿动物形象的器物，如向阳回族食品厂H1出土的扁足圆鼎的三足即被制作成“夔”的形象口衔鼎盆。
到殷墟文化时期，动物因素在青铜器上面的体现达到了鼎盛，从器型到器表纹饰，均包含了大量的动物因素。动物的种类也由二里岗文化时期简单的兽面纹饰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更加写实。比如武官北地M1004出土的方鼎以鹿的形象作为主纹，形态逼真。此外，鸟纹、夔纹、蝉纹也大量出现。在二里岗时期便已出现的兽首装饰此时更加普遍，而且动物种类繁多，造型丰富多样。从青铜器器型上看，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鸮尊和铜觥，以及同为商代晚期的犀尊、豕尊和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双象尊等均是商代晚期动物因素在器型上的完美体现，它们造型别致，构思精巧，形象逼真，是动物因素在青铜器上面最具特点的部分。
除此之外，雕像的工艺、玉器的制造、石器的磨制，还有在来出土的青铜、陶器作坊的整个制造过程，都让邹衡感到二里岗的遗迹比之安阳殷墟遗迹，体现的生产力水平更落后，换言之，就是二里岗的遗迹，其先民活动的时间要比安阳殷墟早，至于早多少年，这块地方究竟是属于什么时代、什么帝王的活动中心，则有待考证 [1] 。
但是，就在邹衡期待挖掘行动进一步深入，以找到更多的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时，他却又被突然调往洛阳附近挖掘古墓。这使邹衡感到非常诧异，二里岗的再度挖掘已经有了许多收获，自己却中途被调，让他感到有些委屈和不解。不过，他还是遵命去洛阳认真主持古墓的发掘。洛阳古墓在今天是当地的一个著名的旅游招牌，其古墓从西周一直到宋元时期的，都有，可以说是洛阳作为六朝古都的见证之一。
当邹衡主持这些古墓的发掘时，他发现有许多古墓已经被盗，许多珍贵的文物遗失了，这让他更加认识到田野考古的重要性，因为那不仅仅是一个论证中华文明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保存中华文化的工作。而古墓被盗，珍贵文化大量流失，也让邹衡感到痛心莫名。因此，在他以后的考古生涯中，保护古代文物，跟盗墓罪犯作坚决的斗争也成了邹衡的一项使命。在洛阳期间，邹衡的收获很大，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参加东周王城的挖掘，后来，他们又在洛阳火车站西南发现了汉河南县城。
但是，对热衷于夏商周考古的邹衡来说，在洛阳，无论是挖掘出来的古墓，或者是古墓中的各种珍贵葬器，都不能跟他心目中的二里岗相比。
湖南人的蛮劲让他不会轻易放弃，虽然身不在二里岗，但他却随时注意着二里岗发掘的动态，同时不断收集二里岗遗迹的资料。
二里岗的每一寸发掘过的土地都深深印在邹衡的脑海中，令他魂牵梦萦，有时候连做梦他都会觉得自己是在摸陶拼陶，梦见自己在挖掘工地上，和安金槐在一起，一边挖掘一边争论。虽然，在他的手下洛阳的古墓在一座座打开，但是脑海中的夏商周文化探索却令他更向往二里岗，向往中原的边缘，那许多古代典籍所记载的三代古城所在地。在洛阳的半年，邹衡发现，自己离开夏商周研究，已经到了食不甘味的地步，他知道，自己的目标已经无法更改，也不必更改，在洛阳的这半年只是令他更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罢了。
虽然，二里岗的发掘工作已经完全交给了其他考古学家，但是邹衡不能忘情于二里岗。1952—1955年，他一直在关注二里岗——在田野实践考古中，他收集了大量的事实资料；离开后的两年中，他收集到了不少关于二里岗考古的最新信息。并且，通过这两年多来的再学习，他获得了关于夏商周考古的更多的知识和技能。终于，此时，对于自己的考古论题，他有了底气，他完成了自己的研究生论文：《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
在他这第一篇完整的上规模的学术论文中，踌躇满志又充满青年意气的邹衡提出了自己关于二里岗考古的观点：二里岗是一个早于殷墟的商代文明，中国可考证的历史，因为二里岗，应当再往前推六七百年。在文中，邹衡甚至明确地提出了早商文化和先商文化的概念。邹衡相信，这个结论的分量，是对中国历史的重新修订。
但是，在论文提交之初，似乎并没有引起导师们的重视。但邹衡不是个轻易放弃或者认输的人，他以更大的热情、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二里岗的研究之中。
[1] 参见1955年邹衡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