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就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大陆）而言，可以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革命的延续，后一阶段为改革的兴起。而在跨世纪的门槛上，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20世纪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文化上看，正如中国的经济一样，我们今天已经处在一个与五四时期、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与文化革命时期、与改革开放启动时期都完全不同的时代。革命早已成为过去，经济改革已基本完成，这个时代的主题不再是“革命—斗争”，甚至也不再是“改革—发展”，用传统的表达，进入了一个治国安邦的时代。在文化上，从上个世纪的“批判与启蒙”，走向了新世纪的“创造与振兴”。

儒学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儒学也不是启动改革的精神动源，因此儒学在20世纪的被冷落，是理有必然的。与相对短时段的革命和改革而言，儒学正是探求“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思想体系。时代的这种变化在领导党的观念上已经表达出来，“执政党”概念在近年的普遍使用，鲜明体现出领导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自我意识的转变。这一点应当得到肯定。而执政党的任务就是要把注意力平实地集中在治国安邦的主题上。与此相伴，执政党的政治文化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从江泽民的哈佛演讲，到胡锦涛的耶鲁演讲，以及温家宝的哈佛演讲，无可怀疑地显示出执政党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倾向。21世纪中国领导人的演讲，以自强不息、以民为本、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为核心，无一不是从中国文明来宣示中国性，来解释中国政策的文化背景，来呈现中国的未来方向。以“和谐”为中心的执政党的国内政治理念和口号，也体现着类似的努力，即探求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来构建共同价值观、巩固国家的凝聚力，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大量、积极地运用中国文化的资源以重建和巩固政治合法性，已经成为21世纪初执政党的特色。放眼未来，这种顺应时代的发展只会增强，不会减弱。这与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的“去中国化”努力正成对比。

所谓“再中国化”，当然并不表示此前的、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政治、文化缺欠中国性，而是指自觉地汲取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资源，正面宣示对中国文明的承继，更充分的中国化，以应对内外现实的复杂挑战。这种再中国化，也决不表示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好东西”的拒绝，因为它只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连接传统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它重在表示与“和传统决裂”的不同态度，肯定了现代中国必须是根于中华文明原有根基的发展，表现出复兴中国文明、发展中国文明的文化意识。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讨论“孔子与当代中国”所不可忽视的背景。至于全球化浪潮下的文化多样性和自主性问题的突出，就不在这里叙说了。

毫无疑问，传统的复兴决不是要回到过去，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复古”批判具有当时政治的针对性，那么，今天任何对传统的关注，都是对现实的一种救治和补充，没有任何人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回复到古代。事实上，历史上的所谓复古也大都是变革的一种形式，人们从来都是“古为今用”的。无论如何，传统是不可或缺的，但传统不是完美的；传统是延续的，但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传统既要经过接受，也要经过修改；发展、变化、转化充满了传统传延的过程。而且传统的传延更依赖于诠释，而诠释总是反映着时代的新的变化，包含着新的发展。我们所期待的是，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密切交流，以理性的态度、开放的心态，在学理上深入探讨有关儒学与当代中国的各种课题，以适应、促进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更好发展。

20世纪对儒家思想文化从启蒙和现代化的角度进行的批判可以说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了最深入和全面的程度；同样，对这些批判的回应，在20世纪也达到了深入和全面的呈现。因此，重要的不是简单重复20世纪有关儒家文化讨论的已有论述和观点，更不是肤浅地追逐文化的热点，而是应当适应时代的变化，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直面文化、价值、秩序的重建，发展出新的问题意识和寻求新的解答，在这一点上，我们期待着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的深入沟通与全面合作。

2007年7月26日 6fmwHplA8NrfQmJc1+H0ODgzIb+HqDfhPMrkoE5UIBMFPTvqrHGk3/GAO2QwWw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