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她坐在埃尔米塔日饭店的大厅最里面的一张长沙发上，两眼紧盯着转门，好像在等什么人。我在离她两三米远的地方占了一张沙发，从侧面注视着她。

红棕色的头发，绿色的山东绸裙，女人们穿的细跟皮鞋，鞋子是白色的。

一条狗躺在她的脚下。它时不时地打着哈欠、伸伸懒腰。这是一条德国种看门狗，身体肥大，动作迟钝，身上布满黑白斑点。绿色、红棕色、白色、黑色，这些色彩的对照使我头脑迟钝。我是怎样坐到她身边的长沙发上去的？也许，那条德国种看门狗充当了媒人，它懒洋洋地走过来，嗅了嗅我的身体？

我注意到她的眼睛是绿色的，脸上长了许多淡淡的雀斑。她的年龄比我略大一些。

这天早晨，我们到饭店的花园里去散步。狗在前面引路。我们沿着一条小路往前走，头顶上覆盖着铁线莲拱穹，开着蓝色、淡紫色的大花。我撩开金雀花的一串串叶子。我们徜徉在草地和女贞树灌木丛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用贝壳、石块砌成的假山上有白霜色的植物、粉红色的英国山楂花，那里还有一道台阶，台阶两边的喷水池已经空了。还有那块面积很大的黄色、红色、白色大丽菊花圃。我们倚在栏杆上，看着下边的湖水。

我一直都不太清楚，这初次的相见，她的内心是怎么想我的。也许，她把我当作一个心烦厌世、拥有亿万财产的富家公子。总之，让她开心的是我戴在右眼上的、用来阅读的单片眼镜，而并不是因为我的风流倜傥或者矫揉造作，我这只眼睛的视力比另一只差多了。

我们不说话。我请听着离这儿最近的那块草坪中央，那只转动的喷嘴里喷射出的轻轻的水流声。一名男子走下台阶，向我们走来。从远处看，他的衣服是淡黄色的。他朝我们打了一下手势。他戴着墨镜，擦去前额上的汗水。她把他介绍给我，说他名叫勒内·曼特。他立即纠正说自己叫“曼特医生”，并且特别强调“医生”这两个字。他笑着扮了个鬼脸。轮到我做自我介绍了：维克多·克马拉。我在梯耶尔公寓填写住宿登记表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您是依沃娜的朋友吗？”

她回答说，她刚刚在埃尔米塔日饭店的大厅里认识我，还说我戴单片眼镜读书。非常明显，这件事使她很开心。她要我把那副单片眼镜戴起来给曼特医生看。我同意了她的请求。“非常好。”曼特若有所思地点头说道。

就这样，我知道了她叫依沃娜。但她姓什么呢？我忘记了。十二年的时间足以让你忘记在你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人的身份。那是个地地道道的、甜蜜美妙的法国人的姓氏，诸如古德卢兹、雅吉、勒邦、穆拉伊、万森、热尔保……

第一眼就可以看出，勒内·曼特的年龄要比我们大，大概有三十岁。他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庞，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金发向后梳着。

我们从花园中我并不熟悉的地方穿过，回到饭店。那里的砾石小路非常直，修剪成英式的草坪非常勻称，每块草坪周围都是红红火火的秋海棠和天竺葵花坛，到处都是令人舒畅的温柔的流水声，喷出来的水浇灌着草地。我想起了孩提时代见过的巴黎杜伊勒里花园。曼特建议我们先去喝一杯，然后到斯波尔亭体育场吃午饭。

我夹在他们中间，他们倒觉得非常自然，别人还以为我们是老相识呢。她冲我微微一笑。我们聊着一些小事。他们没向我提任何问题，只有那条狗把脑袋蹭在我的膝盖上，望着我。

她站起身，跟我们说她要回房间去找一条长围巾。那么，她住在埃尔米塔日饭店啰？她在这里干什么呢？她是什么人？曼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嘴，叼在嘴里。这时，我注意到他全身在抽搐。他的左面颊不时地收缩，那模样仿佛跌倒时企图把看不见的单片眼镜抓到。但他戴的那副墨镜略略掩盖了这种战栗。有时他抬起下巴，别人还以为他在向什么人挑衅呢。最后，他的右胳膊似乎时不时地被释放出的电流震动着，传递到手上，手便在空中画着曲线。这一连串的抽搐在胳膊与手之间非常协调，使曼特显得不安而又优雅。

“您在度假吗？”

我回答说是的，我真幸运碰上了这种“阳光明媚”的天气，我觉得这个度假胜地犹如天堂。

“您是第一次来这里吗？您从前不知道这个地方吗？”

我觉察到他的话语中含有几分讥讽。我也壮起胆子，问他是不是在这里度假，他犹豫了一下子。

“噢，不完全是。但我很早就熟悉这个地方……”他将手臂有气无力地举向天空的某一点，疲倦地说，“那些大山……那个湖泊……那个湖泊……”

他摘掉墨镜，目光温柔、忧郁地看着我。他微微一笑。“依沃娜是位神奇的姑娘，”他说道，“神——奇。”

她朝我们的桌子走了过来，脖子上围着一条绿色的平纹细布长围巾。她朝我莞尔一笑，然后一直注视着我。我的左心房里有一样东西在膨胀、扩大，于是，我把这一天确定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我们登上曼特的汽车。那是一辆老式的道奇牌汽车，车身呈奶油色，车篷可以拆卸或折叠起来。我们三个人都坐在前面的位置上，曼特手握方向盘，依沃娜坐在中间，狗在后面。曼特猛地启动马达，道奇车在砾石路上失去控制，差点撞到饭店的大门上。汽车沿着卡拉巴塞尔林荫道缓缓行驶。我再也听不见马达声。曼特是不是把油门关了，让汽车依靠惯性行驶？马路两旁的意大利五针松遮住了阳光，阳光透过树丛忽闪忽闪的，仿佛在嬉戏。曼特轻轻地吹着口哨。我的身子随着颠簸的汽车左右摇摆，每拐一次弯，依沃娜的脑袋都要落到我的肩上。

在斯波尔亭体育场的饭厅里只有我们三人，这个旧时的柑橘园被一株垂柳和杜鹃花坛遮去了阳光。曼特向依沃娜解释说，他必须去日内瓦，可能晚上回来。我寻思，他们可能是兄妹。但他们不是，他们的长相一点也不像。

十来个人走进了餐厅，他们是一伙的。他们在我们旁边选了一张桌子坐下。他们刚从海滩回来。女的身穿宽大的色彩艳丽的毛巾布衬衫，男的则穿着浴衣。其中一位男子在大声地向他们大伙说话。他个子最高，身体最强健，长着一头鬈曲的金发。曼特摘掉墨镜，脸色煞白。他指着那个满头金发的大个子，声音尖脆，差不多在啦哮了：

“瞧，那就是卡尔东……是本地最下流的婊子……”

那人佯装没听见，但他的朋友都把脑袋转向我们这边，一个个目瞪口呆。

“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吗，卡尔东？”

餐厅里出现了数秒钟的沉寂，绝对的寂静。那名身强力壮的男子低下了头，他身边的人都在发呆。相反，只有依沃娜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仿佛她对这类事情已习以为常了。“别怕，”曼特俯身对我喃喃道，“没什么，什么事也没有……”

曼特的面孔变得平滑、幼稚，再也见不着丝毫的抽搐。我们继续谈话。他问依沃娜：想不想让他从日内瓦捎点什么东西回来。巧克力？土耳其香烟？

他在斯波尔亭体育场的门口与我们分手。他说晚上九点钟我们可以在饭店里再见。他和依沃娜谈到一个叫马德加（或马德雅）的人在湖畔别墅举行晚宴。

“您跟我们一起去，好吗？”曼特问我。

我目视他迈着不规则的脚步朝道奇车走去，就像第一次那样启动马达，汽车又一次擦过饭店的大门，然后消失了。他向我们扬起手臂，没有回头。

我与依沃娜单独待在一起。她提议去卡西诺花园里转转。狗在前面走，显得越来越疲倦。有时，它干脆在路中间坐下来，必须喊它的名字“奥斯瓦尔德”，它才会继续上路。她向我解释说，它不走并非因为懒，而是伤感，使它显得无精打采。这种德国种看门犬已经非常罕见，它们全都染上了先天性的忧郁症和厌世情绪。有些狗甚至会自杀。我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要养一只性情如此阴郁的狗。

“因为它们比别的狗都要优美。”她激动地回答。

我立即想到哈布斯堡家族，他们也像这只狗一样，属于既敏感又忧郁的动物。人们将此归咎于他们的近亲婚姻，把他们沮丧的情绪称作“葡萄牙忧郁症”。

“这条狗患的是‘葡萄牙忧郁症我说道’。但她没有听见。”

我们来到码头前面。有十来个人正在上“阿米拉-吉桑”号轮船，船员收起了跳板。几个小孩子倚在舷墙上，挥舞着小手，叫喊着。轮船驶远了。这艘破破烂烂的轮船极富殖民地色彩。

“总有一天下午，”依沃娜对我说，“我们也得乘坐这艘船。那一定很好玩，你觉得呢？”

她第一次用“你”称呼我，用一种无法解释的激动的口气说出这句话。她是什么人？我不敢问她。

我们沿着阿尔比尼林荫道往前走，梧桐树叶遮住了阳光，我们走在树荫里。路上只有我们俩。狗在我们前面二十米远的地方。它没有了往常的萎靡和忧郁，却扬起了脑袋，有时会突然偏闪一下，那姿势像骑兵竞技表演中的赛马。

我们坐在那里等候缆车。她把脑袋倚在我的肩头，我感到晕眩，就像上次我们一起坐车从卡拉巴塞尔林荫道下坡时一样，我又听见她对我说：“总有一天下午……我们乘坐……船……开心，你不认为吗？”她的口音难以确定，我感到纳闷，她这是匈牙利口音、英国口音，还是萨瓦口音？缆车缓缓上升，索道两旁的植物显得越来越繁茂，快要将我们淹没了。一簇簇鲜花从缆车玻璃上压过，时不时地有一朵玫瑰或女贞树枝被缆车带走。

在埃尔米塔日饭店，她的房间里，窗户半开着，我听见网球有规律的“嘣嘣”声和远处传来的打球者的呼喊声。如果周围仍有身着白色服装的可爱而安心的笨蛋把球从网上打来打去，那就意味着地球仍在转动，我们尚有几个钟头的缓解时间。

她的肌肤上点缀着几颗淡淡的雀斑。阿尔及利亚开战了，好像是真的。

夜幕降临。曼特在大厅里等我们。他身着一件白色的麻布西服，脖子上围着一条土耳其薄绸围巾，显得很完美。他从日内瓦带了一些香烟过来，执意要我们抽一支。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他说——否则的话，我们就赶不上马德加（或马德雅）家的晚宴了。

这一回，汽车从卡拉巴塞尔林荫道全速而下。曼特口中叼着烟嘴，拐弯处照样加速，我真不知道出了什么奇迹使我们安然无恙地驶上了阿尔比尼林荫道。我转向依沃娜，惊异地发现她的脸上不带丝毫的恐惧，在汽车急闪时，我甚至听见她的笑声。

我们要去的那一家的主人马德加（或马德雅）是何许人？曼特向我解释说，此人是奥地利导演，刚刚在本地——

确切地说是拉·克路沙兹——一个离这里有二十公里远的滑雪场——拍完了一部电影，依沃娜在该片中担任了一个角色。我的心跳加快了。

“你是演电影的？”我问她。

她笑了。

“依沃娜会成为一名非常伟大的演员的。”曼特边说边将油门踩到了底。

他说的当真？电——影——演——员。也许，我已经在《电影世界》杂志或《电影年鉴》上看见过她的剧照。在辗转难眠的夜晚，我浏览着那本从日内瓦一家老书店最里层找到的《电影年鉴》，我终于想起一些演员和技师的姓名和地址。今天，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一些往事的片断：

朱妮·阿斯托尔：贝尔纳和弗洛格尔摄影。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1号——巴黎七区。

萨比娜·吉：特迪·比亚兹摄影。喜剧——巡回演唱——舞蹈。

电影：《地下工作者》、《女人发号施令》、《灾难小姐》、《手铐波尔卡舞》、《你好，大夫》，等等。

萨夏·戈尔迪纳导演：斯彭第尼大街19号——巴黎十四区——K.L.E.77—94。

萨夏·戈尔迪纳先生，德国人。

依沃娜是不是有一个我不知道的“艺名”听到我的提问，她低声说“这是个秘密”，并把食指压在唇边。曼特笑着补充道：

“您明白，她在此隐姓埋名。”

他的笑声尖脆而又让人不安。

汽车沿着湖边的公路行驶。曼特减慢车速，打开了收音机。空气和煦，我们从丝一般柔滑、明亮的夜色中穿过，这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夜晚，除非是在梦中的埃及或佛罗里达。狗把下巴放在我的肩上，热热的气息直冲我而来。右边的花园一直沿着湖畔延伸。从夏瓦尔开始，公路两旁种植着棕榈树和意大利五针松。

汽车绕过维利埃-杜拉克村后，开始爬坡。大门在公路的下边。一块木牌上标着：梯耶尔别墅（名字跟我所住的那家公寓的名字一样）。一条两旁栽满无人照管的乱糟糟的树木和花草的、相当宽阔的砾石路通向别墅的大门。这幢高大的白色建筑是拿破仑三世时代风格的，挂着粉红色的百叶帘。几辆汽车并排着停在那里。我们穿过前厅，走向一个肯定是客厅的房间。客厅里，两三盏电灯洒下柔和的灯光，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十来个人，一些站在窗户边，另一些则倒在一张白色的沙发上，我感觉这张沙发是客厅里仅有的家具。他们自斟自饮，热烈地用德语和法语交谈着。一台电唱机直接放在地板上，正放着一首悠缓的乐曲，曲子里还伴有一名歌手极为低沉的歌声，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噢，比荣达女孩……

比荣达女孩……

依沃娜挽住我的胳膊。曼特朝四周迅速地瞟了几眼，好像在寻找某个人。但这群人中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经过一扇落地窗，来到一座围着绿色木栏杆的阳台上，阳台上摆放着折叠式帆布躺椅和柳条椅。一只中国灯笼映照出类似镂空花边和绠带的错综复杂的影子，依沃娜和曼特的面孔上顷刻间仿佛蒙上了短面纱。

下面的花园里，许多人挤在一张被酒菜压得摇摇欲坠的菜台周围。一位身材高大的金发男子朝我们打了一下手势，然后拄着拐杖朝我们走来。他身上的棉布衬衣是米色的，领口敞得很开，恰似一件撒哈拉式的帆布短袖上衣，我想起了以前人们在殖民地碰到的那些拥有一段“历史”的人物。曼特把他介绍给我：罗夫·马德加，“导演”。他俯身亲吻依沃娜，把手放在曼特的肩上。他叫曼特“芒特”，夹带半英国半德国口音。他领着我们径直走到酒菜台子边，那个身材跟他一样高的金发女子瓦尔吉利亚是他的妻子，她目光呆滞（她盯着我们却好像看不见我们，或者目光越过我们注视某样东西）。

我和依沃娜留下曼特和一个体格像登山运动员一样的年轻人待在一起，我们则在人群中穿梭。她拥抱所有的人，当有人问她我是谁时，她便回答：“一位朋友。”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拍过“电影”。他们在花园里散开了。那里看得非常清楚，因为月光皎洁。沿着杂草丛生的小路往前走，可以看见一棵挺拔的雪松，样子很可怕。我们来到一堵围墙边，能听见墙后湖水的拍打声，我们在墙边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从这里可以看见那座耸立在废弃的花园中间的房子，人们十分惊异于它的存在，仿佛刚刚到达南美洲的一座古城，仿佛城里的一座洛可可风格歌剧院、一座大教堂和众多的新颖别致的用卡拉尔大理石建造的饭店如今已被原始森林覆盖了一样。

在花园里冒险的宾客们中间，我们是走得最远的，只有依稀可辨的两三对男女躲在繁茂的矮树丛中享用夜色。其他人则都站在那幢房子前面或阳台上。我们重新回到他们中间。曼特在哪里？也许在里面，在客厅里。马德加来到我们身边，用半英国半德国的口音跟我们说，他愿意在这里待上半个多月，但他必须到罗马去。九月份，“当这部影片剪辑完毕”，他将重新租下这幢别墅。他搂着依沃娜的腰肢，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在她身上乱摸，抑或他的动作是否带有父亲爱抚女儿的色彩。

“她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演员。”

他注视着我，我发现他的眼睛里有一团迷雾，越来越浓重的迷雾。

“您叫克马拉，对吗？”

迷雾突然消散了，他的两眼闪耀着蓝色的金属般的亮光。

“克马拉……肯定是克马拉，对吗？”

我低声回答道：“是的。”他的两眼再次失去了刚才的犀利，又蒙上了雾气，最后完全黯然无光。无疑，他有权随心所欲地校正眼睛的光芒，就像人们调节一副双筒望远镜一样。当他想反省的时候，目光便蒙上了水汽，外面的世界即变成模糊的一片。我熟知这种伎俩，因为我经常使用。

“从前在柏林有个克马拉，那个时候……”他说道，“依尔丝，是不是这样？”

他的妻子躺在阳台另一头的一张帆布椅上，正跟两个年轻人说话。她微笑着转过身来。

“是不是啊，依尔丝？那时，在柏林，也有一个克马拉。”

她看着他，仍在微笑。然后，她掉过头去，继续和年轻人说话。马德加耸了耸肩膀，两手握紧了拐杖。

“是的……是的……那个克马拉住在皇帝大街……您不相信吗，嗯？”

他站起身，摸了一下依沃娜的脸蛋，然后朝绿色木栏杆走去。他在那里站着，凝望着月下的花园，显得很迟钝。

我们靠在一起，在两只墩状的软垫上坐下，她将脑袋搭在我的肩上。一名年轻的棕发女子递给我们两杯斟满的玫瑰红色的酒，她那件凹形的短上衣使她露出了双乳（每一次动作幅度稍大一点，两只乳房都会从她那件袒胸露肩的衣服里跳出来）。她朗朗大笑着，拥抱依沃娜，用意大利语请我们喝她“特别为我们准备”的两杯鸡尾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叫德丝·马尔茜，依沃娜告诉我，她在那部“影片”中担任主角。她也要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她在罗马一举成名。这时，她大笑着从我们身边走开，甩着长长的头发，走向一位五十岁左右、身材颀长、满脸都是麻点的男子。他站在落地窗下，手上端着一只酒杯。他叫哈利·德雷塞尔，荷兰人，也是“影片”的演员之一。其他人霸占了柳条椅，或者倚在栏杆上。几个女人围着马德加的妻子，她总是那样笑意盈盈，心不在焉。一阵喃喃的说话声，一支节奏缓慢的、令人作呕的庸俗乐曲从落地窗中飘出来，歌手随着曲子反复地低吟：

灯罩

散发出蓝光

马德加呢，他陪着一名个头只到他腰部的秃头男子在草地上踱步，他不得不俯下身子跟他说话。他们俩在阳台前面走来走去，马德加的身子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弯曲，与他交谈的那位男子则踮起脚尖，越来越紧张。他的嘴里发出大胡蜂的嗡嗡叫声，他用人的语言发出的唯一的句子是：“瓦——伯纳——罗尔夫……瓦——伯纳——罗尔夫……瓦——伯纳——罗尔夫……瓦伯纳罗尔夫……”依沃娜的那只狗坐在阳台边上，那副姿态酷似埃及的狮身人面像，脑袋从右转到左，从左转到右，看着他们走来走去。

我们在哪里？在上萨瓦省的心脏。我枉然地重复这句让人安慰的话语：“在上萨瓦省的心脏。”我更觉得像是在一个殖民地国家，或者加勒比海群岛。否则，如何解释这片温柔而又腐蚀的月光，这个使人的眼睛、皮肤、裙子和阿尔帕卡西服都光芒闪烁的蓝色夜晚？所有这些人都被一种神秘的电流包围着，人们料想着电流短路时每个人的姿态。他们的名字——有一些人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我遗憾当时没把它们全都记下来：我本该在晚上就寝之前将他们的名字熟记在心，虽不知他们属于哪一种类型，他们名字的发音组合于我足矣——他们的名字使人想起那些设在自由港的小型国际公司和在海外设置的商行：凯·奥尔洛夫、伯尔西·利比、奥斯瓦尔多·瓦仑迪、依尔丝·科尔贝尔、罗兰·威特·冯·尼达、热那维也夫·布歇、热查·伯勒蒙、弗朗索瓦·布朗哈尔德……他们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在我为他们重新描述的这次聚会上，我对他们说了些什么？那个时期——现在都已经快过去十三年了——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在燃烧生命，这种感觉久久不去。我在中国灯笼的映照下观察他们，听他们交谈。灯笼使女人们的脸上和肩膀上都布满了斑点。我给每个人提供一段过去，却又与另外一些人的过去发生叠加，我真希望他们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向我公开：伯尔西·利比和凯·奥尔洛夫第一次相见是在什么时候？他们两人中有谁认识奥斯瓦尔多·瓦仑迪？谁从中斡旋使马德加与热那维也夫·布歇和弗朗索瓦·布朗哈尔德建立了关系？这六个人中是谁把罗兰·威特·冯·尼达引荐到他们的圈子里的？（我只列举我记得名字的那些人）这重重谜团意味着有数不清的暗码和一张由他们编织了十年、二十年的蜘蛛网。

时间太晚了。我们去找曼特。他既不在花园里、阳台上，也不在客厅里。那辆道奇不见了。马德加陪着一名金色短发的女子在台阶上与我们交臂而过。他告诉我们，曼特刚才跟弗利兹·特朗克一起走了，肯定不会回来。他朗声大笑，笑声让我们感到吃惊。他把手按压在年轻女子的肩膀上。“我老年的依靠，”他说道，“你明白吗，克马拉？”

然后，他突然转过身子，穿过走廊，手更加用力地压在年轻女子的肩上。他那副模样如同一名瞎眼的老拳击手。

从这一刻起，事情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有人熄掉了客厅里的电灯。那里只剩下壁炉上的一盏小支光夜明灯，粉红色的灯光被大片大片的暗影吞噬了。意大利歌手的歌唱完了，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女人破碎的歌声，声音越唱越嘶哑，最后谁也听不清歌词了，引人寻思这歌声是不是一个垂死的病人的呻吟，还是痛快的呼叫。但是女人的歌声突然变得清纯了，音调轻柔，同样的歌词又反复出现了。

马德加的妻子横躺在沙发中央。阳台上，围着她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小伙子向她俯下身子，开始慢慢解开她的衬衫扣子。她盯着天花板，半张着嘴。几对男女在跳舞，他们搂得稍微紧了些，舞步也稍微规范了些。我们走过去时，我发现样子很古怪的哈里·德雷塞尔的一只手正使劲地摸着德丝·马尔茜的大腿。落地窗旁边，一项表演吸引着一群人的注意力：一个女人在独舞。她脱掉了裙子、连身衬裙和乳罩。为了消磨时间，我和依沃娜也加人到那群人中间。罗兰·威特·冯·尼达贪婪地看着她，脸孔变了样：她的身上只剩下长筒丝袜和吊袜带，在那里继续跳着。他跪在地上，试图用牙齿咬掉她的吊袜带，但每次她都躲开了。最后，她决定亲自动手把身上的附件撕掉，而后围着威特·冯·尼达继续跳舞，浑身一丝不挂；她摩擦他的身体，他却昂首挺胸，无动于衷，像斗牛士一样滑稽可笑。他那扭曲的身影映在天花板上，而那女人的影子——变得特别大——从天花板上掠过。不久，整幢别墅里就只剩下这场在黑暗中推来搡去、上楼下楼、充满欢声笑语的影子芭蕾舞了。

与客厅相连的是一个不显眼的小单间，里面摆着一张安有许多抽屉的笨重的办公桌，我猜想，它肯定在移民局的办公室里放过；房间里还有一张深绿色的皮沙发。我们躲在里面。我最后瞥了一眼客厅，依然看见马德加夫人的脑袋向后吊着（她将脖子靠在沙发的扶手上）。她那满头的金发一直拖在地上，别人很可能会以为这只脑袋是刚刚被砍下来的。她开始呻吟。我依稀可辨另一张与她的脸凑在一起的面孔。她的呻吟声越来越强烈，语无伦次地说着：“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是的，我记得所有这一切。

这间工作室的地面上铺着一块非常厚实的羊毛地毯，我们就躺在上面。我们的身边有一缕光线划出一道横穿房间的蓝灰色光束。一扇窗户半敞着，我听见一棵树微微抖动的声音，叶子擦着窗户玻璃。树叶的阴影给书架装上了一排夜色和月光的栅栏，书架上摆满了全套的“面具”丛书。

狗在门边睡着了。再也没有任何声响、任何说话声从客厅里传来。也许，所有的宾客都离开了别墅，只剩下我们俩？工作室里飘溢着一股旧皮革的芳香，我寻思着书架上的书是谁整理的。这些书归谁所有？晚上有谁到这儿来抽烟斗、工作或读小说，或请听树叶的沙沙声？

她的肌肤抹上了一层乳白色。一片树叶的阴影在她的肩上刺出花纹。有时，叶子的阴影停在她的面孔上，她仿佛戴了半截面罩一般。阴影向下移动，堵住她的嘴巴。我多么希望白日永远也不要来临，好与她一起蜷缩在这片沉寂的水族宫般的月光中。黎明前夕，我听见一扇门的吱嘎声，从楼上传来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某件家具被打翻的声音，然后是朗朗的大笑声。依沃娜仍在酣睡。守门犬在做梦，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规律地发出低沉的呻吟。我微微打开房门，客厅里没有一个人影。那盏夜明灯依然亮着，但灯光更加暗淡，也不再是粉红色的，而是变成了非常浅淡的嫩绿色。我朝阳台走去，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阳台也一样，没有人影。那只中国灯笼依然亮着，在微风中摇摆，一些女人似的身影从墙上跑过。阳台下面是花园。我试图说出那股从树木花草中散发出的溢满阳台的清香的特点。是的，我犹豫着没说出来，因为这是在上萨瓦省：我吸着茉莉花的芳香。

我重新穿过客厅。夜明灯依然发出缓慢起伏的淡绿色的灯光。我想到了大海和人们在炎热的天气里喝的冰镇饮料：薄荷汽水。我又听见阵阵的大笑声，笑声清脆，使我震惊。笑声来自遥远的地方，突然传到这儿，我不能确定它们的位置。笑声越来越清脆、易逝。她头枕着右臂，仍在酣睡。月光照下来的青色光带横穿房间，照亮了她的唇隙、脖颈、左边的屁股和脚跟。月光在她的背上铺上一条笔直的披巾。我屏住了呼吸。

我又看见了窗户玻璃后面摇曳的树叶和这个被一缕月光截成两段的身体。为什么那时我们周遭的上萨瓦省的景致与我记忆中的那座消失了的城市，大战前的柏林叠合在一起了呢？也许是因为她在罗夫·马德加的影片中担任角色？后来我打听过马德加的情况，得知他年纪轻轻就开始在U.F.A.电影公司工作。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开始拍摄第一部影片《两个人的彩纸屑》，那是一部非常矫饰、特别轻快的维也纳轻歌剧，他在两次轰炸中取景。电影没有拍完。我呢，如今当我回想起那个夜晚，就仿佛在从前柏林的一幢幢楼房之间漫步，沿着河堤和不复存在的林荫大道往前走。我从亚历山大广场笔直前行，穿过逍遥宫和施普雷河。夜幕降临在那四排椴树和栗树上，降临在过往的有轨电车上。电车里空无一人。灯光摇曳。你呢，你在大道尽头的一个耀眼的绿色笼子里，阿德隆饭店的玻璃客厅里等候我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