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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过，丁聪在龚之方的劝说下，与之一同逃往香港。在这艘载着他们奔往香港的“阿拉斯密”号上聚集了诸多艺术家。丁聪遇到了许多熟人，包括儿童影星陈娟娟、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等。背井离乡让丁聪无限感慨，他静下心来，凭栏远眺，看着蔚蓝色的大海，却不知自己的前途在何处，顿觉自己有如迷途羔羊，难免焦虑、彷徨。

可谓天无绝人之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丁聪竟在船上巧遇了前往香港的《良友》画报老板余汉生。余汉生告诉他，《良友》早已迁往香港，而原先的总编辑马国亮也已被派去香港继续筹备出版刊物，余汉生邀请丁聪继续为他工作。受到余汉生的热情邀约，丁聪的心终于感觉到了踏实。踏上异地后，他顺利找到了马国亮，重新回到《良友》，继续担任画报编辑职业，解决了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燃眉之急。离家时过于匆忙，如若不是这样的一番巧遇，丁聪真的不敢想象自己在香港的生活会怎么样。《良友》的封面在上海时和现在的时尚杂志并无两样，都是影星、美女，但抗战后，它在进步人士手中成了一本爱国刊物，封面上都是八路军将领。不难想象，这样一本颇有影响的刊物的封面在群众中流传，会带来怎样的宣传效应，起到怎样的思想熏染作用！

相对于上海而言，香港是一个更加自由的天地，因为它是个自由港，只要不触犯英国政府，任何活动都可以开展。学士台是一片建筑在山上的居住区，丁聪初到香港就在那里落脚。在香港，丁聪的朋友圈子得到了重建，有很多是原来在上海的旧识，还有不少到香港以后的新知，如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翻译家的冯亦代，在《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星座》做编辑的诗人戴望舒，还有另一份《星岛日报》的主编金仲华……大多都是文化人士。身处异乡，又都是进步人士，他们虽偶尔见面，但相谈甚欢，说的都是抗战形势、文艺创作、编辑工作等，十分投缘。

没过多久，叶浅予的到来打破了丁聪原本看似平淡的生活。在上海时，丁聪只敢远远地看着这位“叶家叔叔”，因为在小丁聪的眼里，爸爸的这位朋友实在太有才了，是个年轻轻就成名的大画家，他的《王先生》在上海是家喻户晓的。但如今共同的流亡生活却将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从此开始了患难与共的生活之路。

1938年，叶浅予特地从抗战的第一线武汉来到香港。他把从日本战俘那里收集到的一沓照片拿给丁聪看，那一幅幅血淋淋的场面激起了丁聪的满腔义愤。一壶清茶、几包香烟，伴着他们度过了那个不眠之夜。彻夜的交谈，叶浅予说出了此行的主要目的：请丁聪帮忙将那些照片编成漫画，配上文字说明。这就是著名的《日寇暴行实录》。在香港，没有国民政府的干涉，共产党的行动比较自如。丁聪欣然领命，在一幅幅白布面前，不知疲倦地投入到了抗战漫画的创作之中，饱受苦难的同胞们在他的笔下一一展现出来。他们组织外地到香港的漫画家和本地漫画家制作了大幅大幅的布面宣传画，还组织了一个个的抗战宣传展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定义在他们的心中愈发明确。在中央电影院楼下宽敞的大厅里，画展隆重开幕，观众在一幅幅宣传画中逼真地看到了日军的残酷暴行，也目睹了爱国军民抗日救亡的感人事迹。在画布上作画，使小丁的素描功力得到了充分展现，观众在那些尖锐泼辣、针砭时弊的众多漫画中，一次次地看到了“小丁”的名字。

画展期间，迎来了一位贵客——宋庆龄女士，正在香港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廖承志一起开展工作的她，特地前来参观。在《流亡图》前，她默默地驻足，久久欣赏着，眉宇间流露出了内心的痛楚。在吴琼所著的《大师小丁》中，如此描述这幅精彩的作品：

表现的是三个流离失所的难民形象，他们的家园被侵占被焚毁，侵略者的刺刀把他们逼上逃亡之路，他们一身疲惫精神呆滞，漫漫远方只有莽莽的原野，何处是家乡呢？那位上点年纪的妇女紧紧搂着怀中的孩子，不知所措地望着走过的路，为什么失去土地，失去赖以生存的茅屋，她不懂，只能以一脸的茫然、一脸的凄苦面对阴霾的天。在她的身后，一个中年男子悲愁地窥视着四周，也可能他想从身边经过的同胞那里打听到何方是安乐净土，可以安身立命，然而手中的瓦罐提篮他早已感到过于沉重，他渴望人的帮助。画面中最右侧的人虽然是背影，但却表现得最为出色，我们判断不出他的年龄，但他那沾满泥土的裤脚、牵着毛驴的动作以及凝望远方的身姿，说明他是个还胜得长途跋涉之苦的中年人，他劳作的空间应该是农田是山野，他的毛驴应该是他忠实而勤劳的助手。可是现在他不知所归，他携妻带子，流落荒野，但他不甘屈从，他在倔强地寻找出路，他在屏息凝想，在用力探求，他希望以自己的强壮，保护弱小的妻儿，但是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这些忠厚老实的庄稼人为什么离开土地遭此命运？日本鬼子为什么侵略我们的家园？我们为什么遭受外强欺凌？这些不明的冤屈都通过这个背影展现出来。

画面上的场景，刺痛了宋庆龄这位伟大女性的心！随后，宋庆龄女士要求买下这幅画。她说：“这幅作品很适宜印成招贴画，‘保卫中国同盟’正需要它。”毫无疑问，孙夫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在这幅《流亡图》中，丁聪浇铸了大量的心血，能得到孙夫人如此高的评价，丁聪很自豪，也明白他的事业、他的生命，将与祖国和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需要用手中的笔，更要用心灵去创作。

因图结缘，孙夫人还专门请丁聪等人到她家做客，并且把他推荐给她的朋友们。在日益高涨的抗日斗争中，丁聪结识了廖承志、潘汉年等共产党人，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支持下，投身于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事业。

可是，在日复一日繁忙的创作中，丁聪遇到了新的烦恼与苦闷。香港在当时可谓孤岛，在英国人的管辖之下，看不到炮火硝烟，也听不到狂轰滥炸，他的“抗日救亡”漫画题材，往往不得不靠别人提供的一组组照片或是抗战电影来提供素材，更有甚者，是从义演、义卖、捐款等各种支援抗战的活动中汲取素材进行创作，但终归觉得没有生活的真实感受，往往倍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一次，丁聪应邀为金仲华先生主编的《星岛晚报》创作一套“连环画”，每晚四幅。于是，丁聪创作了他著名的《小朱从军记》，以一个一心一意想去前线打鬼子的青年为主人公。他借助“梦境”表现小朱从军，以弥补自己生活感受的欠缺。与这之前的《流民图》不同的是，小丁在《小朱从军记》里欲表达的并非同情，而是不屑与讽刺，而且他讽刺的对象却不是官僚与敌军，而是同样遭受战争苦难的普通大众。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幅连环漫画表现的是很多年轻的壮劳力故意装聋装跛，以逃脱兵役。画面采用的是现在也很流行的四格漫画形式，纯黑白，笔画并不多，其中画龙点睛的是挤在画框周围的几行小字，不同人的声音可作讲解之语。前四格的标题是“思想腐化，装聋学跛”，每格上分别写着这样的文字：

（1）——怎么本地的壮丁训练人数这样少？

——本乡居民头脑顽固，以为兵不是好男当的，都推病逃避。

（2）让我去替你调查一下。

（3）你有两个年龄及格的儿子，为什么不给他们去接受训练？

（4）一个是聋子，一个是跛子。

后面四格的标题是“警报一声，原形毕现”，和文字说明一起鲜明地体现了画家的匠心：

（1）呜呜呜，爸爸，你听到吗？警报中……

（2）快点逃到防空洞中呀。

（3）聋子会听到警报声……跛子赛“逃”第一，怎说残疾？

（4）做国民的责任岂可随便推卸，快去壮丁训练队报到。

显然，丁聪对烽火连天中的国民的观察很仔细，讽刺也就很到位。

但是，他在画到一百套时，终于因为没有生活素材而自动停下了画笔。艺术来源于生活，他决定走出香港，到内地去，亲自投身于抗日烽火。

1939年初，丁聪与电影导演郑应时、漫画家陆志庠准备结伴乘车北上，去往战火纷飞的重庆。正巧，为筹备《救亡日报》经费而由桂林来香港，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的夏衍也要重返内地，为丁聪即将开始的颠沛流离的旅途增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引路人——这是后话。怀着对漫画题材的无限憧憬，丁聪开始了他的内地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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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年代，丁聪离开生活了四年的香港，前往尚未沦陷的大后方。海一程，路一程，丁聪一行需先乘船绕道越南，再北上经镇南关、柳州，才能到达桂林和重庆。一心希望早日到达目的地的丁聪一行虽日夜兼程，却常常忘记旅途的劳顿，反而焕发出昂扬的神采。在这段旅途的朝夕相处中，夏衍的亲切、坦诚和热忱的爱国之情深刻地感染了丁聪，他高尚的人品、敏锐的观点和渊博的学识让丁聪对共产党人有了新的认识，他从内心深处钦佩这位共产党朋友。他们之间的交谈，夏衍往往没有长者的架势和教训的口吻，对这位独自在外闯荡的年轻人，亲切随和，完全像朋友般相处。一路上，丁聪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功课”，还是如小时候一般，时常掏出随身携带的速写本，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素描。看到这种情景的夏衍，常鼓励他，说丁聪年轻勤奋，必有所成。还指着他的作品说：“你看，你画的这山川景色多漂亮，要拿到报刊去发表，用它来激发同胞们的爱国之情。”夏衍的鼓励，让丁聪越发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也更加深知了自己手中画笔的分量。

到重庆后不久，从小迷戏的丁聪又不辞辛苦去往贵阳，去观看在贵阳“黔阳大舞台”演出的京剧《岳母刺字》、《抗金兵》。他深感二剧演出的不凡意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戏词，借古喻今。回到重庆时，听说著名剧作家，时任政治部三厅的主任秘书阳翰笙，此时正在北温泉养病，丁聪便决定前去探望。在琴庐前的一幢楼房里，丁聪见到了正利用养病之便积极创作抗战题材作品的阳翰笙。两人惺惺相惜，交谈甚欢。在谈话中，突发创作欲望的丁聪竟打开随身携带的画夹，为阳翰笙画了一幅素描头像。他觉得，此次重庆之行的最大收获便是这次登门拜访。

之后，丁聪带着精神上的无比满足，由重庆重返香港。他难忘与夏衍、阳翰笙的促膝长谈，想起来重庆的路上，半路在昆明与陆志庠的分别，在昆明重遇正在拍摄《长空万里》的金焰、王人美夫妇。在昆明，他想起了自己的朋友聂耳，《义勇军进行曲》仿佛在耳畔响起……这次的内地之行，让他收获了太多的东西。

1940年初夏时节，丁聪回到香港。当他重回《良友》编辑部，见到马国亮时，方知老板余汉生为节省出版印刷费用，又将《良友》迁回了上海。但马国亮新办了《大地》，主旨是宣传抗日，并热忱欢迎丁聪的加入。

回到香港的丁聪日益忙碌起来。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的成立，让在港的漫画家们又聚集到了一起。丁聪除了编辑《大地》，还为郁达夫先生之女、画家郁风主编的《耕耘》撰稿，与叶浅予等合办《今日中国》，在漫画协会做联络工作……

1940年秋天，丁聪再度奔赴重庆——为了他的希冀、他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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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与丁聪同来重庆的有张光宇以及作家、翻译家徐迟，还有去香港为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添置器材的电影技术专家罗静予。所以，到重庆后，丁聪和张光宇等人应邀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做电影和舞台美术设计工作。在重庆的日子自然不及香港安稳，但在抗战前线的工作更有价值。在这一时期，小丁参与的舞台剧有《北京人》、《雾》等。这些剧目演出后反响很大，观众的思想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使之更正确地认识时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重庆的斗争形势急转直下，在重庆的许多进步文人也呆不下去了，丁聪原来准备在这里长期安身的计划也突然间被打乱了。几经思虑，丁聪和张光宇去找了正在重庆的唐瑜，因为唐瑜在缅甸仰光有一个据点，专门接济流亡的文化人，于是，他们又去了缅甸仰光。在崎岖颠簸的滇缅公路上，丁聪创作了20幅后来在由中共地下党领导、夏衍等人主办的香港《华商报》连载，被著名作家、翻译家戴望舒命名为《而公路依然延伸着》的漫画。这些作品把国际运输线上的一些坏现象如运私货、偷汽油等通通画了出来，记述了许多的阴暗面。可惜，这些精美的作品后来被毁于沦陷后的香港印刷厂。

虽然唐瑜热情挽留丁聪他们帮他经营文化出版工作，但丁聪等人谢绝了，决心再返香港。张光宇先行出发了。为了答谢唐瑜的好意，丁聪待三个月后签证期满了才登上返港的海轮。海轮需在新加坡停泊一晚再赴香港，丁聪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去拜访曾在上海发表过漫画的新加坡漫画家郑光汉，并由郑光汉带领见到了此时正在《星洲日报》副刊做编辑的郁达夫先生。初见的他们如同相识已久的老友，一瓶酒陪伴他们三人度过了一个通宵，直到东方既白，方才依依惜别。郁达夫和郑光汉一直把丁聪送至码头，直至海轮远离海岸，依然见到郁达夫先生在遥遥地与他挥手道别……这是丁聪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郁达夫先生——四年后，也就是1945年，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西部的荒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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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聪重返香港，继续在《大地》画报做编辑。编辑部楼下是一家电影院，由大批内地来港的演员组成的“剧人协会”轮番上演话剧，如《雾重庆》、《北京人》等，丁聪被邀请到剧团帮忙，或做舞台设计，或做剧务。正在此时，共产党在香港组织的领导人廖承志约见丁聪，丁聪心知这位老朋友约见必有要事。在廖承志的安排下，丁聪根据党提供的新四军部队抗日业绩的照片，编辑了《团结抗日大画史》，打算在香港和海外同时印发，但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本珍贵的画集还未出版就被战争的火焰所吞噬。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越来越像一座“孤岛”。就在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港方竖起白旗，香港沦陷！丁聪几乎成了“孤岛”上的囚徒，他每天拘禁自己，足不出户。但他的心急于逃离这囚徒般的生活。在共产党的保驾护航下，1942年1月上旬，丁聪和一批文化界同仁一道从日军铁蹄下撤离出来，在地下党和东江纵队的统一安排下，送往游击区。而帮助掩护文化人士撤退的廖承志却不幸被反动当局逮捕，整整坐了四年牢。

丁聪随着一支有老有少、体强的体弱的、稀稀拉拉的文化人队伍，向游击区进发。一路上，游击区战士们所体现出来的严明军纪和优良作风，不禁让丁聪肃然起敬。这支文化队伍在行进的过程中越来越庞大，盛加伦、茅盾、邹韬奋等纷纷加入进来。到了游击队的腹地，队伍开始了一种完全军事化的生活。共产党人和游击战士对他们的尊重和保护使丁聪深深感到了真诚与信任，那份质朴的情感不断温暖着他的心。带着对那段日子的怀念之情，他画出了《“东江百日”杂忆》。透过小丁的回忆隧道，我们能看到从香港撤出的知识分子都得装扮成回乡难民的模样，背着简单的行李，尽量低调，远远地跟随领路的同志，硬生生靠两条腿从九龙走到了深圳宝安地区。音乐家盛家伦把他的大衣罩在背上的行囊上，丁聪将这幅景象画在纸上，不知情的人会以为盛先生是个大罗锅（驼背）！

在游击区的生活条件自然不如在香港，但知识分子们都毫无怨言地住在山坳草寮里。男人们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曾安排值夜巡逻，丁聪也不例外地参加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揣着怀表，拿一个手电，胳肢窝里夹根“打狗棒”，在草寮附近巡逻，并不时地看看怀表，等待下一位“哨警”来替换他。也有人会在巡夜时偷睡，被来接班的人逮个正着。

东江纵队的领导们为了隐蔽区里的大批文化人士，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生怕这些活“国宝”们遭遇叵测。丁聪曾远远见到过身穿“唐装”的指挥员，他的肩上斜背着大红色的绒毯。这火红的色彩与那火红的岁月一样，充满着激情，至今萦绕在小丁的心怀。

在这段日子里，丁聪不能投稿给《良友》等正规的报刊杂志，但技痒的时候他也为游击区里的《东江民报》画画漫画。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在蜡纸上画画。铁笔画在有网点的钢板上跟用毛笔画在纸上的劲儿完全不一样，因此，画这幅作品的过程丁聪终生难忘。

转眼到了4月，他们在游击区已度过一百余日。终于，队伍得到了可以启程返回内地的通知，丁聪一行人最终从韶关到达了桂林，在这里，丁聪再次见到了夏衍，后又决定暂时留在此地进行文化创作。留下后不久，在叶浅予和舞蹈家戴爱莲夫妇的劝说下，丁聪决定再次回到重庆。听说重庆正处于两大营垒的决战中，夏衍、郭沫若、阳翰笙、金山，甚至周恩来当时也都奔赴重庆了。丁聪也希望能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为抗战大业多做一些事。

这年秋天，丁聪回到了重庆。丁聪借住在由仰光返回的老朋友唐瑜租用的房子里，继续以画笔从事爱国宣传活动。在到达重庆后不久，丁聪等一群文化人士曾有幸见到过周恩来同志，作为东道主，周恩来备下酒菜为脱险而来的他们接风洗尘。后来，丁聪还托人给邓颖超同志送过戏票，百事缠身的她应邀前来，让丁聪对共产党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后来，听说宋庆龄女士也由香港回到重庆后，丁聪便前去探望这位旧识。两人一见面，宋庆龄便关切地询问他的情况，丁聪也如同见到亲人般述说着一路的艰辛。其实自那次画展上买下《流亡图》之后，宋庆龄一直没有忘记这个优秀的年轻漫画家，她特意上楼取来一张丁聪与她的合影，那是1939年拍的照片，当时没有来得及洗出来，细心的宋庆龄一直替丁聪留着。

带着孙夫人殷切的嘱托和期望，以及多日来不可磨灭的经历和记忆，丁聪拿起画笔投入创作，完成了他的香港受难组画：《占》、《焚》、《饥》、《掠》。

《占》表现的是住所的大门已贴上封条，两个年幼的孩子依偎在父母身边，依恋着张望着他们的家；《焚》表现的是青年学生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下生活，忍痛焚书，似乎是又一场“文字狱”将要来临；《饥》表现的是嗷嗷待哺的婴儿、骨瘦如柴的孩子，妈妈呆坐床头，爸爸手中握着空空如也的米袋；《掠》表现的是两个凶神恶煞的日本兵正在往口袋里塞抢夺来的食品衣物，而在被掏空了的水缸、木桶前，是相拥而泣的一家人。在这组画稿里，丁聪对香港的蒙难状况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表现了人民的苦难，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历史的某些时刻被真实细致地保存了下来。

之后，丁聪又与叶浅予、张光宇等人搞漫画联展，还为了生计而进行话剧舞台美术设计。他曾设计过《雾重庆》、《祖国在召唤》等剧的舞台背景，还为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的《嫦娥奔月》等做美术设计工作。

同年，“中国艺术剧社”要到成都去演《牛郎织女》，丁聪跟随后来成为莫逆之交的吴祖光一同前往，为剧社的朋友搭布景、设计人物、画海报，还兼吹笛子伴奏。因为劳动强度并不高，丁聪便和吴祖光趁着空闲时间外出“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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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期间，丁聪与吴祖光都嫌住集体宿舍不自由，他们看中了华西晚报社荷花池中的一座水阁凉亭，便请人稍加装修，住了进去。那本是废旧之地，两位才子的入住倒使那儿成了当时男女老幼关注称奇的地方。在那里，两人生活得自由自在，吴祖光的《林冲夜奔》、《少年游》，丁聪的《鲁迅〈阿Q正传〉木刻插图》等均在此完成。这里不仅是两人的生活天地，也借由他们两位自由主义者的身份掩护了夏衍同志的革命文化活动。

丁聪由重庆到成都仅一年多的时间，却完成了他作品中最为深刻动人的一幅画——《花街》。有一次，他从别人的闲谈中得知了“花街”这个名字，稍一探问，才知这是一条肮脏的妓女屋街道，是成都最下等的妓女居住和开业的地方。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们前去一探究竟。为了不惹人注意，丁聪、吴祖光等几个人乔装打扮，穿上破布鞋，换上补丁裤褂，手摇芭蕉扇，化装成卖苦力的“下三流”，街口的岗哨不屑地放他们进入了当时这个古老城市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可怜人集中的“天涯石”花街。

他们装作毫不在乎地到处看看，表面上看来风平浪静，其实内心深处早已波涛汹涌——不能想象，世间果真有这样的人肉市场，这简直是隐蔽在闹市的一处人间地狱！丁聪的笔记录了这样的人间惨况：路上站满了大批的妓女，有年轻幼小的雏妓，有得了性病已全身皮肤溃烂，用膏药贴着身上流脓血的疮口仍在拉客的年轻妓女，有一身赘肉的老年妓女，还有像是地狱中厉鬼一般的流氓嫖客。那些可怜的女人，就像商品一样，被人讨价还价、拉来推去……

这样的景象让小丁和吴祖光都感觉十分压抑。让亲眼见证了传说中的“花街”的丁聪和吴祖光唏嘘的是：他们所见到的油灯是为了防止受害的妇女触电自杀而切断电源后设置的；街口的警卫是为了防止被拐骗和毒打的妓女逃跑，并且防止花柳病的蔓延而特设的。

怅然离开后，当心境渐渐平复，丁聪用他手中的笔记录了这一切，他要向现实世界发出无声胜有声的揭露和控诉！之前漫画中那种简单的线条已经不能表达他想要表达的气氛了，于是他第一次使用了浓墨重彩的绘画方式，以期振聋发聩。《花街》和吴祖光的文章《断肠人在天涯——花街行》，后来一并发表在1946年上海的《清明》杂志上，吴祖光这样写道：“想一想今天中国人的命运和‘花街’的妓女有什么两样呢？……听人家说过，天津有个落马湖，北平有个黄土坡，上海、南京、汉口、广州，以及每个乡镇、每个村落到处都有……这是中华民国，而她们都是中国的主人啊！……你们看见了没有？你们听见了没有？她们就是你们的母亲！你们的姐妹！你们的同胞手足啊！进了这条街，便注定死于这条街了。一个世界上分了两个世界，而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这文字和小丁的画相辅相成，互为注解。

时间过得很快，不久之后，《牛郎织女》的演出便结束了，丁聪与吴祖光等人再次赋闲，于是一批年轻人筹集了一笔钱，决定去四川灌县的青城山和都江堰看看，顺带避暑纳凉。

那是1944年的夏天，丁聪和吴祖光等同游青城山，丁聪听说国画大师徐悲鸿带着美院的学生也在此地避暑写生，于是第二天便前往拜访徐悲鸿。徐悲鸿送了他一张画，上书“小丁吾兄方家教正”。谦虚的大师令小丁十分感动，遂把自己在成都画的画和素描一并请徐老赐教。徐老看到小丁的素描，十分欣赏，尤其钟爱《花街》，当时很少有人画这方面题材的作品，徐老也只看过外国人油画里的妓女，丁聪是他亲眼所见第一个画妓女的中国人，于是诚心地向小丁讨求。对于这幅画，小丁视为掌上明珠，不忍心舍弃，但又不好辜负徐老的心意，于是，丁聪便小心翼翼地临了一张后又专程送予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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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功力已经十分深厚的丁聪仍十分刻苦，在游玩期间将青城山上的古建筑一一描摹下来，成为他记忆相册的一部分。从青城山回到成都时，演员们已经散了。不久，成都的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李有行在画家们的举荐下，诚聘丁聪每星期去给学生上两节素描课。正愁没有着落的丁聪对此雪中送炭之举欣然接受。他和吴祖光一直住在华西晚报社院中的那个凉亭里，冬天他们就用布景片把四周围上布墙，吴祖光在此创作剧本，丁聪在此画画，直到吴祖光回到重庆后，丁聪才搬出来，在附近赁屋住下。他的《成都饭馆之所见》与蜚声中外的《现象图》长卷等，都是诞生在这段时期。

《成都饭馆之所见》是一幅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描绘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象。有钱的人已然脑满肠肥，却依旧以惯性速度饕餮珍馐，身无分文的穷人孩子虽然饥肠辘辘，垂涎欲滴，却只能遭受冷眼，忍受摆阔者刻意的炫耀和讥讽。

阶级社会中的贫富差距不可能消除。在战争年代，人性的弱点更加暴露无遗，而《现象图》则将这种弱点置于一个小型社会中加以呈现，表现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与之作战的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表现当时中国普通百姓的遭遇，画中有逃到后方的难民、伤兵和穷苦知识分子的形象，一方面当局不让新闻记者作真实的报导，另一方面却是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横行霸道，这些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真实写照。统治者贪污腐化造成从上层到下层，各个阶层都无以为生，连摆地摊求得苟延残喘的人也活不下去了。

叶圣陶先生看了这幅画后非常激动，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当时的感受：“昨鼎彝交来丁聪所作《现象图》一帧，嘱余题之。图绘后方各色人物，皆可叹可哀之象。饰色，用漫画笔法，讽刺意味甚重。余作《踏沙行》一首：现象如斯，人间何世，两峰鬼趣从新制。莫言嬉笑入丹青，须知中有伤心涕。无耻荒淫，有为惕厉，并存此土殊根蒂。愿君更画半边儿，笔端佳气如初霁。”

尔后，丁聪的这些反映当时社会真实现象的作品在成都以个人展览的形式面众，其中，《现象图》被美国堪萨斯大学斯宾塞艺术博物馆收藏。

很快，1945年来临了，应《华西晚报》画刊负责人陈白尘之邀，丁聪以版画形式绘制了24幅《鲁迅〈阿Q正传〉木刻插图》。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大后方，因制版、印刷、纸张条件不好，大多数漫画都是由木刻家或刻字工人刻在木板上后再印刷在报纸刊物上的。丁聪的作品就是他将画画成版画的线条，把画的正面贴到木头上，再请字铺里的老工人把多余的空白刻掉后，再反过来印成报纸的。

关于这套珍贵的艺术品的制作过程，丁聪的挚友吴祖光全程陪同，并且为之与作序。

《阿Q正传》序

吴祖光

由夏天到冬天，我跟着朋友们一同过了这半年的“浪漫”日子。

所谓浪漫的，就是说我们的这种不安定的，游牧式的，艰苦却是快乐的生活。虽然我们时常穷到一块钱都没有了，但是仍旧很愉快地做完了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一桩又一桩的工作：有的演了戏，有的画了画，有的写了文章。虽然秋天赶走了夏天，冬天赶走了秋天，然而春天的情趣并没有离开我们，反而离我们更近了。

是不是在一个地方看到的那些插图本的莎士比亚全集提高了小丁的创作欲望？他也想为一部名著作一套好好的插图。他选定的书是鲁迅的《阿Q正传》。

我不甚同意，意识上我似乎觉得这本小说过了时，再则亦早有许多人为它作过“插图”以及“连环图画”，何必多此一举呢？小丁说：“那么再请你为我想一本别的书来。”

我真的想了许久，奇怪，在我们的现代文学里竟找不出一本再比《阿Q正传》更值得画图的书。而我借此机会再得重读一遍《阿Q正传》时，便后悔自己说过的“过了时”的这句话。它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此时此地更显出它刺心贯革的锋芒。我们的劣根性，坏习气一日不能消除，它的涵义便是万古长新的。

……

之后，吴作人等人将丁聪弄到四川省立艺专教素描，于是，丁聪有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学校里的师生都喜欢他的画。一晃到了暑假，学校放假，丁聪又随着吴祖光前往西昌，在那里画了一批彝族同胞的画像，颇有民族风味，暑假后返回成都。同年，华西大学的方威廉又给丁聪介绍了一份新的工作，于是“能者多劳”的丁聪赴昆明为美军（中国反法西斯盟军）画抗日宣传画，直到抗战结束。 6dl2PMrkdOVK1pC5XGny431SQUrEyz7CQTFAOvYsCWv4jw4D29OUd2BEkQGBJh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