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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时代的历史来看，诸子百家的“士”是从王官中转化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伴随着“哲学的突破”发生，“士”（不是春秋最下层贵族的士）的产生正是指从各种专业化的世官中转生出来的、追求普遍价值的新知识人。儒士从其开始出现直到中华帝国晚期，一直保有着类似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
儒士的第一个特点是“以道自任”。这一点至少自余著提出以来已为众所周知，故只需略举数例，如孔子、孟子的名言：
士志于道。（《论语·里仁》）
君子谋道。（《论语·卫灵公》）
君子忧道。（《论语·卫灵公》）
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
这些都是强调，士的关怀始终超越一己或家族的利害得失，而指向“道”。道是世界的普遍原则，是人类的精神理想。如果我们知道西周以来的世官制度是以家族世传某种知识为特征，就可知轴心时代以降的“志于道”者正是对专业化的世官心志的超越，而且这类士君子在春秋末期以后已经不是偶然出现而是成为群体了。
儒士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天下自任”。这一点需要以多一点材料来说明。
中国古代“公共”一词的含义多指普遍性而言。《释名》：“江，共也。小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在古代政治文献中，像“法，天下公共者也”的说法很为常见。在宋代以后的哲学思想中，“理为天下公共之理”，“理为天下所公共”这类的讲法俯拾皆是，以强调理的普遍性。
不过，在与今天所说公共性有关的问题上，也有一些使用“公共”语词的例子，如宋代所谓的“公共讲求”、“公共参议”。
宋代学者批评当时士人有言：“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狭小，阐辟其专私者而更自以为广大。”
明代也有学者曾倡言：“故必推极其虚灵觉识之知，以贯彻无间于天下公共之物，斯为儒者之学。”
在这里，“贯彻无间于天下公共之物”成为儒者之学的一个本质规定。所以，“公共”一词在中国古代也有广泛使用，只是其用法与今天不尽相同。
较接近于今天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观念所强调的“公共性”的意义，古代多用“天下”来表达。显然这是一个大的“公共”概念，也体现了古代儒家思想的总框架。《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思想结构，表示格致诚正是基础，而修齐治平不仅是格致诚正的自然延伸，也是格致诚正的最终完成，家国天下在先秦儒学是作为心性学的必然展开和归宿。《中庸》也认为，知修身“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所以把修身列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即列入“为天下国家”的九条常法之中，可见“天下国家”是古典儒家的具有目的意义的关怀。当然古典儒家的关怀在《中庸》还有“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等更高的一面。但无论如何，“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合内外之道”，君子决不能只以成己为限，而一定要发及成物，使道行于世界。由于君子心怀“天下”，所以“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中庸》），这里的天下当然是一公共的世界，故古代儒家虽然在问题意识上没有提出公共性的问题，但在出世与入世、道与利等问题上的论述可以说都蕴涵了儒家在公共性上的价值立场，即“天下”所代表的人民的、公共的利益始终是儒家具有终极意义的关怀。
这种立场可以孟子的话为作代表：“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孟子·万章上》）孟子的话虽然不是讨论针对专业性的公共性，但他的话“自任以天下之重”无疑为古代知识人规定了基本的价值方向，而这种“自任”的内涵是以“忧国忧民”为其特色。我们在后世的著述中每看到“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话
，都是孟子以来此种传统的明确表现。至于这种精神在古代士儒的具体的体现，那就不胜枚举了。自《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下》）以后，早如汉代的士大夫“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噫呜流涕”
；后如范仲淹自诵其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
；乃至从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到现代共产党人邓拓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足以证明“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精神对古代儒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入影响。这种精神的影响使得现代知识分子难以遗忘对公共事务的关切来谋求个人的专业发展，也不会使这种精神的体现仅限于学术界的知识分子。
以下再列举若干宋明儒者的说法和表达。《宋元学案》述范仲淹生平云：“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尝自诵其志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先生倡之。”
述陈古灵云：“气古行高，以天下之重为己任。”
《明儒学案》所记载的此类儒者言行更多，如“以天下之理处天下之事”
，“以天下为己任”
，“以天下为重”
，“吾辈动辄以天下国家自任”
；这些都表明“以天下为己任”已经成为深入近世儒士心灵深处的价值精神，社会、民生、风俗的公共性相对于个人的任何关切都始终具有优先性。“道也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
，“道也者，天下之公道也，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
；“天下事皆所当言，上为朝廷，下为苍生”
，“以天下之公议，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
，“公议所在，系国家元气，系天下治乱”
。古代儒士已经把真理的公共讨论，特别是政治问题的公共讨论看成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存亡的重要领域。
当然，宋明以后，受佛教的影响，理学中也有内向化的发展，有些儒者重视精神的修养，反对只追求家国天下而忽略个人修养，强调个人的修身应当和家国天下的关心一体并进，如说“今人但在天下国家上理会，自身却放在一边”，“便逐在家国天下去”
。更有强调道德修身决定论者，认为随着道德修身问题的解决，家国天下的问题即随之解决，故有说：“人常言圣人忧天下、忧后世，故生出许多假意，悬空料想，无病呻吟。君子思不出其位，只是照管当下，即天下后世一齐皆在。”
当然，这一类说法也可能是明代后期士人对专制腐败的政治丧失了改革的信心所致。所以，儒学传统内部虽然包含着某些复杂性，但其主流和主导的价值取向无疑是天下国家优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