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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失败的考证
1947年的燕园，名师散尽，讲授的课程实在无法打动周汝昌的心，他转向图书馆，开始另寻自己的境界。他想先找一个突破口试试，看看他是否有考据的天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无聊消遣，就选中了一个砚铭的考索，做起课题来。
这块砚是他做海关临时助理时某日下班路上买到的，这块砚品格甚佳，很沉，黑色，背有淡黄纹理。砚池上雕着一条龙。印章三方：“吴桢”“周生”“大雅”。印上有一行小字“雍正乙卯得于西小市”。旧时北京有东西二小市——亦称“晓市”，俗呼“鬼市”。这方砚背面刻有草书铭文，铭文并不高明，与这方砚的整体品格不搭调。“吴桢”“周生”“大雅”，唯吴桢像是名字，或许就是这方砚的主人。周汝昌想知道，主人为何在质地良好的砚台上刻上不怎么高明的草书铭文。
那时候没有搜索引擎，只知道一个陌生的名字，周汝昌先要找找这个人的线索，同窗孙铮（正刚）认为吴桢是《皇明从信录》（这是一部记述明末典故的书）的撰者。周汝昌顺着这条线索，下了很大功夫，写成一篇《吴桢考》。他弄清了《皇明从信录》作者吴桢的生平，继续考证，却发现砚台上的吴桢另有其人——此位吴周生乃是明代与陈继儒同世的书物收藏名家，《古今图书集成》上也有他的名字。
经过多方查证，周汝昌发现砚背的铭文乃是古董商所为，那几个草书铭文是从徐世昌的砚铭中描摹来的，还伪托另一名家的款记。只因为这位吴桢知名度不高，为了卖个好价钱，古董商利用大众攀附名人的心态，另造大名，不想却把一方宝砚给毁了。说起伪铭俗刻，周汝昌觉得：“真是大煞风景，令人怅恨！”
这次考证让周汝昌体会到作考证并不容易，必须博学多知，需从众多头绪中找到正确的线索，辨伪存真，尤其在似是而非的、混杂的历史中获得真知，更要下一番功夫才行。
这次失败，没有让周汝昌放弃考据，相反更激起他考据的兴趣。此后，他把曹雪芹作为考据的对象，一生不变。周汝昌先生坦陈，他的红学实际是“曹学”：
我考“人”考上了雪芹公子，认真地说真已上了瘾，从1947年到今日今时，一直没有丝毫的兴致稍减，倒是有增无已。看不上曹学的人总觉得研《红》是作品本身、文学创作的事，而曹学太多了，妨碍了作品云云。
对此，周汝昌指出那种理论家论的是西洋文学，未必适用中华文化。就《红楼梦》而言，鲁迅提出“曹雪芹整个儿的进了小说”，“贾宝玉的模特儿是曹雪芹”。对那些利用曹学的研究成果，成为“红学家”的“学者”，周汝昌毫不客气地批评道：“有些‘家’们是从‘曹学’偷得了知识见解，写几篇文章，装作内行，而反过来讥评‘曹学’，吹求点儿毛疵，显示自己的高明与正确。——学风在这儿变成了歪风、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