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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很少。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批中国留学生来美国留学，其中不少是思想进步的学生，其中还有梁思礼中学时代的好友陆孝颐。
1947年，梁思礼正在辛辛那提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由于出国6年之久，他对国内情况不是很了解，只想回国后用所学的知识实现“工业救国”的理想。陆孝颐当时已是中共党员，由党组织委派出国深造，并对留学生们做思想工作。陆孝颐向梁思礼介绍了国民党挑起内战的事实和接收大员们的腐败，以及国内民不聊生等情况。
他说：“国内工业凋敝，你的工业救国思想无异于在沙滩上建楼阁。如果不从政治上解决，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业救国。”
这一席话使梁思礼很受启发，使他在思想上提高了一大步，并加入了留学生的进步组织。这个时候，梁思礼受进步学生的影响，觉得国民党政府太腐败，加上他一心要学习父亲，想科技救国，富国强民。所以，梁思礼暂时没有回国，继续在辛辛那提大学攻读博士，直到1949年拿到博士学位，在美国苦读了8年后，他才决定回国。
梁思礼在中学时代，在南开、耀华读书时就已经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在美国他也参加了进步团体。另外，梁思礼的姐姐梁思懿在国内时就积极参与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国外也经常参加进步团体，对梁思礼的影响很大。在美国有一个中国学生组织，名为“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CSCA）”。它是一个有点类似基督教青年会那样的组织，参加的都是中国学生，除了中国留学生外，也有当地的华侨学生。另一个组织叫“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在美国中西部和东部有分部，组织进步学生活动，宣传讲解国内的解放战争。参加这些进步团体，使梁思礼在思想上有了不少的收获和提高，也结识了很多进步的同学。
这两个组织经常宣讲国内的情况，鼓励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这也是梁思礼的心愿。1949年夏天，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全国解放已成定局。这两个进步团体就开始动员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后来，回国的这批留学生中很多人成了院士和学科带头人，为新中国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当年，梁思礼和进步同学是CSCA中的积极分子，他们一方面动员在美的留学生回国，另一方面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梁思礼于1949年夏天在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后，归心似箭，决定尽快回国。此时，姐姐梁思懿一家四口也和梁思礼一样急于回国，于是他们决定同船而行。
1949年9月，梁思礼和姐姐梁思懿一家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他们乘坐的是“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
“克利夫兰总统”号是一艘很普通的轮船，但它却承载了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初，正是这艘轮船航行在中美两国之间，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特殊的乘客。他们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乘坐这艘轮船，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像钱学森一家、华罗庚等都是乘坐这艘轮船回国的。他们的回国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历程。
梁思礼和姐姐梁思懿一家，以及他的同学算是最早几批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的，当时船上差不多有20多个中国留学生。轮船从美国的旧金山出发，途经檀香山、日本的横滨、菲律宾的马尼拉以及香港，终点是中国上海，这是当时乘船从美国到中国普遍的停靠地点。不过这一次，航程的终点改成了香港，因为中国内地政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在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之前，精通无线电的梁思礼还特意购买了一台惠普公司生产的高灵敏度的收音机带到船上，因为他预感到10月1日可能会有重大活动。1949年9月30日，“克利夫兰总统”号正航行在接近亚洲的太平洋海域时，梁思礼在甲板上摆弄着这台收音机，试着接收来自亚洲地区的节目。这时候，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播音员正介绍着新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大家马上意识到，不久之后，他们踏上的将是一个新生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听到消息的人们非常激动和兴奋，他们马上在船上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庆祝会，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此时，他们还想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庆祝方式：做一面新中国的国旗。没有红布，他们就从船舱里找来一块白布和一瓶红墨水，用红墨水把白布染成红色，接着在黄纸上剪了一大四小共5个五角星，然后将它们贴到红布上。他们就是用这种简单而独特的方式，来表示对伟大祖国的庆贺与祝愿。
经过多天的航行，轮船终于抵达了香港，梁思礼和同学们终于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一个历尽苦难又重新站起来的国家。所有回国的人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去台湾或留香港，一部分到大陆。梁思礼回到了大陆。
1949年秋天，梁思礼和姐姐一家从香港乘船回到天津。在码头上，迎接他们的是阔别八年、饱经沧桑、含着眼泪的老母亲，就像饱受苦难的祖国那样，她张开双臂欢迎海外游子的归来。梁思礼在心中暗暗发誓，要为祖国的独立、繁荣、富强而奋斗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