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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的浪漫史
1940年阴历四月十六日，周汝昌与毛淑仁女士成婚，完成了终身大事。在认识毛淑仁之前，周汝昌也有过一段朦朦胧胧的浪漫史。
周汝昌少年时代，绝对没有男女青年自由社交的任何条件。一般家境好的人家的女儿不能随便抛头露面，那时男女极少接触的机缘条件。而正因此故，少男少女能得一点接触机会，极易发生一见钟情的浪漫故事。他和一位表妹的恋爱故事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他表妹是舅舅庶出的女儿（妾生的），名叫李存荣，小时候不常见，后来她家迁到了咸水沽，来往越来越多，逐渐亲密起来——这就发生了相悦之情。表妹相貌一般，但为人聪明伶俐，也很风趣。文化不甚高，只有小学程度。两人彼此都有好感，大人也都知道，并不干涉他们，只等水到渠成，两人再大些办了婚事。然而，姻缘的事似乎早已注定，这对小儿女似乎有缘无分。因为绑架事件，周汝昌心理发生极大的变化，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对以前的种种都生出幻灭感。所以当父亲提出为他们办婚礼时，他当即回答：“我还有志气，想求学。现时不想这件事。”
这番话传到了表妹家，一下子炸了锅，都认为周汝昌背盟，不要表妹了！最生气的是表妹，她十分恨周汝昌，骂他“缺德”。当姨母（表妹的姑母）问她：“是否有过（指男女性关系）？”表妹答：“没有。若有那个，我就不能饶他！”
阴错阳差，这段姻缘就这么断绝了。表妹心灰意冷，受了某人的引诱，随那人私奔到天津，不明不白地成了夫妇。周汝昌的舅家自觉不光彩，竟与女儿断绝了关系。她后来命运如何，周汝昌也没法打听。
周汝昌考上燕京大学后，有人给他做媒，与同乡毛淑仁女士认识。毛淑仁生于1924年阴历二月二十日，比周汝昌小6岁，女方家在天津市开设过松竹斋南纸局，两家可说是门当户对。毛女士虽只读到高小毕业，也算识文断字。他们婚前见过几面，彼此没有深厚的感情，也不反感，就结婚了。对此，周汝昌这样看：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原则，天经地义，哪儿是为了什么“爱情”？生理的、伦理的、社会结构秩序的、生活分工互助的、氏族传宗接代的……多种多层的需要，才是古老中国的真正“男女关系”的基石。
我小时候还不时兴什么“结婚”这种“洋话”，都只说“成家”。“大了，该成家了”，这大约即是今日的“组合小家庭”之意义，绝不会是“到了该谈恋爱的时候了”的语义。
周汝昌对现代爱情观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爱情应当是对那人真实的、深切的全面了解、理解而对之发生的倾慕（鲁迅语）与倾倒——全心全身地服了其人，贡献给其人，为之服务解忧是自己最大的幸福。爱其人，惜其人，为了其人的利益幸福，一切不计。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从这一点说，真爱情往往带着悲剧性因素，而世俗的“爱情”，核实了却不过满足己欲、自我享受、自我“占有”……
我时常想这些。我从年轻时就觉得，对这些复杂而微妙的精神境界学问，只有曹雪芹讲得最好、最深、最真。这其实也是我喜欢研《红》的一个原因。
社会应当高尚，应当允许男女有友谊，而不要把感情与爱情等同混淆起来。
周汝昌与毛淑仁婚前没有轰轰烈烈的恋爱，却也携手走过一生，育有两子三女。毛淑仁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操持家务，养育子女，颇为能干。周汝昌痴迷于读书做学问，基本上不管家务事，挣了钱都交给妻子掌管，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毛淑仁女士操持。此外，毛女士对他治学的协助也是多方面的，她尽管不能直接执笔撰写文章，但在收拾整理和妥善保藏各种文献、信函方面很有条理。她经手的资料、文献、物品，周汝昌需要用时，毛女士连想都不用想，马上便从某处找出来拿给周汝昌。此外，她也给周汝昌的文字作核校工作，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范成大诗选》改版时，她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将一部书的所引古籍全部逐字核校了一遍。那段时间，她在家务之外，每日坐在床上不动，身边摆满了各种书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