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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石刻内容的考释文章很多，形成书的也有一些。这里推荐一本给大家参考，即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也请参考陆扬的书评论文《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
。这对于研究生使用墓志来研究历史问题，应当会有帮助的。
总之，石刻史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唐人墓志的传记资料，远远多于两《唐书》的史料，而一些不见经传的人物，恰恰是新的史学思潮所关注的一些社会群体，如妇女、地方士人、下层民众等。
不少新发现的墓志可以填补历史的某些空白，如上举《榆林碑石》，所刊几乎全是靖边县统万城（夏州）周边新出土的墓志，除个别有所报道外，几乎没有公布过，所以价值最高。在该书出版前，主编康兰英女史曾将几乎所有拓本交给我，希望合作研究，我也根据内容拟定了一些围绕统万城的研究课题，分给研究生去做
，但终因我分身无术，最后放弃了这个研究计划，感到很对不起康老师。后来，周伟洲先生写出《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跋氏之族源问题》
，利用这中间最重要的资料，填补了拓跋氏世袭情况，以及他们从青海到宁夏的迁徙历程，为党项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比如我近年关注隋唐长安研究，其中一个出发点就是西安周边出土的大量墓志开始发表出来，使得我们对于原本生活在长安的许多重要人物，有了比以前更为充分的了解，甚至一个家族墓地出土墓志，也可以构建他们在长安城中居住的网络和社会关系。我曾以2003年发表的1976年陕西蒲城县唐睿宗桥陵出土的《大唐睿宗大圣真皇帝贤妃王氏墓志》，辅以《金石录》卷五著录的景云二年（711）徐彦伯撰、张庭珪八分书的《唐左仆射刘延景碑》，1989年8月西安市雁塔区裴家孔村征集、《全唐文补遗》第3辑的《大唐监察御史裴炎故妻刘氏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4辑发表的《鸿胪少卿阳济故夫人彭城县君刘氏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所刊《大周故润州刺史王美畅夫人故长孙氏墓志》，重构了相王（睿宗）与刘氏、王氏的亲属关系表，从而使我们可以理解《长安志》卷七安仁坊的下述记载：“东南隅，赠尚书左仆射刘延景宅。坊西南，汝州刺史王昕宅。注：延景即宁王宪之外祖，昕即薛王业之舅，皆是亲王外家。甲第并列，京城美之。”这其实是韦述开元十年所撰《两京新记》的文字，描述的是开元初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