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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歧路
1940年，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在人文荟萃的燕京大学度过了一年单纯快乐的读书岁月。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被日本人解散，周汝昌又失学回家。此时的周汝昌已经结婚生子，失学后必须找工作养家糊口。在失学的这段期间，周汝昌从事过多种职业，先后做过咸水沽小学的教员、同立木号的司账员、中学编外教员等临时性职业。
1945年，日本投降，大家觉得苦难到头了，周汝昌也想做点事业了。正好，胜利后的津海关贴出广告：“敌伪物资接收管理局”招考暂用外勤助理员。亲友认为是个机会，海关是铁饭碗，一旦考上，福利不错。周汝昌倒不怎么热心，觉得不是正式招工。有人劝他，别管那个，干得好自然就会成为正式的关员了。当时他没有稳定工作，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应考。
谁知一考便中，他以第二名的好成绩被录取了。报到时发生了一件趣事。起初，周汝昌并不了解外勤助理员要做些什么，当时分配工作的关员问他愿意去哪一组工作。周汝昌问，需要做什么工作？那人说，跟随大车，负责协助关员查仓库、点库、列单、编号等等。周汝昌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不干了——我辞职。”
旁边等候的同事都觉得他若不是傻瓜，就是神经有病——这可是一个大肥差呢。那关员也面露惊异之色。但他为人极好，思索一下问：“你愿意在办公室做内勤工作？”
周汝昌点点头。那位关员要他找杨主任，杨主任看过周汝昌的试卷，觉得他还不错，便破格让他做了内勤。
周汝昌有点得意，他也成了公家办公室里的职员了，有了稳定的收入。他办公的地方是个大房间，分给周汝昌的活儿是写信封、填发货单。事情不多，待遇不错，大家都觉得这是难得的机遇。
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周汝昌可能一辈子就在海关填表，做个业余的文学爱好者。一次强出头，让他丢了这份肥差。原来这个接收机构（后来天津人都呼之为“劫收”）很不像话，不按原定薪金发钱，克扣员工工资。而当时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钱越来越不值钱，百姓叫苦连天。接收机关扣薪不给全发，就是欺骗这伙助理员——这些小职员都是靠那点薪水来养活全家的小市民。
职员们急了，找津海关交涉，推举周汝昌与考试第一的商文藻申诉。周汝昌负责撰写中、英文的申诉信，商文藻负责打字成文，直接送达上海的总税务司。同事们胆小怕事，没人敢出面支持他们，非但如此，还有一个姓魏的小人出卖了他们。津海关税务司司长召集员工代表开会，将抗议的代表召去听训。全厅气氛紧张又死寂，周汝昌书生意气，忍无可忍，侃侃而谈，直斥税务司的违约与职员的困难。那税务司长张口结舌，十分尴尬。后来，税务司长的手下出来说了几句强充门面、自找台阶的废话，才结束了这场闹剧。没几天，他们先将周汝昌打发到了一个冷落大屋子里，随即宣布接收事务逐步减量，助理员即分批裁退。在名单中，周汝昌赫然列在第一名！
他失业了。塞翁失马，这失业让周汝昌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人生该走哪条路。经过认真思考，他下定决心，回燕京大学完成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