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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谁是第一人”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这是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对一代雄主精心打造的长眠之宫所作的生动描写。两千多年以后，这深埋于地下的王宫终于重见天日，它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欣喜与惊疑。

从1974年3月第一片秦始皇兵马俑片的出土，到两年后，又有两处兵马俑坑重见天日，再到1979年10月1日一号坑的开放，一个庞大的国度在历史的安排下，赫然呈现在了世人面前，吸引着各路专家学者和各国游人纷至沓来。如今，秦始皇兵马俑已经蜚声海内外，就在不经意间，时间轴的刻度历经了三十多年。

时光荏苒，三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作为兵马俑的研究者、秦陵博物馆的负责人，袁仲一深深体会到，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世人关于兵马俑态度的变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西杨村村民态度的变化，刚开始挖出兵马俑时，有人说是瓦爷，也有人说是瘟神，当地农民还曾抱怨说占了他们的庄稼地，为此起过争端。而现在，当地流行一种说法：“致富不忘秦始皇。”还有民谣说：“发财全靠秦始皇。”

可是，这三十年对临潼人来说，过得并不平静。曾经鲜为人知的临潼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点的同时，也成了是非之地，差点要淹没在世人的口水战中。面对如此重大的发现，世俗往往经不起名利的诱惑，于是争着要当“兵马俑发现第一人”的人实在太多了。

时光再次回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临潼县西杨村的农民们在打井时发现了一些陶俑的残片后，临潼县晏寨公社水管员房树民听说打的井已深入地下5米多，仍不见一滴水珠时，便揣着疑问来看个究竟。细心的房树民在四周转了一圈，捡些陶片在手里端详敲打一阵后，当即对当时的组长杨全义说：“这井不能再挖下去了。”他看出这砖和离这儿约1.5公里的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秦砖是一样的。当时临潼县文化馆主管文物工作的赵康民闻讯，立即赶到现场，让村民把挖井的工程暂停，把陶片一一收集起来，初步的清理工作完毕后，他自己又做了些挖掘。赵康民的领导起先不让上报，担心这是“四旧”。后来，新华社记者蔺安稳来临潼休假，他爱人刚好也是临潼文化馆的，他听说后，把这个消息写成新华社内参。当时，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都不知道。后来，消息由新华社到国家文物局后，一层一层向下，袁仲一才知道了这个消息。

兵马俑的出土的确涉及了很多关键性的人物，人人都可以捧着“充足的理由”前来索要这光耀门楣的称号。有人说当年挖井的村民可以称得上是“兵马俑发现第一人”，有人认为阻止村民继续挖井的房树民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也有人指出赵康民有“鉴定、命名、修复、发掘”的功劳，他才配得上这“第一人”的称号，更有人提出将消息写成内参的新华社记者蔺安稳该得此殊荣……

正当这种喧闹四起之时，有人提出：这“第一人”必须是研究秦俑的考古学家，一定要与秦俑研究挂钩，一定要与秦俑“定性、定名”紧紧相连，一定要与能否认识秦俑的重大“价值”为先决条件，不是专门研究秦俑的专业考古学家就应该与秦俑的“发现人”毫无瓜葛。在第六届秦俑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李先登教授坚定地认为：“秦兵马俑的‘发现人’，就是袁仲一先生。”理由就是：“兵马俑的发现是具有重大文化属性的事件，应该带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成分，它的发现人只能归属于学界。”基于这样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把袁仲一推到台前来，认为只有身为秦俑研究主要“当家人”的袁仲一才真正具备将秦俑“发现人”的桂冠加到头上的资格。

这种享誉海内外的荣耀与推崇，是袁仲一所始料不及的。事实上，面对世俗的纷争，面对众人敬仰的头衔，袁仲一依然保持着那份内心的宁静，他并不想卷入这场是非之争。尽管这是一个万人仰慕的至高头衔，他却从来不认为有“谁是兵马俑发现第一人”这一说法。当时西杨村有三个生产小组，每组出两个人，一共六个人组成了打井小组。发现了兵马俑，是集体劳动，不能说谁是“第一人”。

从第一次挖到兵马俑到如今，袁仲一始终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自己是秦俑的“发现人”。他坚定地认为：这不是一个个人名利的问题，文物是属于国家的！ SU0W4Rrtn5cSt0yPK9VQe+Ym9s1nCTBan0Hvhnlu/8rtQBmVHaBCESHshH6y9y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