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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国际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为国家培养高层次、高素质创新人才；在基础研究和高科技前沿领域的原始创新性研究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和知识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研究型大学的全球竞争日益激烈，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面临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进一步提升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
建设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增强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实力的标志和核心，是培育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领袖和精英人才的摇篮，是基础性科技创新的不竭源泉，是新兴产业生成、发展的强大推进器，是先进思想和时代精神的引领者。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对于带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和提高，进而提升我国人力资源水平、保证我国尽快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意义重大。因此，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维护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根本与长远利益的国家战略抉择。
提升研究型大学国际竞争力是必由之路。国际化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提高国际竞争意识。要在愈发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必须认识到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研究型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在竞争主体上表现为不同学校间所呈现出的相对国际竞争优势；在竞争客体上表现为对生源、师资、投资以及毕业生就业市场份额等高教稀缺资源的吸引力；在竞争手段上表现为学校各种优势与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有机整合；在竞争结果上表现为学校的国际声誉水平以及最终的获益能力。提升研究型大学国际竞争力是提升高等教育整体实力，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必然选择。
明晰国际竞争理念。我国研究型大学应将自身发展置身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引入具有国际标准的竞争机制，将国际理念融入战略规划，以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为主要参照体系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同行评议机制，通过国际比较对自身特点、优势及劣势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和对比，提出针对性强的建设举措。
确立国际评价标准。在研究型大学国际竞争力评价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内在稳定性，消除偶然因素对评价结果的不利影响，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其国际竞争力水平应基本保持稳定；另一方面要注意外在时效性，使评价体系能及时反映出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质与量”的表现形式和内涵的动态变化。通过对研究型大学国际竞争过程的深入分析发现，研究型大学国际竞争力体系主要涵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师资队伍、物质资源、组织管理、大学校长和国际声誉等八个内涵要素。
构建国际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型大学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具有高度的国际可比性和可操作性。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发展，要求对大学进行科学的国际比较，需要选取出真正可以用来在全球范围内评价研究型大学国际竞争力的指标，需要选取出可以用于科学国际比较的可测量、可获得的操作性指标。
结合研究型大学国际竞争力的内涵要素分析，综合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全球性大学排名和国家型大学排名，通过对其指标进行梳理和分析，本研究构建出了研究型大学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国际论文数等7个科学研究指标，著名校友等5个人才培养指标，各学科领域拔尖学者数等4个师资队伍指标，师均科研经费等5个物质资源指标，共计4个一级指标和21个二级指标。
师资队伍整体水平显著提升。经过我国多年来重点投入建设，“985工程”高校专任教师的整体水平显著提高，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从1999年的不足20%增长到2008年的50%以上，有海外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从1999年的2.7%增长到2008年的6%。具有海外博士学位已成为一批“985工程”高校聘任新教师的基本要求，与国家政策配套、符合学校实际的人才计划已被一些大学制定实施，优秀人才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已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构建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分发挥才智的氛围已初步形成。
全球范围内人才争夺战趋于白热化。一流的师资是学校发展的关键和核心，国际学术大师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型大学竞相争夺的关键人力资源。全世界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217位教师现分布在全球91所大学工作，其中74%聚集在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里，86%在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里。全球4601位高引用科学家现分布在573所大学任职，其中超过半数集中在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里，66%在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里。截至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大学中，还未有教师获得过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作为高引用科学家的教师人数仅有5人，学术大师的需求程度非常迫切。
多途径、多元化推进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是否拥有国际学术大师是评价研究型大学师资队伍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之一。政府和高校一方面要重视学术大师的引进，完善管理模式，加强硬件支持，优化配套投入政策，营造学术氛围，以吸引并留住国际学术大师；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学术大师的培养，要从教师队伍的科研能力、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外语能力等多方面促进现有人才的持续发展，积极建设吸引、容纳和培育多元化师资队伍的环境，提高教师的国际视野、声誉和话语权。
科技创新总体实力显著提升。在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方面，我国重点建设的“985工程”大学年均发表的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所收录的论文数从1998年的校均240篇增长到2010年的校均1800篇，其中第一批支持的9所大学的校均论文数更是达到3350篇，论文发表数量最多的大学已位列世界第31名。十年来，我国重点建设的“985工程”高校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的学科数量已从2001年的40个增长至2011年的216个，“985工程”第一批支持的9所大学已有29个学科的被引总次数进入世界百强。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承担了大量前沿科学研究和重大技术创新研究任务，取得了一批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重大研究成果。
原始创新能力离世界一流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虽然我国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已位居世界领先行列，已有4所高校的论文数量跻身世界百强，但我国科技论文的质量相对世界一流水平仍然存在差距。我国大学发表在Q1期刊的论文的比例基本都在世界500强之外，其中Q1论文比例最高的学校世界排名仅373名。从不同学科领域来看，只有5所学校在工科领域的高质量论文比例能够进入世界百强大学，而理科、医学、生命及社会科学领域均未有学校进入世界百强。
重视基础研究，实现从数量增长为主向质量提升为主的转型。对于我国研究型大学而言，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基础研究发展不均衡，理工类学科已完成量的积累，接下来的工作应特别重视开展原创性科学研究，催生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而生命、医学和社科类学科则应同时提高论文数量和质量。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工作应营造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以科研质量的提升为重点，努力实现从数量增长为主向质量提升为主的转型。
创新人才培养的水平显著提升。经过十多年发展，我国研究生培养规模迅速扩大，博士学位授予数从1999年的不到9000人增加到2007年的40000多人，年均增幅达19%。其中“985工程”高校十年来授予的博士学位数占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校均授予博士学位数从110名提高到了550名，培养规模已经基本超过世界一流大学的平均水平。我国研究型大学不仅在创新人才培养的规模上不断提高，在质量上也不断提升。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已培养了一批高质量、高层次的优秀人才，在国际竞赛中屡获佳绩。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亟待突破。根据对学术型和应用型拔尖人才获得学位的学校统计发现，1981—2010年间的6516位高引用科学家，总计共获得9084个学位，一半以上是由世界百强大学授予的，而其中由我国大学授予学位的比例不足1%；2009年全球财富500强的2964位高管，总计共获得5842个学位，近六成是由世界百强大学授予的，而其中由我国大学授予学位的比例仅约2%。我国研究型大学对学术型和应用型拔尖人才的培养还远未满足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世界总体水平有很大差距。
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造就未来领军人才。一方面，我国研究型大学必须重视加强对理论研究型精英人才的培养，在提高自身科研实力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严格的培养模式和提供充分的培养条件保障，提高理论研究型精英人才的培养质量，使研究型大学成为知识和技术创新应用的主体，成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核心，对科学进步和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我国研究型大学必须重视对应用实践型精英人才的培养，通过建立完善的专业学位制度和对学生多样化学术能力的培养，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使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与社会行业发展相联系，不但成为人才进入专业领域的“港口”，而且要通过开辟和发展新兴行业，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提升。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研究型大学成为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源头，我国高校在授权专利的获得上呈现出授权数量增长迅速的态势。据统计，1985—2009年间我国高校累积专利授权总量106876件，平均年增长率为24.7%。同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通过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咨询、建立科技园区、推进产学研合作等多种形式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以自身特色和优势服务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力提升了我国研究型大学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
专利的国际化程度和影响力亟待提高。我国研究型大学的转化率还相对较低、经济贡献率小且科研成果的社会应用程度不高。据2004年统计，我国高校申请专利12997件，占全国申请量的4.7%，授权专利5505项，占全国授权量的3.6%，发明专利授权约为1.8%，专利许可实施率不足10%，与美国高校60%~70%的转化率相差甚远。同时，我国多数高校对科技成果的转化模式多采取自办企业，直接转化；或直接转让给企业，科研人员收取转让费后给予一定的技术服务等模式，导致高校专利和相关科技成果的总量相比差距较大。
重视成果转化，成果应用产生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发挥大学的科研优势，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一方面要求我国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结合自身的现实情况，改革科研体制模式，重视和提高成果转化，通过知识产权教育的普及增强国民的产权意识，逐步拓宽社会对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认识，营造适合专利技术发明、转化及产业化发展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要求我国研究型大学积极扩大自身融资渠道，合理优化资源分配，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强国际专利申请的自主意识，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
我国重点建设的研究型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明显缩小。经过“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投入建设，我国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声誉和学术地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跻身“世界大学学术排名”500强的我国大陆地区高校由2003年的9所增加到2011年的23所。同时，我国研究型大学积极实施各种类型的中外合作人才培养项目，举办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研究，学校的国际学术声誉和地位均有明显提高。
各国重点建设计划纷纷出炉，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任重道远。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财力有限、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等原因，通过实施重点大学建设计划、重点研究中心建设计划、人才引进和资助奖励政策或并校政策等来积极提升本国本地区研究型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并提高本国本地区高等教育整体质量。这些重点建设计划包括韩国的“21世纪智慧韩国工程”、日本的“21世纪卓越研究中心计划”、德国的“卓越计划”等，在宏观政策方面各有侧重，已产生积极效果。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研究型大学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仍任重道远。
宏观政策与微观举措并重，快速提升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制定符合本国本地区实际和国际发展趋势的宏观政策对提升研究型大学的国际竞争力有显著效果，而宏观政策的作用效果除了依赖于政策本身的科学性以外，还取决于大学自身的积极作为。我国研究型大学需要从学校、国家的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发展政策和建设措施，积极利用宏观政策，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探索与实践符合自身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竞争力提升举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