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从梯耶尔公寓搬了出来，跟她一起住在埃尔米塔日饭店。

一天晚上，曼特和她一起来接我。我刚吃完晚餐，便在客厅里等候。我坐在一名男子的旁边，就是脑袋酷似那种忧郁的、长毛垂耳的西班牙种猎犬的那个人。其他人开始玩卡纳斯塔纸牌。女人们正跟布法兹夫人聊天。曼特站在大门下面。他身穿一套浅粉色的西服，西服口袋里吊着一条深绿色的手绢。

他们一起朝他转过身子。

“女士们……先生们……”曼特低着头小声说道。然后，他朝我走来，身体笔挺：“我们在等您。您可以让人把您的行李拿下来。”

布法兹夫人突然问我：

“您要离开我们吗？”

我垂下了眼睛。

“夫人，这是迟早的事。”曼特以一种无可辩驳的语气回答道。

“但他起码可以提前告诉我们一下。”

我心里明白这位女人突然很恨我了。她会随便找个借口毫不迟疑地将我送到警察手里。我为此很悲伤。

“夫人，”我听见曼特在回答她，“这位年轻人在这里无事可做，他刚接到比利时王后签署的命令，肩负使命。”

大厅里的那些人手执扑克牌，愣愣地望着我们，那些经常与我同桌的人则以一种既惊奇又厌恶的神情审视着我，仿佛他们刚刚发现我不是人。人们在窃窃私语，对“比利时王后”进行影射。这时，曼特无疑是想顶住与他对抗的布法兹夫人，他环抱双臂一字一板地说道：

“夫人，您听见了吗？是‘比利时王后’……”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多，我的心被揪紧了。这时，他猛一跺脚，仰头以极快的速度说道：

“夫人，我没有把详情告诉您……我就是比利时王后……”

他的话激起了愤怒的叫喊声和愤怒的举动：大部分房客都站起身来，组成充满敌意的群体，站在我们的面前。布法兹夫人向前跨了一步，我担心她会甩曼特一记耳光，或者甩我一记耳光。我觉得后一种可能很自然：我认为自己是唯一应该负责任的人。

我很想请求这些人原谅我，或者有一根魔杖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从他们的记忆中一笔勾销。为了不被人注意而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所做过的这种种努力顷刻之间都化为乌有。我甚至不敢朝大厅看最后一眼。晚饭后的那段时间如此平静，而我的心却是那样焦虑不安。有片刻工夫，我恨死了曼特。为什么要让这些有定期利息或年金的富人、这些玩卡纳斯塔牌的顾客们懊丧和惊愕呢？他们让我安心。有他们的相随，我什么危险也没有。

布法兹夫人一定很想朝我们的脸上吐满唾沫，她的嘴唇越抿越紧。我现在原谅她了。我背叛了她，可以这么说。我摇动了梯耶尔公寓这座宝贵的时钟。如果她现在还能认出我（对此我深表怀疑。首先，梯耶尔公寓已不复存在），我希望她知道，我并不是个坏小子。

该把“行李”搬下来了，下午我就打点好了。我的行李包括一个柳条柜和三只大皮箱。箱子里装着很少的几件衣服、我所有的藏书、旧皮鞋和这几年的《竞赛》、《电影世界》、《音乐厅》、《侦探》、《黑与白》杂志。这些行李十分沉重。曼特想搬动那个柳条柜，却差一点没被它压扁。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放倒。然后，我们花了近二十分钟时间把它拖过走廊，拖到楼梯平台上。柳条柜重重地压在我们身上，曼特在前面，我在后面，累得喘不过气来。曼特横躺在地板上，双臂交叉，两眼紧闭。我回到房间，好歹也摇摇晃晃地将三个大皮箱搬到了楼梯口。

电灯熄了。我摸索到电灯开关，但无论我怎么摁都是枉然，楼道依然是漆黑一团。下面，客厅半开着的门缝透出一缕朦胧的灯光，我看见半开着的门边里探出一只脑袋，我可以肯定，那是布法兹夫人。我恍然大悟，肯定是她取掉一根保险丝，迫使我们在黑暗中搬运行李。她的所作所为让我歇斯底里地疯笑了一场。

我们将柳条柜推出半截到楼梯上。柳条柜在第一级踏板上稳稳当当地停着。曼特紧紧抓住楼梯栏杆，狂怒地踢了一脚：柳条柜滑下去了，每到一级都要弹跳一下，发出可怕的声音。别人可能以为楼梯要坍塌了。布法兹夫人又从客厅半开着的门洞里侧身探出脑袋，旁边还有另外两三个人的脑袋。我听见那些尖声急叫的声音：“看看这两个卑鄙的家伙……”有人嘘声重复道：叫警察。我一只手拎着一只皮箱，开始下楼。我什么也看不见。而且，我更愿意闭上双眼，低声数数，给自己打气。一、二、三，一、二、三……假如我在楼梯上绊了一下，我就会随着皮箱一起滚到底层，摔得粉身碎骨。不可能停下了。我的锁骨快要裂开了。我又开始了那可怕的疯笑。

灯又亮了，令我目眩。我发现自己已到了底楼，傻乎乎地被夹在两只皮箱和柳条柜中间。曼特拎起另一只皮箱（那只皮箱稍轻一些，因为里面只装了一些洗漱用具），跟在我身后。我很想知道是谁赋予我力量，让我活着到了楼下。布法兹夫人把账单递给我。我结了账，不敢正眼看她。然后，她走进大厅，“咣当”一声把身后那扇大门关上了。曼特靠在柳条柜上，用卷成一团的手绢揩着脸，动作干净利落，像一个女人在脸上扑粉。

“老兄，该接着干，”他指着行李对我说道，“接着干……”

我们将柳条柜拖到台阶上。那辆道奇车停在梯耶尔公寓的大门边，我察觉到依沃娜坐在前座的身影。她在抽烟，朝我们打了个手势。我们终于把这个柜子抬到汽车的后座椅上。曼特趴在方向盘上。我回去拿另外三只放在前厅的皮箱。

一个男子一动不动地站在接待处前面：就是脑袋长得像长毛垂耳的西班牙种猎犬的那个人。他朝我走来，站在我面前。我知道他有话跟我说，但他说不出来。我以为他会汪汪乱叫，发出势必只有我能听见的拖长的轻微的呻吟声（梯耶尔公寓的房客们继续玩卡纳斯塔牌或者闲聊）。他站在那里，眉头紧锁，半张着嘴巴，费了老大的劲想跟我说话。或许，是他感到恶心却又吐不出来？他弯着腰，几乎喘不过气来。几分钟后，他恢复了平静，便低沉着声音对我说道：“您走得正是时候。再见，先生。”

他向我伸出一只手。他穿着一件粗花呢外套，一条淡褐色的裤脚翻边的长布裤。我欣赏他那双淡灰色的、胶底非常非常厚的麂皮鞋。我能肯定，我在住进梯耶尔公寓之前见过此人，这要追溯到十多年前。突然……是的，没错，穿着同样的皮鞋。这个向我伸出一只手的人也就是在我童年时代曾让我无比惊奇的人。一到星期四或星期天，他便拿着一只微型小船（依照康堤基号帆船的模型所仿制）来到杜伊勒里花园。他看着小船拐弯穿过水塘，变换着观察哨；当小船搁浅在石头上时，他便用一根竹竿推开它，检查桅杆和船帆是否牢固。有时一群小孩甚至大人跟在他的身后，他便偷偷地看他们一眼，好像不相信他们有这样的反应。每当有人问到这只船时，他嘟嘟浓浓地说道：是的，制作一艘“康堤基”小船是一项非常漫长、非常复杂的工程。他一边说话一边抚摸着这只玩具船。接近晚上七点钟时，他拿着小船，坐在凳子上，用一条圈毛毛巾擦拭船身。随后，我看见他径直朝日沃里大街走去，他的“康堤基”被夹在腋下。从此，我时常会想起这个在黄昏时离去的身影。

我会让他回想起我们的相遇吗？无疑，他已丢失了那只小船。轮到我对他说：“再见，先生。”我牢牢地抓着两只皮箱，慢慢穿过花园。他在我身边，默默地跟着。依沃娜坐在道奇车的挡泥板上，曼特则坐在方向盘后面，头仰靠在座椅背上，双目紧闭。我将两只皮箱放在汽车尾部的行李箱里摆好。身边的那个人饶有兴趣地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当我再次穿越花园时，他走在我前面，不时地回头看看我是不是跟在后面。他拿起最后那一只皮箱，对我说道：“请允许我……”这只皮箱最重，里面放了我的高帮皮鞋。每走一段，他都要放下箱子歇一口气。每次我动手去提箱子，他总是对我说：“别客气，先生……”

他想独自一人把皮箱放在后座上。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箱子放上去，而后便站在那里。他晃着胳膊，满脸通红。他对依沃娜和曼特一点儿也不在意。他愈来愈像一条长毛垂耳的西班牙种猎犬。

“嗯，先生，”他低声道，“……祝您好运。

曼特轻轻启动马达。在汽车拐第一个弯道时，我回过头。他站在马路中间的一盏路灯下，灯光照着他那宽大的粗花呢上衣和淡褐色翻边长裤。总之，他的身上只少了那只夹在腋下的“康堤基”小船。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总有许多同样神秘的人——站在那里目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