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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礼曾说过，在他小的时候，中国军阀混战，国家衰败，民不聊生。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1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受尽帝国主义欺压、凌辱的国耻史，中国人也被帝国主义国家称为“东亚病夫”。他当时住在天津租界里，曾亲眼看到在英国租界一个公园的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当时梁思礼正和家人一起在北戴河度假。由于南开中学在历次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中都身先士卒，日寇对南开恨之入骨。1937年7月28日，日军轰炸了南开中学。梁思礼的家在海河的东边，南开中学在海河的西边，少年梁思礼就眼睁睁地看着南开中学被日本人的炮弹轰炸。日本人把初中部炸毁了，而高中部得以幸免，因为高中部在天津电车公司的旁边，那是比利时人开的公司，所以日本人不敢去炸。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一直是梁思礼最惨痛的记忆。那时，他站在海河东岸的木材垛上，目睹日本飞机俯冲投下炸弹，那烟尘滚滚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梁思礼看到自己热爱的母校顷刻间变成一片废墟，心中痛苦万分。
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政策，对日寇节节退让。天津日租界的日军虎视眈眈，日本浪人常常寻事挑衅。当时，梁思礼住在河东意租界，每天去南开中学要经过日租界。日本宪兵司令部就设在海光寺，那里经常抓捕爱国志士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每当梁思礼经过那里，就感到毛骨悚然。
七七事变后，张伯苓校长为了南开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在1936年入川考察，决定在重庆筹建南开中学，后成为当时华西的著名学府。梁思礼留在天津，转学到了耀华，那也是一所很好的中学。那时候南开中学有相当多的学生还在天津，这些学生就等于失学了，耀华就接收了他们，实行二部制，上午是原耀华的学生上课，下午则是南开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上课。可是这么做以后，由于日本人恨南开，又把恨转移到耀华校长赵天麟身上。赵校长深怀中华民族气节，大义凛然。他不仅收容了大量爱国学生，还在办学方面对日寇采取“硬顶”的政策，拒绝讲授日文课程，拒绝使用日伪改编的教材，以致多次接到日本人的恐吓信，但他毫不畏惧。1938年6月27日，赵天麟校长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日本密探卑鄙地暗杀了。在学生们的心中，赵校长的人格魅力永远是一座丰碑。所以，梁思礼现在每次回到耀华中学，都要向赵天麟校长铜像鞠躬，给他献花，以缅怀这位爱国烈士。
1937年以后，天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除了租界以外，其他地方全部被日军占了，梁思礼住在意租界，少年梁思礼和千千万万苦难的同胞们一起当了4年的亡国奴，也就是说在沦陷区生活到1941年，过着屈辱而胆战心惊的生活。有的时候日军一下子把租界给封锁了，市民经过时还要被检查，搞不好就被刺刀给捅了。日本鬼子对中国人的种种压迫和暴行使梁思礼和同胞们更加仇恨他们。
大约1938年前后，梁思礼在耀华中学上学的时候，我国著名科学家，在数学和物理方面都极有造诣的钱伟长先生曾任物理教员。梁思礼觉得非常幸运，从钱伟长那里学到的物理知识，使他受益匪浅。除此之外，钱伟长对进步学生很关心，当时北京西山地区是解放区，有时讲完课以后，他就讲一些有关解放区的事，深深吸引着同学们。他的思想是很进步的，在教给学生科学知识的同时，也用自己的言行表达着反抗侵略、强国卫国的爱国情怀。在耀华高中三年级时，同班同学钱宗澜等组织读书会，宣传进步思想。梁思礼和好友，也是同学的陆孝颐、陆孝询、张克诚都参加过读书会。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梁思礼的四哥、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梁思忠回国后就作为英勇的炮兵上校参加了抗击侵华日军进犯上海的“一·二八”战斗，后因病早殇。抗战爆发后，二哥梁思成一家逃难到了昆明，又辗转到了四川李庄，历尽艰辛，在恶劣的环境下，二嫂林徽因患了严重的肺病，梁思成也因为年轻时车祸留下的后遗症，患上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很不方便。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境况下，二人仍顽强治学，潜心研究古建筑。三哥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学家，这时也来到了李庄，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仍抱病拼命工作。他们都抱着中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到那时国家一定会需要大量的做建筑和考古方面工作和研究的人才。五姐梁思懿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是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六姐梁思宁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参加了新四军。哥哥姐姐们顽强不屈的精神、抗日救亡的思想对梁思礼影响很大。
梁思礼和他们那一代人，生逢乱世，国难当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欺压和凌辱。越是在这样的境遇下，每个人越感到自己肩上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责任，也越强烈地希望祖国能强大昌盛起来。梁思礼中学时代受到的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以及周围爱国进步气氛的影响，使得他慢慢形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是要为祖国的强盛而努力学习、贡献力量。这些经历也使得梁思礼在少年时代就接受了苦难的洗礼和人生的历练，也形成了他坚毅的品格和不屈不挠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