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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同学黄裳
周汝昌的红楼人生中，南开同窗黄裳可算是第一个知音。在为《献芹集》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黄裳回忆了南开中学时的同窗之谊。
因为同级同组的关系，汝昌和我住在一间寝室里。他是天津咸水沽人，比我大两岁，平常总是缄默地不大开口。细长的身材，清疏的眉眼，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气的。他从高中一年级才插班进来，一开始好像不大容易接近，看来他已不再是小孩，而是一个快要成熟的青年了。他从不参加体育活动，只是爱听戏，京戏、昆曲都喜欢。他还偶尔粉墨登场，记得后来他送给我一张《春秋配》里李春发的戏装照片，就是在燕京大学读书客串演出时拍的。这种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共同点。
不久我又发现他喜欢诗词，并曾熟读《红楼梦》。这就在我们中间出现了新的、更有兴趣的共同点了。这时我们的谈话开始多起来，谈论的主题也集中在《红楼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饭以后，走出校门，经过南楼、体育场、女中宿舍楼，到墙子河边散步时，谈论的就多半是这个。那真是兴致盎然，杂以激辩，直至回到宿舍还往往不能停止。以我当时的年纪、水平，对《红楼梦》的欣赏当然还停留在《菊花诗》和《螃蟹咏》上面。汝昌当然比我高明得多，好像已经在注意曹家的故事和作者的生平了。可以说，这就是《〈红楼梦〉新证》的最初的发轫。当时的谈话内容今天几乎一点都记不起了。但汝昌的研究《红楼梦》早在五十年前即已开始，这一节我想是可以作证的。
黄裳，国内大藏书家。原名容鼎昌，1919年出生，山东人，原是八旗家世，祖上隶镶蓝旗，可能是“驻防旗”而落户于京畿的。曾在南开中学和交通大学就读。抗战期间曾出任美军翻译，奔波于成都、昆明、印度等地，后定居上海至今。黄裳在散文、戏剧、新闻、藏书等领域均有建树。著有《锦帆集》《妆台杂记》《过去的足迹》《还珠记幸》《金陵五记》《银鱼集》《榆下说书》等。
黄裳自少时爱书如命，读南开高中时他就买过《四印斋所刻词》那种精美无匹的刊本。他奔走各地，都要留意古书，所藏者皆罕见难逢的孤本、稿本、精本。“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几大汽车书。据周汝昌回忆，黄裳于每部书必有小题记，笔致风雅。他少年时健谈、风趣，年老了再见面，就不那么豪迈而显得深沉稳重了，乃当今高士。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真同窗，两人的性格不一样，可是共同语言却很多，爱书，爱文学，爱京戏。这对同窗后被九一八的炮火冲散，黄裳到了“大后方”，周汝昌则留在家乡。沦陷期间，双方消息隔绝，因后方消息很难知道。
直到1950年，周汝昌的红学论文在《燕京学报》第十期上发表，黄裳读到后，在《文汇报》上摘载了论文的一部分，并写信给周汝昌，还附上晚报所刊读者撰文表示赞同的资料。这样，他们又有了联系。
多年来，黄裳在资料和精神上给了周汝昌极大的支持和关切，比如20世纪60年代周汝昌考证大观园遗址的文章，经黄裳编辑发为头版头条，因此惹怒了姚文元，黄裳和其他同仁吃了大苦头，甚至导致一条人命悲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对老友的联系更多了。半个多世纪的同窗情谊，令后人为之感叹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