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使梁启超得以结束长达14年的异域生涯,于1912年从日本回国,接着在1913年把全家都接回国内。梁启超在天津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不久他到了北京,但见到当时的中国动荡不定,便不愿住在北京,于是在天津原意大利租界内的一处住所定居下来,并先后建了两栋楼。一个院两栋楼,梁家人称为旧楼和新楼。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原天津意租界西马路25号)的这两栋洋房,就是广为人知的梁启超的书斋饮冰室所在地。据说,梁启超之所以将自己的书斋起名为“饮冰室”,是源自《庄子·人世间》中“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一句,可以看出他为推进中华文化舍我其谁及自甘受难的雄心壮志和奉献精神。
两栋楼中的旧楼建于1914年,是梁启超一家的起居室及来往亲友的住处;新楼就是梁启超的饮冰室书斋。书斋建于1924年,是梁启超聘请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的,有着典型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风格,室内的陈设则是中西兼蓄,将中国传统的书香气息与西方现代风情融为一体。从1915年到1929年梁启超逝世为止,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幽静典雅的书斋内度过的。在这里,梁启超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虽然只有十余年,但他一生中主要的著作几乎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如《戊戌政变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等,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也足以看出他是怎样笔耕不辍、勤奋著书的。
平时,梁启超为了安静地写作,很少允许孩子们到新楼去玩。如果能到里面转一转,那就是父亲对他们莫大的奖励,而梁思礼可以说是父亲在工作之余最好的慰藉了。梁思礼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说起当时自己年纪还很小,对新楼印象最深的是饮冰室中悬挂着蔡锷将军的照片,父亲还曾经筹备过松坡图书馆。蔡锷将军是梁思礼少儿时期的英雄偶像,也是父亲梁启超最得意的门生。
●1934年,梁思礼与五姐思懿在饮冰室前留影
当年的饮冰室曾经留下了梁思礼童年的笑声和记忆,尽管当时他还不太记事(梁启超先生故去时,梁思礼才四岁半),很多事情也是后来他看父亲书信集的时候才了解到的。也正是梁启超的这些饱含感情的记述,让梁思礼能够追忆起更多的在饮冰室和父亲共度的时光。在梁启超的笔下,梁思礼小时候很聪明、善于联想。梁思礼2岁时,梁启超写文章时想抽烟,让小儿子帮他拿,梁思礼就会把抽烟的一套用具送到父亲面前,每次都让梁启超非常高兴。不仅是父亲,兄姐们也都很喜欢这个最小的弟弟,一起玩时都会带上他。从这些书信中,也可以看出父亲是多么爱这个小儿子。1927年,梁思礼生了一场大病,连日发烧,最高到39.4度,父亲特别着急,5天之内给海外的孩子们写了3封信。等到梁思礼的病情稍有好转,父亲又赶紧写了信报平安,足见梁思礼的病情牵动着父亲的心。
和父亲在饮冰室一起度过的时光虽然短暂,却是梁思礼一生中最初也是最深的记忆。父亲梁启超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梁思礼和家人仍然住在这栋楼里,感念父亲的同时,也留下无数的欢声笑语和鲜活的记忆。
人一生中居住的家园也许不止一个,但精神的家园却是永恒的。饮冰室也许是梁家子女们永远的精神家园。梁思礼在成年后,也多次回到天津故居饮冰室。
●天津梁启超纪念馆
从20世纪80年代起,天津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加强对梁氏故居与饮冰室的保护,并建立相应的梁启超纪念馆。梁思礼和兄姐们期盼了多年,2001年,修复工程终于开始动工,梁思礼多次去天津,关注着修复的进程。2002年10月,梁启超纪念馆正式开馆。梁思礼再次来到这里,仿佛时光倒流,梁思礼又回到了幼年,在饮冰室内父亲奋笔疾书、著书立说,父亲把着自己的小手给兄姐写信,父亲教自己读唐诗,父亲慈爱地叫自己“老白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