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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
梁启超的逝世不仅使梁家家族人员和亲友悲痛欲绝，哀讯传出以后，当时的政坛和学界都深感痛惜，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撰文悼念梁启超的辞世。梁启超的追悼会在北京广惠寺和上海静安寺分别举行，文化界和军政界的要人几乎都出席并送祭帐和挽联，对梁启超一生的贡献加以肯定和颂扬，盛况空前。冯玉祥称他“矢志移山亦艰苦，才大如海更纵横”；唐蟒赞他“开中国风气之先，论功不在孙（中山）黄（兴）后”；蔡元培在挽联中写道：“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生前挚友章太炎这样评价他的一生：“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的确，梁启超在他短短56年的人生历程中，广泛涉猎史学、哲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教育学、经学、法学、地理学、金石学、诗词等领域，均有建树，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中华文化作出的贡献，实在为人惊叹。
追悼会上，当时只有四岁半的梁思礼和兄姐们穿着白孝衣，在灵帏侧面叩首拜谢，全场笼罩着泣呜之声。家人们不忍心告诉梁思礼父亲已经不在了，就骗他说父亲睡了，梁思礼就以为父亲真的睡着了，一直没有哭。而当父亲的棺木送到墓中，看到墓门关上的时候，梁思礼大哭起来，想到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父亲了，他哭着、喊着要追进去。一个年幼的孩子对父亲最本真的爱，让在场的所有人为之动容。
父亲的过早离世，对梁思礼的一生是个很大的遗憾。梁启超生前曾说过，60岁以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要专心致志地教育孩子，可惜他年仅56岁便撒手人寰。
一向健康乐观的梁启超怎么会这么快被病魔击垮呢？由于梁启超长期过度劳累，落下小便带血的病根，后来病情加重，查出是右侧的肾脏有病变，需要做手术，遂于1926年3月入住协和医院进行手术，切除病变的肾脏。那时的人们对于西医还不了解、不信任，认为历史悠久的中医才是人们治病的根本。而对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早有了解的梁启超，一直致力于向国民推介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思想理念，所以也想在这方面为大家做个表率。
接受手术治疗后的梁启超病情却未见减轻，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因，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这其实是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协和医院在动手术时，值班护士用碘酒在梁启超的肚皮上标错了位置，执刀的著名外科医生在动手术前竟然没有核对挂在手术台旁的X光照片，结果割去了一只健康的肾。
梁启超本人不久以后也知道了，他并没有过多追究。他不想因此而破坏了协和医院的名声，那样的话，吃苦的还是老百姓。相反，梁启超在临终前要求家人在他死后请医院对其尸体进行解剖，探查出真正的病因，以供医学界参考研究之用。
对于父亲病逝的原因，这么多年来，梁思礼和兄姐们在众人面前极少提起。一方面，这种失去至爱亲人的至痛，谁也不愿轻易去触碰；另一方面，父亲梁启超豁达的生死观、为引进西医甘愿牺牲自己的大无畏精神、对别人使自己致命的失误给予的宽容——真正的宽容，这一切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孩子们，并融入到他们的血液和骨子里去。
梁启超辞世后，家人把他安葬在北京西山的墓地。梁思礼的哥哥和嫂嫂——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为父亲设计墓园、墓碑，墓碑庄重古朴，墓园幽静肃穆，为中华民族殚精竭虑了一生的梁启超可以安静地休息了。“文化大革命”后，在梁思礼的三姐梁思庄的主持下，全家把墓地捐赠给了北京植物园。而且，早在父亲去世后不久，在梁思礼的大姐梁思顺和二哥梁思成的主持下，全家已把饮冰室的藏书和文物及父亲的手稿捐赠给了北平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在解放之初，他们又把北戴河的别墅捐赠给了国家卫生部。1981年，梁思庄组织在京的弟、妹集体自费回梁启超的故里广东新会探望乡亲父老，他们带去了梁启超的亲笔字卷和战国编钟，赠送给广州和新会博物馆。梁启超和他的子女们将他们所能献出的一切全部奉献给了祖国。
虽然父亲去世时梁思礼还很小，受到父亲直接的教育和影响较少，但父亲传下的良好家风，他的爱国思想、他的精神，通过梁思礼的母亲、兄姐以及他的著作使梁思礼一生受益。
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您父亲那儿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梁思礼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
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