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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关于婚姻的法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秦朝，秦律已经有了对婚姻、家庭问题的简单规定。到了唐朝，封建社会进入了全盛时期，法律也趋于完善，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布的《永徽律疏》（简称唐律），是我国封建时代制定并保存下来的一部最完备的封建法典，其中第四篇是《户婚》，共有46条，主要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和婚姻、家庭等方面的规定。唐律对后世影响极大，清律和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法律，都有唐律的影子。
在唐律中，一夫一妻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如果娶二妻或嫁二夫，就要判重婚罪。关于男子的重婚罪，唐律《户婚》规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至于女子的重婚罪，唐律《户婚》又规定：“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二年，妾减二等，各离之”；“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加二等就是徒三年了，因认为含有背夫之责，故其刑比有妻更娶仅徒一年为重。
五代时沿用唐律，但周世宗时对重婚罪更加重了处罚，妻擅去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父母主婚者独坐父母；娶者如知情，则与同罪；娶而后知，减一等，并离之。
当然，在封建社会中本质上还是实行一夫多妻，只是除一个“正室” 外，其他以妾、婢、奴的名义出现罢了。
关于婚姻形式，唐代是提倡聘娶婚的，这与其他朝代都是相似的。纵观唐、宋、明、清各律对于婚姻的要求，以曾否设定婚书或授受聘财为准，聘财不拘多少，即使只是绢帛一尺也算数，这和买卖婚有根本的不同；当然，如果贪索巨额聘财，婚姻的性质就变了。所谓聘娶婚，一般总是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联结在一起的，往往并不征求当事人同意。
正因为提倡聘娶婚，所以法律上明禁其它一些婚姻形式，例如唐律《贼盗篇》云：“略人为妻妾者，徒三年”。而《疏义》说，“略人者，谓设方略而取之”，有巧取豪夺的意思。至于买卖婚，历代法律对此都是严禁的，例如北魏律云：“卖周亲及其与子妇者流”。唐律云：“略卖人……为妻妾者，徒三年”。对于婚姻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唐律也规定得比较明确具体，例如主婚人与婚姻责任问题，唐律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若期亲尊长主婚者，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余亲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事由男女，男女为首，主婚为从；其男女被逼，若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独坐。”这就把婚姻责任区分得很清楚了，如果婚姻违律，谁是主要决定者，谁就是主要责任者。
唐律中对婚姻禁忌也有许多规定，这都源于原始社会以来的性禁忌，而到唐代以比较完整的法律条文使它更明确、更严格了。除本章已经叙述的“良贱不婚”外，还有以下禁忌：
1. 同姓不婚。唐律：“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妾亦然。
2. 宗姓不婚。唐律：“诸尝为袒免亲之妻而嫁娶者，各杖一百；缌麻及舅甥妻，徒一年；小功以上，以奸论；妾各减二等；并离之。”
3. 尊卑不婚。唐律：“外姻有服属而尊卑共为婚姻，及娶同母异父姊妹，若妻前夫之女者，亦各以奸论。”
4. 他种不婚。异父同母兄弟姊妹，唐、明、清各律皆禁相婚。
5. 奸逃不婚。唐律云：“诸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知情者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离之；即无夫，会恩免罪者不离。”
此外，对违时嫁娶也有处罚。一是居尊亲丧不得嫁娶，唐律曰：“诸居父母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期亲之丧而嫁娶者，杖一百，卑幼减二等，妾不坐。”二是居配偶丧不得嫁娶，唐及以后各律居夫丧而嫁者与居父母丧而嫁之裁制同，且列为“十恶”中“不义”之一。至于夫居妻丧而娶，应该怎样处罚，在法律中却查不到，而且，唐朝贞观元年二月四日诏中，谓“妻丧达制之后，起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颇为合”。三是值帝王丧不得嫁娶，汉文帝以前，帝王死后每禁嫁娶，所以汉文帝遗诏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娶妇嫁女祀祠饮酒食肉。”这是比较开明的规定，即禁嫁娶以三天为限，后世（包括唐代）多以此为则。四是父母囚禁不得嫁娶，唐律云：“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徒罪杖一百”，处罚是很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