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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三秦大地的袁仲一被分配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发掘与历史研究工作。在学校，他学的虽然是古代史专业，但并非考古学，好在研究古代史免不了要去找各种各样的史料，因此他所学的专业也就和考古分不开了。找到了用武之地，袁仲一干得自然得心应手。
工作、生活一切都在步入正轨。慢慢地融入到这个陌生城市中，袁仲一发现，原本印象中那个弥漫着典型西北味的西安，并不存在。这里，没有飞沙走石，也谈不上沙尘满天；传说中的“陕西冷娃”，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生冷蹭倔”，不好接近。事实上，在袁仲一的眼中，西安当地人很淳朴，也很真诚。“君子敏于行讷于言”的传统在三秦儿女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勇于开拓，懂得包容，冷静处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能够做到宠辱不惊，这是一种属于大唐长安人的精神境界！而这种为人处世的境界，也正是袁仲一所欣赏与追求的。
据考，两千年前，中国“史圣”司马迁正是陕西人，他“生于龙门（一说在今陕西韩城），耕牧于河山之阳”。一介书生，只因在朝廷上的一番仗义执言而触怒龙颜，被下狱施以宫刑。遭受奇耻大辱的司马迁痛不欲生，但忍羞含垢，发愤著书，在逆境中奋发图强，在失意中扬帆起航，创作了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千古奇作——《史记》。司马迁是陕西人的骄傲，是“长安精神”的代表，他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伟大人格和“士可杀而不可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精神魅力，一直为后世所景仰，后人以“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给予了司马迁很高的肯定与赞誉。
同样是陕西人的著名历史人物张骞，不畏山高路远，挺身而出，请缨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以解大汉边陲匈奴之患。不料，这一去便是十年之久。在为匈奴所扣留的日子里，张骞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依然精心地保存着象征汉使身份的节杖。经历重重艰难险阻，他得以逃离匈奴返回长安。然后，这位志士置生死于度外，一往无前，二度出使西域，坚定不移地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并且开辟了前人未走过的丝绸之路。张骞的这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和敢于开拓的精神，堪为“长安精神”的典型代表。
同样是在汉武帝时代，曾任中郎将的长安杜陵人苏武，为了谋求北部边境的和平，化干戈为玉帛，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出使匈奴，竟被匈奴扣押。在匈奴的万般威逼利诱下，苏武依然心存汉室，决不归降，历经了19年之久的北海牧羊生涯，始得归汉。苏武身上表现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正是三秦男儿的骄傲！
这些千古流芳的历史人物，给三秦大地留下的是千年古训！
袁仲一慢慢地适应着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也许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需要一种内心的安静。他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平时很少上街，对著名的大街也没有什么太强烈的感觉，却对西安的肉夹馍情有独钟。想吃的时候，他就跑到柏树林，那儿有一家店肉夹馍味道非常地道。“肥肉吃了不腻口，瘦肉无法满嘴油；不用牙咬肉自烂，食后余香久不散。”只可惜这家店后来搬走了，但那股酥软香醇的味道一直留在袁仲一的心中。
袁仲一常去的地方还是西安碑林博物馆，那是考古所的所在地。这是一座以收藏、研究和陈列历代碑石、墓志及石雕作品为主的艺术博物馆，被誉为“中国最大的石质书库”、“东方文化的宝库”。它是在“西安碑林”这一书法渊薮、经史宝库的基础上，利用西安文庙古建筑群扩建而成的。这里碑石如林，篆、隶、楷、行、草各体皆有，名家荟萃，精品林立。秦《峄山刻石》的宋摹本让今人一睹李斯“画入铁石，字若飞动”的小篆风采；东汉《曹全碑》字体流宕俊美，独具风貌；隋唐时期的碑刻在碑林中最为壮观，有隋《孟显达碑》、《智永千字文碑》、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欧阳询《黄甫诞碑》、褚遂良《同州圣教序碑》、欧阳通《道因法师碑》、张旭《断千字文》、李阳冰《三坟记碑》、怀素《千字文》、柳公权《玄秘塔碑》以及僧怀仁集王羲之的《集王圣教序碑》等，还有碑林收藏的唐代杰出书法家颜真卿的7块碑刻，让今人领略到颜体的劲健笔力和醇厚气韵。
在馆内参天古木的掩映下，袁仲一久久沉迷于这座东方艺术的殿堂，欣赏雄劲简练的汉代石刻、精美圆润的唐代石刻，饱览珍贵的诗文墨迹和馆内古朴典雅的建筑，仿佛是在一次又一次地重温美的历程。
在如此浩瀚的藏品面前，袁仲一领略到的是古代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感受到的是中华民族进取向上的气派和精神。他获得了真正的艺术享受，眼界大开，开始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了浓厚的兴趣，也参加了挖掘唐墓，发表了几篇有关金文和唐墓方面的论文。
通过多年兢兢业业的工作和亲身实践，袁仲一积累了丰富的实地经验，学到了许多文物知识和考古发掘的技能，对西北这片土地，对具体的工作，也经历了从陌生到了解、从了解到熟悉的过程。他感受到厚重的三秦大地正向他展开拥抱的臂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