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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遭大变革时代
晚清，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进入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仍未完成，动荡的时局、激变的文化，造就了一个特殊的时代，也造就了一大批中西兼修、贯通古今的大学问家。要了解周汝昌一生的学术追求，先得知晓他生活的时代和环境。
周汝昌出生在1918年，在五四学人系谱中属于较晚一辈，他的生平际遇和思想观念深受时代的影响，“我的时空都处在一个交叉点上，交叉就是矛盾——而那矛盾并不微末细小”。
周汝昌幼时时局动荡，军阀割据，那是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奉军”“败兵”等名词连乡下的小孩子都很熟悉。军阀混战、日寇侵略、国共内战，战火所到之处，倒霉的都是平民百姓，周汝昌家也不例外。政治上的混乱和腐败让很多知识分子将才智贡献在公共事务方面，也让另一些知识分子产生远离政治是非的念头。周汝昌无疑是后者，大概与他幼年时的经历有关，“其他政、法、哲、思（潮）等等，一概无缘听到，更谈不上理解与吸取，甚至亲聆老农民对时局所抒发的感慨：这号人，弄不好，还得出真龙天子才行！”
从文化上讲，五四以来的西化思想和西化实践如巨轮滚过中华大地，现代化观念深入上层执政者的政治理念和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破坏日甚一日，就连那些号称保护传统的人，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做着摧毁的工作。20世纪30年代，有人提出将线装书扔进茅厕30年，抱着强国信念的西化派认为中华祖宗几千年的一切都不行，都该扔掉、毁掉，必须照搬西方才能生存。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鱼龙混杂，那些躁动的、杂乱的、肤浅的、庸俗的、无聊的、具有吸引人眼球的、夸大其词的救国方略跟北洋政要一样，走马灯般流行一阵，去年还是时髦，今年可能就过时了。这是周汝昌年轻时代的文化现象。周汝昌并不反对现代化，他所反感的是那些盲目的数典忘祖的西化。
周汝昌年轻时，中西、古今交替的社会现象特别能说明当时中华大地的变革和动荡。那时除卖力气担挑小贩的男子主要穿长袍外，只有在家才穿两截衣（现在是正装，那时是家居服），在正式场合穿两截衣见人是不可以的，那是无礼的表现。每逢年节喜寿或专诚拜会，必加马褂（清代礼服），戴帽，即便是店铺掌柜的与学徒的，亦无例外。过年了，连木匠师傅也要换一身新布衣，有的还要换袍褂。见面打招呼，有称谓，有问候致敬之言词。
妇女的讲究更多。四五十岁的女子，出门坐轿车，要穿裙子，须将两腿遮住，不然就很“放肆”，被人瞧不起。未婚女子梳大辫子，走路风度须端静规矩。平时不出门口，也避生人——不会有嬉笑打闹、随便自由的姿态。
到了30年代，方有女子剪发的。剪发需有相当的勇气，短发的女子被称为“摩登”（modern之译音，用时很少敬意），年岁大些的人很看不惯，气愤地评论：“可难看死了，活像水陆上画的！”“水陆”专指僧人为丧家做佛事时棚内悬挂阴司地狱画屏，女鬼才披头散发！中华妇容，头髻最为重要，梳头与针线活计，是品评少妇为人的标准。现在针线和发式，都有专业人士操办，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些讲究了。周汝昌在描述30年代天津市容时写道：
到市里一看，可就“吓人”了：女的皆是剪发烫弯儿，穿的单旗袍紧箍在身上，讲究露大腿，露“曲线”……这是30年代的天津女流之形象也。
20世纪是一个变化多端、趋新盲从的时代，那些抱残守缺的文化人便显得另类和不合时宜。周汝昌是个认真的人，认定的事情便会坚持。他坚守故国文化，宣扬中华文化之美，也深受特殊时代的影响：
我不新不旧，又新又旧。我不土不洋，又土又洋。我悬在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四不像”交叉点，处境尴尬得可以。我非圣贤，也不是英雄豪杰，就是这么十分寒伧的出身。“现身”说“法”，这是掩饰打扮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