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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这一年在梁思礼的一生中是一个新起点。当时，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高瞻远瞩，制定了《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即“十二年科学规划”，强调要在12年内使我国的火箭和喷气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十二年科学规划是一个全面、长远的规划，它明确了4个重点新技术和2个尖端技术。4个重点技术是计算机、电子、自动化和半导体；2个尖端技术是核技术与喷气技术。由于当时美国大搞核威慑，国家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时，提出研制导弹和原子弹，将喷气技术和核技术列入规划的重中之重。搞导弹是需要自动控制的，那时学自动控制专业的人才不多，而这正是梁思礼的本行。于是，梁思礼参加了喷气技术组，并参与起草了“喷气技术”（即导弹与火箭）部分。
1955年，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回国后，他立即着手中国火箭、导弹研究的组织工作。面对异常困难的境况——既无专门人才，又无设备，国外在这方面对中国完全实行封锁，他不仅不改回国参加建设的初衷，而且坚信只要经过努力，中国人也可以掌握研制火箭和导弹的技术。
元帅、大将们听了钱学森讲导弹的课后，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坚定地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
经研究，中央下决心开始搞两弹。
规划制定后，国家决定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核工业部，这就是搞导弹和原子弹的两个新单位。为了组建五院，从全国各地调来了任新民、屠守锷、梁守盘、庄逢甘、梁思礼、乔石琼、李一鸣、陆元九、杨嘉墀、屠善澄等一批优秀的科技人员，还有100多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
1956年10月8日，在北京西郊空军疗养院的空房子里，由钱学森任院长的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这一天，被认为是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奠基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后来被航天人亲切地称为“老五院”。
成立大会上，聂荣臻元帅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技成果。”这几句话就成了五院的建院方针。
五院下设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弹体结构、发动机、推进剂、控制系统、控制元件、无线电、计算机、技术物理等10个研究室，梁思礼被任命为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
建院之初，他们面临着种种困难，既无资料，也没有仪器设备和导弹实物。梁思礼和其他科技人员都是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除了钱学森院长外，谁都没有见过导弹或火箭，可以说是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颗孕育着希望的生机勃勃的种子，正在悄悄地生根。
1957年11月，通信兵部科学研究院的一批科技人员并入五院，五院分为一、二分院，并于1961年和1964年分别成立了三分院和四分院。中国的航天事业——这颗新种子，在第一代航天人不畏艰苦的辛勤培育下，慢慢发芽，开枝散叶，不断成长、壮大起来。
1956年对梁思礼来说，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除了调入五院，梁思礼还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他终于如愿以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还有一件大喜事就是他和美丽贤淑的恋人麦秀琼有情人终成眷属，喜结连理。关于梁思礼的爱情和婚姻，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容后面慢慢道来。现在，我们还是先看一看梁思礼在事业上是如何初试身手并一展宏图的吧——
1957年，五院决定研制地对地导弹和地对空导弹，那时还没有与苏联谈判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制造导弹的事。五院通过当时的外贸部，准备通过正常的贸易手段购买导弹。1957年8月，梁思礼和外贸部的张济舟被派往瑞士，当时只有瑞士一个国家和中国建交。外国封锁新中国，只有通过转口贸易才能购买到所需的设备。梁思礼一行的任务是购买导弹以及相关的设备。
工作进展得很艰难。在大使馆和一些朋友的帮助下，他们找到转口商，先买到了导弹经纬仪。当时，就在梁思礼一行与转口商商谈购买导弹事宜时，苏联决定援助我国研制导弹的消息传到了瑞士，于是他们就不用再买导弹了。在这期间，梁思礼的第一个孩子梁左军出生了，身在瑞士的梁思礼得到儿子出世的消息后，看着从国内寄来的母子照，初为人父的喜悦溢于言表。可是他不能立刻回国看望妻子和孩子，这让梁思礼又兴奋又牵挂。
1957年，西德的西门子公司想和中国发展贸易，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去西德参观他们的工厂。那时中国和西德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外贸部决定派正在瑞士的梁思礼所在的这个代表团，作为中国第一个到西德的商业代表团去西德参观。西德之行，让梁思礼大开眼界，他在见识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同时，也看到了二战给世界留下的创伤。这之后，中德的贸易往来就逐步开始了。
1958年初，梁思礼一行带着导弹经纬仪回到北京。根据这个经纬仪，我国研制出了自己的导弹经纬仪，发射导弹时，用它测量导弹弹道。此外，瑞士的风光美如童话，湖光山色如梦似幻。虽然大家主要的任务是工作，美丽的风光只是匆匆一瞥，但也算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