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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派人动员滞留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回内地参加新中国建设。丁聪和张瑞芳等满怀欣喜，急切地从香港坐船到天津塘沽，又不顾舟车劳顿，立马辗转至北京。他们刚到北京，还没在下榻的饭店安顿好，周恩来同志就来看望大家了。大家对周恩来的来访兴奋不已，整整谈了一个下午，周恩来还专门为他们介绍了三大战役的情形。在接见中，周恩来很随和地问丁聪关于建都在哪个城市好的问题，丁聪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果建都南京，倒是离我家近；可是北京气魄大，建都在北京好！”心情愉快的丁聪在周恩来面前一点也不拘束。

到北京后，丁聪忙碌起来，他出席了中华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又一次近距离地听到了周恩来同志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恩来号召广大青年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为新中国多作贡献，并特别指出，期待丁聪、叶浅予等漫画家们能继续画出好作品。当时，丁聪住在总东布胡同的文联驻地，为了迎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他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看着陆续从解放区和国统区运来的画家同行们的作品在北京顺利会师，丁聪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拿出自己从香港带回的《现实图》和当年的《阿Q正传》木刻插图的复印稿，与其余的作品一起放在展览厅中展出。1949年7月，文代会顺利召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亲临大会，让大家异常激动。当毛主席说：“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是人民的艺术家……”的时候，大家的眼眶湿润了。丁聪还为这次大会特别设计了一本32开、红色封面、印有毛主席与鲁迅先生侧面头像的纪念册。

文代会还没结束，丁聪便又马不停蹄地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这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当时的中国刚刚解放，共和国还没有正式成立，国名也还没有定下来，所以护照等相关事宜自然是无法到位的。丁聪等人就用了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护照，由叶剑英签发。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全世界再也找不出第二批同样的了。从当时那份“中华民国护照”中可以看出，33岁的丁聪看起来十分斯文，甚至有几分女子的清秀，这或许和他的家庭出生以及艺术熏陶有关吧。

丁聪此次远赴匈牙利其实有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异国他乡，他只身一人需要做一次介绍我国青年革命成长历程的展览。手足无措的丁聪找到了代表团团长肖华。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没有自己的国旗，在肖华的鼓励和帮助下，展览会开幕的那天，中国的会场里高扬着八一军旗和红旗。他们顺利地完成了这场展览，向全世界介绍了新中国。

回国途中，路经苏联。10月1日，正在参观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团，从莫斯科筹备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戈宝权处得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小丁喜不自禁，未来是值得期待的。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从匈牙利回到北京，听从组织安排，丁聪被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团中央副书记兼全国青联主席的廖承志安排去筹办《人民画报》——新中国出版的第一本面向世界的综合性摄影画报。丁聪的职务是管理具体业务的编辑部主任，他积极参与筹建和编辑业务。1950年6月，毛泽东主席为《人民画报》题写刊名。1950年7月20日，印刷精美、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全国性大型画报《人民画报》正式创刊，刊印总数为4万份，成为建国之初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时至今日，历经风风雨雨的《人民画报》从未中断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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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聪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建设和宣传工作中去。他的能力与付出也为他在新中国的文化领域带来了许多政治上的荣誉。丁聪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中国美协理事兼漫画组副组长（组长是著名美术活动家、漫画家华君武），还是全国青联常委兼副秘书长。丁聪在筹备《人民画报》的同时，还利用自己的美术编辑专长，组织了1950年的“五四青年运动史料展览会”、1953年的“反对美帝国细菌战展览”。1951年，他随廖承志任团长的代表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3年，参加以胡耀邦为团长的在罗马尼亚举办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

无论工作多么忙碌，丁聪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艺术，他从日常事务中想方设法地挤出时间进行创作。他很清楚，随着时代的变迁，他需要把矛头直指黑暗腐朽旧制度的作品风格转化到为党、为国家服务上来。

在抗美援朝时期，丁聪创作了一批政治漫画，如《法西斯行径》、《美帝的企图》等，欣赏性和表现性都极强，对美帝国的丑行进行了极大的揭露，很多作品甚至被作为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使抗美援朝的国策深入人心，人民的斗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其中，1950年创作的一幅《美国文化》以飘逸流畅的线条刻画了美国当权者一面阴谋发动战争，一面又借助宗教的面孔强行利用文化灌输战争意识，以达到其文化浸透的目的。

然而，这些珍贵画作的原稿及其印刷品曾一度销声匿迹。后来，经过著名作家、记者李辉同志的努力搜寻，终于找到了1950年的《新观察》杂志，丁聪当年的部分作品才得以重见天日。这其中的大部分作品，矛头是直指当时的美帝国主义的。历经半个多世纪，当我们再次翻阅这些漫画作品时，看到的依然会是很现实的东西，恍如历史再现。当然，它讽刺的对象并不是特定种群，而是所有人性中的卑劣、阴暗。对战争的挖苦，对华尔街高层的批判，对金融危机的反省，对美国穷苦人民的同情在纸上犀利地呈现出来，直刺读者的视觉中枢。

比如，《新年的礼物》着实让人期待——1956年的圣诞节，美国各界的战争分子聚集在从天而降的新年蛋边。演讲者酝酿好了吹捧的唾沫；记者先生捏紧了纸笔，准备发头条；金融巨头和军士一个半蹲，一个干脆双膝下跪，虔诚地向上帝祈祷。他们希望从中蹦出的是他们的利益。当一只白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啦啦”一声从蛋壳中展翅掠出的时候，把四围的等待者吓得或俯或仰，丑态百出——和平的冲击力将丑恶的许愿击得粉碎。

恶毒的后母送到小木屋的苹果只能骗骗单纯的白雪公主，眼睛雪亮的小矮人早已识破其中的轨迹。“艾森豪威尔主义”奉行者来到中东的大街上《送苹果》，企图蒙骗阿拉伯兄弟。对中东弱国的欺凌，时隔50年，布什政府的行径如出一辙，后母的良心依旧是黑色的。

《“乐园”的悲剧》则昭然揭示了美国的贫富悬殊。华尔街高层即便是在震荡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也可以头戴星条旗帽子，口里夹着大雪茄，袋里塞满美钞，腰上别着进口表和手枪，转而将经济危机的炸药蛋塞到已被束缚得无法动弹的贫民的嘴里，就是这样的高层还赤裸裸地享受着政府的接济。

当时，美国在战场上似乎还在逞威风，但事实上它已经外强中干了。《母鸡孵蛋》、《肥了大炮，瘦了人民》等都用诙谐的形式将美国政府不顾时局与百姓的肚子反而一心一意想要打赢战争的愚蠢与执拗讥讽得淋漓尽致。

《如此美国兵》则刻画了美国大兵醉醺醺的丑态和恃强凌弱的可耻嘴脸。他们向朝鲜大地上投放细菌和炸药，最终却以快感的代价遗弃了军人的尊严。没有灵魂的军人和冰冷的兵器没有差别。

如此逼真的记录，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想象，而是丁聪在炮火纷飞的朝鲜半岛上冒着生命危险，用漫画的形式记录下来的真实情况。艺术工作者的执著和认真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MIyi3Vkw69e76RWh37fVyz2RZNeUNY/42n5sqnrQ06eoCL6p4q2uF6S1lImcoq2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