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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7月15日，这是袁仲一人生中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42岁的他第一次见到兵马俑。从此，他的半生与秦始皇兵马俑结下了不解之缘。漫漫历史，几多沉浮？谁也说不清这究竟是历史的机缘，还是命运的一次刻意安排。
这一年的3月，正是初春时节。一场突如其来的干旱袭击了中国西部的八百里秦川，临潼县骊山脚下的西杨村也没能例外。这是陕西关中地区的一个小村庄。眼看着地里的庄稼都黄蔫蔫的抬不起头来了，村民们焦虑万分：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这半年来的辛苦劳作付诸东流吗？眼下最紧要的，还是竭力挽救枯萎的庄稼！在一片慌乱之中，村民们想到用地下水解决燃眉之急。于是，奔走了一下午的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和副队长杨文学，终于下定决心，选了一片石榴树林作为打井的地点，他们挥起镢头在脚下石滩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
秦俑发现前的地貌
翌日晨，村民杨全义、杨新满、杨志发等6个青壮年，就在队长划定的圆圈里挖掘起来。可是，直到黄昏时分，这片只长树木、不长庄稼的荒瘠砂石地上，依然没有冒出一滴水！就在村民们陷入极度疲惫、绝望之时，有人惊呼：“瓦爷！”原来从地下五六米深的地方挖出了一个真人一样的陶土人头，灰蒙蒙的，形象有些恐怖。有农民认为这不是什么瓦爷，而是瘟神，于是丢下锄头，“呸呸”吐着口水，说要杀掉一只黑公鸡来祛除晦气——在关中农村，人们认为大地长养万物，没有从土里挖出水源，倒是挖出了死人的东西，这是不吉利的。
随着镢头、铁锨的不断劈凿、挥舞，一个个陶制俑头、一截截残腿断臂、一堆堆俑片，被装进吊筐拉上地面，抛到这片荒滩野地上来。一种难以言说的沮丧情绪笼罩着人们。谁能料到，这就是千年历史向人们发出的一个信号。就从这个黄昏开始，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在这不经意的偶然间拉开了序幕。
发现陶俑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国家文物局随即派出考古、文物专家进行现场考察，并决定由陕西省组织考古队进行发掘。
当时在省考古所工作的袁仲一正在三原县挖掘唐太宗的叔叔李寿的墓。李寿的棺材上有门，门上有锁，在全国是唯一的，这是很大的发现，一下子叫袁仲一给碰到了。此时的袁仲一正沉浸在这一大发现带给他的兴奋之中。
听说发现兵马俑的消息时，他开始并没有多大反应，因为根据一般的规律，这样的俑坑规模都很小，一个星期就能完成工作。领导给袁仲一下达通知时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临潼发现有（陶俑）碎片，估计一周就挖完了，你们去，挖完后写个报告，报到文物局就行了。”
1974年7月1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一支由陕西省成立的考古发掘队来到了西杨村，42岁的袁仲一被任命为考古发掘队队长。当天，他和杭德洲等几个考古队员带着普通的考古工具，背着几张行军床、蚊帐等生活用具，匆匆离开西安，乘着一辆敞篷汽车，进驻考古工地。虽然大家只当这是一个普通的考古发现，但是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扎实的专业素养让袁仲一和其他考古队员不敢轻易怠慢。因为即便是再小的考古发现，也可能给浩瀚的历史填补空白。
为了更好地了解地形，方便挖掘，第一天，在生产队长杨培彦的安排下，他们就在西杨村的一棵大树底下安顿了下来，随即展开工作，开始在打井区域周围进行挖掘。
第一次见到了大陶俑，袁仲一兴奋极了。陶俑就静静地趴在东南角上，只见它造型奇特，似人非神，头顶上长着角，二目圆睁，怒视前方，紧闭的嘴唇上方铺排着两撮八字须。从外形上看，与其说是神像，不如说是身披甲胄的战士。可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袁仲一想试着探个究竟，可轻轻一动，它的全身就碎裂了，就在袁仲一为此懊丧不已的时候，他猛然发现陶俑脆弱的身子底下还掩着一柄青铜剑，刃锋锐利，光洁如新。他一看又高兴了起来，一天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
秦始皇兵马俑坑示意图
袁仲一想：人多嘴杂！为确保文物安全，他立即告诉其他队员：“马上埋起来！”然后果断地下决定，让其他一起挖墓的人暂时放假，只留下当地的两位民工，加上同事程建华，一共四人一起继续挖。同时，他们绘图、照相、做文字记录，忙得不亦乐乎，最后小心谨慎地把青铜剑取了出来。这是秦俑出土的第一把青铜剑。
挖掘不断，从第一铲到第二铲……小小的井口被挖成了巨大的土坑，真人一般的陶俑仍旧不断地在土层中出现。“怎么还有没边的俑坑呢？”袁仲一和同事们似乎有点儿找不到边了。他们断定，这应该是一个古代的陪葬坑。经过精密的探测，结果表明这的确是一个陪葬坑，而且空前巨大，它的面积完全超过了袁仲一的想象，也超过了在场每一个人的想象。
历史就是这样喜欢和人开玩笑，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居然是个史无前例的巨大的兵马俑坑。挖掘之初几十天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巨大考古发现的冰山一角；而一个世界性的奇迹将要在袁仲一和考古人员的铁锹下，一点一点地重现人间，一支沉睡了千年的庞大的地下军团，就要在袁仲一的铲下，揭开神秘的面纱，浩浩荡荡地绽放出耀眼的光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