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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美好时刻。全中国沉浸在一片喜悦当中，丁聪也和他的同胞们一样，为这一天的到来欢欣鼓舞。自1937年离沪至今，已整整八年，在那些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丁聪深刻体会到了何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想家了，迫切地希望回上海去看望自己的亲人。

1945年3月，丁聪受聘于美军驻昆明的空军基地，创作宣传画，其实是把从日本内部获取情报资料改头换面画成图画，然后借日本人的名义投放到日军队伍中鼓励反战，同时也借此鼓舞沦陷区老百姓的抗战决心。但因为保密的原因，所以印刷的宣传画不能随身带离基地。丁聪满心只以为是为抗战出一份力，没有思考太多便积极参加了。半年后，抗战胜利了，丁聪不顾对方的挽留，毅然辞去了这份高薪的工作。不久，丁聪回到了魂牵梦绕的上海。但这段为美军空间基地工作的历史，后来却成了一段说不清的公案。

还是在原来法租界的那幢三层楼房，丁聪与他的父母和弟妹终于团聚了。父亲丁悚先生已年近花甲，这些年，他和妻子领着一群儿女，仍以画广告养家糊口。因为从事自由职业，所以在沦陷时期并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直接迫害，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丁聪的归来，使整个家重又恢复了生气。

回到家的丁聪开始接待陆陆续续来访的客人，如叶浅予、张光宇等，这些志同道合之士又开始聚集在一起，他们商讨将漫画家协会在上海继续开办下去，还打算在上海成立“美术家协会”，整日忙忙碌碌，倒也不亦乐乎。丁聪回上海不久，便去了由剧作家柯灵、作家唐弢主编的《周报》任职，《周报》一周一本，半页十六开，封面上印有“周报”二字，下面一角四分之一是一张漫画。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角落的主人是丰子恺，丁聪任职后，这一角便成了他以画作戈的战场。在这里，他开始了“丁聪与柯灵文与漫画”在版面上遥相呼应的共同战斗：柯灵发表《昆明学潮》，揭露当局政府伪善的面目，丁聪就绘制《“良民”塑像》给予积极配合，所谓良民的标准就是顺从政府的“金玉良言”。即使你不听话，政府也会想方设法改造你，比如眼睛给你带上副墨镜，嘴巴给你上个大锁，耳朵给你塞上把钞票，脑瓜里给你灌入“检查”的恐吓条，于是你就变成了言听计从唯唯诺诺的“良民”；柯灵发表《保卫家园》，丁聪以一幅漫画《彻底的监管制》及时与读者见面……

其实，当时发表丁聪漫画的刊物，除了《周报》，还有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郑振铎主编的《民主》，著名历史学家黎澍主编的《文萃》，以及由中国共产党直接出面主办的《群众》。丁聪的这些漫画作品，淋漓尽致地剥下了蒋家王朝的伪装。当时报纸上都是反对内战的声音了，尽管国民党已经撕破脸了，气势汹汹，但民众已经不愿再做“良民”，民主人士前去南京请愿反内战，游行队伍最前面的大旗上，以及满街的招贴漫画，都是丁聪在刊物上发表的漫画的放大版——

《鸡尾酒与闭门羹》：工厂被查封，工人失业，他们只得扛起残存的木桩另谋出路，而那帮“得胜回朝”的老爷却正顺着木桩步步高升，举杯痛饮……

《公仆》：有权有势的新贵带着太太在街头巡视，胯下的小汽车，压在骨瘦如柴的贫民背上，四肢着地、缓缓爬行……

众所周知，当时的上海是块宝地，抗战时期，日军肆虐，他们掠夺而来的，以及从远洋运来的很多物资都囤积在上海。国民党政府觊觎胜利果实，派遣了很多“接收”大员赶赴上海办理“公务”——抢先占有厂房等财产，那丑态足以贻笑大方。针对这样的怪现状，小丁画了《上海即景》、《东方夜谈里的神毯》、《“五子”登科图》、《四海无闲田》等漫画，讽刺这群可笑之人，也将其丑态赤裸裸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形象而生动。

《上海即景》中只见天上飞来的、地下钻出来的“接收大员”无处不在，他们手持“尚方宝剑”——政府封条，见到有油水可揩的人儿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捋袖子，撩衣领，似乎在人肉里淘金。

《东方夜谈里的神毯》则以对比的手法强烈地折射出“接收大员”们的大发横财之相。换言之，丁聪以现代人的笔触巧妙再现了杜甫笔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景。即将入土的瘦骨伶仃的穷人身上只盖着一张破席子，而“大员”们功勋“赫赫”，且从肥差中克扣了不少银饷。于是地毯也可以用票子铺就，纸醉金迷的舞宴就此拉开序幕。

《“五子”登科图》，光看画题，似乎像幅年画，但却是丁聪众多揭露官场腐败的画作中极有代表性的一幅。画中油肠肥体的大员官运亨通，“接收大员”的委任状到了手，于是乎，面子、女子、票子、车子、房子随之接踵而来。“大员”们名为接受敌产，实则中饱私囊的画外之音不言而喻。

在《四海无闲田》中，一位脑满肠肥的长官，身上长出了许多只手，“公粮”、“军粮”、“壮丁训练费”、“供应费”、“乡镇经费”，一张张条子伸向了勒紧腰带的贫苦庄稼汉……

丁聪的漫画在当时的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重视，被勒令“停刊”——在《周报》最后一期的封面上，丁聪发表了《“我”的言论自由》：在麦克风后面，站着一位大肆叫嚣的政府要员，他的一只手用力紧握话筒支架，另一只手，却正往身后形容枯槁、老泪纵横的百姓嘴上贴封条……此时的丁聪明知自己已被列入反动当局的黑名单，却依然敢怒敢言，继续以他的漫画为武器向反动势力宣战，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这一时期，也是丁聪漫画的丰收期，确立了他在中国漫画史上不可抹杀、不可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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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社会上所出现的各种怪现状同样引起了很多文艺界人士的关注，比如，陈白尘先生在重庆写了《升官图》。1946年春，在上海光华大戏院，著名导演黄佐临将陈白尘新创作的这三幕讽刺喜剧搬上了舞台。他邀请丁聪用漫画的手法设计舞台布景和人物造型，要求是越夸张越好。在舞台设计和人物的造型方面丁聪有过成功的创造，相信这次与上海剧艺社的合作又将是一次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精彩合作。丁聪欣然领命。

当《升官图》公演时，观众首先看到整个舞台的台框是当中挖空的纸币；台上的柱子是金条；唯一的景片是放大了的、铸有“太平通宝”字样的铜钱，中间的方孔连接了内外室的屋门，而唯一的小门竟是保险箱的模样！这简直不再是什么县长老爷的官邸、省长大人的行辕，根本就是一群贪官横征暴敛、敲诈勒索、营私舞弊、囤积居奇的交易场。

更为夸张的是人物造型——丁聪让剧中的所有人物都穿上了军阀的服装，特别是省长大人出场时，光头上戴着一顶将军帽，后面的璎珞是一根竖插的鸡毛掸子，身上围着小孩子穿的红肚兜，十分滑稽。演出时，只见丑态百出的大小官吏往来穿梭于这些铜钱眼中……

极具讽刺意味的装束与舞台设计让这个戏的视觉效果非常新颖、突出，如同一场新的《官场现形记》，一幅活灵活现的“群丑图”，让人直呼痛快，其演出效果自然十分轰动——剧场门口拥挤了四个月之久，创下了连演两百余场的记录。当然，这也使丁聪和黄佐临等成了反动当局关注的目标。

抗战胜利后，吴祖光也由四川返回上海，在重庆一别已多年未见的好友又重逢了。回沪后，吴祖光在《新民晚报》的副刊《夜光杯》谋到了一个编辑的职位，而此时的丁聪并没有固定的职业。两个好朋友常常见面，在一次倾心的交谈中，吴祖光提出办刊物的想法，有同样想法的丁聪随声附和，两人一拍即合，当即商定了合办刊物的事宜。《清明》杂志在此背景下于1946年5月初正式创刊。丁聪负责绘画，吴祖光负责文字，真正来了个“图文并茂”。他们的举动得到了文化圈内人士的大力支持，还未发行，就已收到郭沫若的《关于李岩》、夏衍的《送鹿地荣归》、邓初民的《论民主思想》和戈宝权、冯亦代等人的译文。

在吴祖光撰写的《清明》题记中，他这样写道：“……这一个春天，江南苦雨。苦雨象征着人民的苦难。我们在苦难中憧憬来日的光明和幸福，为我们的刊物题名叫做《清明》。”在创刊号上，丁聪与吴祖光将陈白尘先生曾在成都发表过的剧本《升官图》重印了一次，让它与更多的观众见了面。《清明》显然成了文化界人士的一块新的阵地，从抗战八年走来的龚之方、凤子、叶浅予等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但好景不长，《清明》只出了四期，就被国民党审查机关以“未经登记许可”的理由强迫查禁了。看着心血付诸东流，悲愤的吴祖光提笔写下告别词：“这年月不是一个好人能活下去的岁月，这地方也不是一个好人能活下去的地方。这样我们还苦苦维持这一份《清明》的刊物，原是属于不可能的事情。”

3

1947年4月，原在桂林出版，几经周折，终于被批准在上海复刊的《人世间》终于到了丁聪手上。这本综合性月刊内容丰富，有小说、杂文、诗歌、特写、剧作等。丁聪在主编凤子的邀请下，出面负责美术设计和文章的插图。作家叶以群担任经理，编委冯亦代包办了印刷广告之类的杂务工作。

在《人世间》第五期的扉页上，是一幅丁聪画的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的素描，着重展现了闻一多铁骨铮铮的风貌和他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结合素描，还有一组纪念这位惨遭杀害的爱国志士的“周年祭”文章，其中，郭沫若这样写道：

中国也快要天亮了，普天四海将要看见无数金的、石的、石膏的、木的闻一多。

你是一粒健全的种子，随着中国的天亮，随着太阳光的照射，普天四海而且万年永劫，将有无数无数活的闻一多。

由一而多，你的名字和你自己一样便代表了真理。

我现在不是纪念你的死，而是庆祝你的生。

闻一多先生万岁！

八年抗战使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而国民党即将发动的内战又将人民扔进水深火热之中。看到这样的情景，丁聪拿起手中的画笔，也对国民党的腐败予以辛辣的讽刺。比如，《如此救济》一图以80%的篇幅画了一个牛鬼模样的大胖子，只见他的背上扛满了“善后总署”颁发的救济面粉，纵然肥硕的身躯已经快要支撑不住背上的重量，但是他却仍然用恐吓的眼神勒令攥着瘪瘪袋子的瘦骨伶仃的贫民离得远一点。灾民已经几成骷髅，靠吃草充饥，却还得供养所谓的慈善大使。

丁聪1946年创作的组画《送旧迎新·十二月花名》在《联合晚报》上发表，由马凡陀（袁水拍）配诗，以一年中每月的一件事为内容，详尽地记录了当时的真实状况，以揭露反动政府假和平真内战、大搞法西斯专政、查封进步刊物的罪恶行径。“正月茶花朵朵开，政治协商开大会，和平停战从开始，民主自由人人爱”；“二月李花喷喷香，物价好像飞样涨，买办官僚横财发，只有百姓顶遭殃”；“三月牡丹香风送，和平条文一梦中，文戏武剧把民主打，刚出娘胎就送终”；“四月杏花花正好，调人赶快来吊孝，劝架该把双方劝，如此劝架一团糟”……图文并茂的12幅漫画将国民党反动派的形象给予了形象的刻画，其中第三幅最令人叫绝：国民党躲在美帝国的背后，从他的胳肢窝里斜伸出一杆枪，枪口直指着站在美帝国面前的共产党，而身着燕尾服的美帝国一副法官的模样，主持着不公平的政策——究竟谁是内战的罪魁祸首？昭然若揭。

斗争越来越尖锐，在南京的民主人士诸如雷洁琼等也挨了打，国共谈判破裂。在撤离上海、返回延安之前，在被人们称为“周公馆”的马思南路17号中共驻沪办事处，周恩来特地约见了丁聪、沈同衡、张文元三位漫画家，叮嘱他们保护自己，保存实力，一旦共产党撤离，失去后盾的进步文化人士可能会遭到国民党的毒手。周恩来建议丁聪换换漫画的形式，改画社会漫画、连环画，要灵活机动，学着“钻空子”。

中共撤离上海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反共的步伐，上海陷入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在闻一多先生的画像出版之际，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对丁聪有所行动了。

这之前，中共让夏衍同志转告丁聪不要再用“小丁”这个名字了，于是他在“小”字底下加上一横，再加上两条腿，变成了“光”，又将“丁”字改成了“天”，便成了“光天”。但是，改名终究只是个形式问题，小丁的画在沪上的出镜率很高，一般都是出现在处在风口浪尖的活动上，比如李、闻二人的追悼会。小丁的画风在沪上已经成为一种标识，老百姓一看便知是他的作品，更不用说那帮经过训练的狡猾的特务分子。所以，改名实际上根本就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反有欲盖弥彰的反面效果。于是，丁聪又将名字改了回来。

原来对这一切满不在乎的丁聪，在得知郭沫若、茅盾等也必须暂避香港后，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明白了自己所处的境地之危险。他原本以为自己只是一个游离于外的“自由职业者”，到此方知自己原先是过于天真了，他真的需要与执政者来一番生死搏斗了。同志们和组织上非常为他担心，开始对他采取保护措施。

恰好此时小丁负责封面插图的舞台剧《人世间》正在演出，里面有一个女演员和他关系非常不错，于是该女演员便担当起了“保镖”的工作。每天上午11点钟，丁家会响起一个电话，每次都是丁聪一接起对方就挂掉，这表明丁聪安然无恙。如果电话没有被接起，那么按照约定，那女演员就要出去“活动活动”，开始找人。这样的镜头似乎更适宜出现在警匪片中，而不是发生在一位漫画家的身上，但这确实就是丁聪当时的真实生活状况。

1947年秋，上海文化界请宋庆龄出面举办了一次中秋游园会，组织电影、话剧、戏曲演员进行演出。这次活动的真实目的是为进步文化人士撤离上海筹集资金，丁聪公开露面，尽心竭力地做好联络工作。此举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不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地下党人叶以群、戈宝权通知丁聪迅速离沪赴港，并安排他陪同茅盾一路同行。 J14K5CQ3D7yq+PBUl9VA/F4JBct9s2dHxQXf96oJwbJy8k7+n8eP8eTMo0TCfP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