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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梁启超一走，梁家的家境就衰落了，一大家子的生活全由梁思礼的母亲王桂荃支撑。家庭的经济很快紧张起来，母亲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于1930年将旧楼卖给了天津的一位富商。抗战爆发后，家里的经济更加紧张，母亲又将新楼出租出去，仅留下一间书房保存梁启超的书籍。
梁思礼在接受采访和自述传记中都提到过自己的母亲，回忆中充满了对母亲无限的怀念、敬爱和感激。
梁思礼的母亲王桂荃是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他的原配夫人李蕙仙在梁思礼出生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梁思礼的母亲出身很苦，几岁时就做了丫环。在李蕙仙和梁启超结婚时，她随李蕙仙一起来到梁家，由于她非常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她的名字王桂荃都是梁启超给起的。梁启超还教她识字，她和孩子们一起读书、学习，很快就能读报、写信、记账了。梁氏夫妇看她这么聪明能干，也很信任她，便把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交由她掌管。1903年，王桂荃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全家逃亡日本后，王桂荃很快便自学掌握了日语，梁启超和家里的对外联络都由她来承担，她成为梁启超和李夫人的得力助手，而在日本的生活和经历也开阔了她的视野和心胸。有此良助，梁启超在流亡异域的颠沛生活中得到莫大慰藉，他曾说过王桂荃是“家中极重要的人物”。
王桂荃对梁启超很崇拜，也很了解，帮助很大。梁启超的一生大部分时候都处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肩负着天下兴亡的重任，也曾多次身处险境。王桂荃一直在身后默默支持他，在最危急的时刻带着孩子们和他一起坦然面对死亡的威胁。她是在支持自己的丈夫，也是在以最传统、最朴素的方式表示着爱国情怀。她给梁思礼讲过许多爱国故事，梁思礼对父亲爱国救民思想的认识，以及梁思礼所接受的教育，也都是通过母亲来传达的。
不仅是自己亲生的孩子，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母亲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他们非常尊敬王桂荃，也很爱她。
梁思礼的哥哥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妈妈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自己的身子护着他。当时妈妈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子抽在了娘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梁思礼的姐姐梁思庄有一年染上了白喉，住在医院里，王桂荃日夜守候，精心照料，终于使梁思庄转危为安。但不幸的是，王桂荃的亲生女儿也生病了，王桂荃为了照顾梁思庄和其他的孩子，对自己的亲生女儿护理不周，致使女儿早殇。所以梁思庄对娘的感情非常深，长大以后一直很孝敬她。
可以说，梁家整个大家庭融洽的环境跟王桂荃的忍耐心、包容心和爱心是分不开的。
王桂荃性格很坚强，富有独立性，也很有毅力。梁启超和李蕙仙相继去世后，并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儿女们大多还在读书，经济上还不能独立，王桂荃不仅支撑起了这个家，也是9个子女情感联系最紧密的纽带。梁启超的9个子女个个成为栋梁之才，王桂荃的教育和影响有很大功劳。
1968年，82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受尽磨难，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她辞世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没有留下一句遗言，默默地、痛苦地离开了人世。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文化大革命”后，梁家的子女们在祭奠父亲梁启超时，也不约而同地想到母亲王桂荃，想到她为支持梁启超的事业和抚养教育众多子女不辞辛劳的一生。为了寄托对母亲的哀思，梁家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撰文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碑文写道：
为纪念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女士，梁氏后人今在此植白皮松一株。
王桂荃（1886-1968），四川广元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氏流亡日本时期与梁氏结为夫妻。王夫人豁达开朗，心地善良，聪慧勤奋，品德高尚。
在民族忧患和家庭颠沛之际，协助李夫人主持家务，与梁氏共度危难。在家庭中，她毕生不辞辛劳，体恤他人，牺牲自我，默默奉献；挚爱儿女且教之有方，无论梁氏生前身后，均为抚育子女成长付出心血，其贡献于梁氏善教好学之家良多。
梁氏子女九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深受其惠，影响深远，及于孙辈。缅怀音容，愿夫人精神风貌常留此园，与树同在。
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
母亲王桂荃虽然对梁家贡献很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默默地隐身幕后。在梁启超墓侧栽种“母亲树”，既表达了梁家全体对因遭遇“文化大革命”、骨灰无存的王桂荃母亲的永久怀念，也使王桂荃的名字终于在其身后与梁启超联系在一起，永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