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八岁那年，我在这湖边，在这个颇负盛名的矿泉疗养区干什么呢？什么也不干。我住在卡拉巴塞尔大街梯耶尔家的家庭式膳宿公寓里。本来，我可以在城里找一间房子，但我更喜欢站在离维恩德索尔、埃尔米塔日和阿尔朗布拉饭店才几步之遥的山坡上，那里的豪华和繁茂的花园让我心境泰然。

因为，那时我心中充满了恐惧。那种恐惧的感觉从此与我如影随形。那个时候，恐惧感更加难以消除，更加莫名其妙。一想到巴黎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充满了危险，我便逃离了那个城市。那里笼罩着一种令人不快的警察统治的气氛。我感觉到处都在抓人，炸弹在爆炸。既然战争是最好的参照，我很想造一个准确的年表。但事实上，到底是关于哪一场战争呢？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发生在人们还在驾驶佛罗里达式敞篷车和妇女们没有什么好衣服穿的六十年代初。男人也一样。我感到害怕，比现在还要恐惧。我选择在此避难，是因为这儿距瑞士仅有五公里路程，一有警报，只需从湖面穿过就行了。我天真地以为，离瑞士越近就越有机会脱身。可我还不知道瑞士并不存在。

那个“季节”从六月十五日就开始了。盛会和庆典将接二连三地持续下去。在卡西诺举行的大使晚宴，乔治·乌尔默尔的巡回演唱，“先生们听好”的三场演出。如果我找得到那份旅游事业联合会编订的计划，那么，七月十四日从夏瓦尔高尔夫球场燃放的烟火、德·科瓦侯爵的芭蕾舞剧和其他事情都会在我的脑海中重现。我保存了这份计划，我肯定能在那一年读过的某本书的书页间找到它。哪一本书呢？那时的天气“好极了”，那些常客预测这样的阳光一直要持续到十月份。

我只去游泳，但很少去。通常，我每天都是在维恩德索尔饭店的大厅和花园里度过的。最后，我终于说服自己，至少，待在那里我不会有危险。当我感到恐惧的时候——一朵鲜花在比肚脐眼略高的地方缓缓绽开花瓣——我就一直望着对面，望着湖那边。从维恩德索尔花园能看见一座村庄，在直线距离五公里远的地方。可以从湖水中游过这段距离。夜间，乘一艘小型机动船，可能只需二十分钟就能到达那边。是的，我竭力使自己平静。我一字一顿地喃喃道：“夜间，乘一艘小型机动船……”一切顺利，我重新阅读我的小说，或者读一本没有害处的杂志（我禁止自己读报纸、收听电台里的新闻）。每次我去看电影，都要小心翼翼地等新闻片放完了才进场。不要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尤其不要知道世界的命运，不要让这种恐惧、这种灾难逼近的感觉加深，只关心那些无足轻重的事情，譬如流行时尚、文学、电影院和音乐厅。躲在折叠式的帆布长椅上，闭上眼睛，身体放松，尤其要放松。把世界忘掉，是吗？

黄昏时分，我下楼到城里去。我坐在阿尔比尼林荫道边的一张凳子上，看着湖边熙熙攘攘的人群、小帆船和来回穿梭的脚踏浮船。这一切让人心境泰然。头顶上方，梧桐树枝繁叶茂，荫庇着我。我慢悠悠地、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去。到了帕基埃广场，我总是在塔韦尔纳的露天座里找一张隐蔽一点的桌子，总是要一杯金巴利汽酒。我凝视着周围的年轻人，再怎么说我跟他们也是同一类人。时间久了，人越聚越多。现在，我仍然能听见他们的笑声，我还记得他们垂挂在眼睛上的发绺。姑娘们穿着齐腿肚子的小脚裤和提花格子运动短裤。小伙子们并不鄙视挂着领章的阔条法兰绒上衣和里面围着薄绸方巾、衣领敞开的衬衫。他们的头发很短，人称“圆形广场”发型。他们正在准备家庭舞会。姑娘们参加舞会时，将会穿上宽大的束腰长裙和舞鞋，舞裙的下摆非常宽大。聪明而又浪漫的青年一代，有人会将他们派往阿尔及利亚。但不包括我。

八点钟，我回到梯耶尔公寓吃晚饭。这个家庭膳宿公寓的外形令我想起猎人的小屋。每年夏天，它接待十来个老房客，所有这些房客都已年过花甲。我夹在中间，开始时他们很不适应、很不愉快。但我小心翼翼地生活着。我尽量减少手势，有意识地使目光暗淡，使表情僵硬——尽可能少眨眼睛——我费尽心机不让这已经不稳定的处境恶化。他们明白了我的良苦用心。现在想来，他们最终接受我了，没有对我另眼相看。

我们在一间当地风格的餐厅里用餐。我本来可以与最挨近我的邻居——一对从巴黎来的仪表整洁的老年夫妇——交谈，但是，从某些迹象看，那男的以前可能当过便衣警察。其他人同样都是成双成对地吃饭，只有一个蓄着小胡子、长着西班牙种猎犬脑袋的先生例外。看他那模样，就像是被遗弃在那儿。我不时地从人们谈话的喧哗声中听见他发出短促的打嗝声，有如狗叫。房客们从客厅经过，在铺着印花布的沙发上坐下，喘着气。梯耶尔公寓的房东布法兹夫人给他们端上一杯茶或助消化的饮料。女人们在交谈。男人们在玩卡纳斯塔纸牌。那位长着猎犬脑袋的先生忧郁地点燃一支哈瓦那雪茄，缩在后面坐着，看他们玩牌。罩着橙红色丝绸灯罩的吊灯发出柔和静谧的灯光。

我呢，我也许很乐意待在他们中间，但那样就得跟他们聊天，或者一起玩牌。也许，他们会答应让我待在那儿，默默不语地看着他们？我再次进城。九点十五分整，新闻刚好放完——我走进雷让电影院的放映厅；或者选在卡西诺电影院，那里更雅致，更舒适。我现在还找到了一份雷让电影院那年夏天放映的电影节目单。

雷让电影院

6月15日～6月23日《温柔又粗暴的伊丽莎白》

H.德管导演

6月24日～6月30日《去年在马里安巴德》

A.勒内斯导演

7月1日～7月8日《R.P.Z.呼叫柏林》

R.哈比导演

7月9日～7月16日《俄耳浦斯的遗嘱》

J.科克托导演

P.加斯帕尔-瑞特导演

7月25日～8月2日《索尔日先生，你是什么人？》

Y.西昂皮导演

8月3日～8月10日《夜》

M.安东尼奥尼导演

8月11日～8月18日《苏丝黄的世界》

理查德·奎因导演

8月19日～8月26日《恶性循环》

M.伯卡导演

8月27日～9月3日《情人的树林》

C.奥朗-拉哈导演

我会很乐意再看一看这些老电影的一些画面。

看完电影，我再去塔韦尔纳喝一杯金巴利酒。年轻人都走了，酒店里显得很冷清。午夜，他们一定到什么地方跳舞去了。我观察所有的椅子、空空的桌子和正在收太阳伞的服务员。我凝视着广场另一边，卡西诺俱乐部的门口对面，向上喷射的明亮大水柱不停地变换着色彩。我数着水柱变绿的次数，以此取乐。这种消遣和另一种消遣一样，不是吗？一次，两次，三次。当我数到五十三这个数字时，我便起身，不过更通常的情况是，我根本不屑玩这种游戏。我一边小口小口地喝着酒，一边胡思乱想。你们还记得大战期间的里斯本吗？记得所有滞留在酒吧和阿维兹饭店大厅里的，携带大大小小的行李箱，等候一艘不会到来的大型客轮的那些人吗？那么，二十年后，我感觉自己就像那些人中的一员。

只有几次，我穿上法兰绒西服，戴上我唯一的领带（领带呈夜蓝色，上面缀有百合花图案，是一个美国人送给我的，领带背面缝着“国际酒徒”几个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酗酒者的秘密会社，他们全靠这条领带才得以互相认识，互相提供微小的服务），这时我也会走进卡西诺，在布鲁梅尔门前停留几分钟，看那些人跳舞。他们的年纪大都在三十岁到六十岁之间，有时能看到一个更年轻一些的姑娘由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长的老者陪着。潇洒漂亮的国际友人随着意大利流行歌曲和卡利普索小调翩翩跳起了牙买加舞。然后，我径直上楼到赌博厅。人们常常爱加人赌局。最阔绰的赌徒来自离此不远的瑞士。我还记得一个长着光亮的红头发和羚羊般的大眼睛、令人难以置信的埃及人若有所思地用食指捻着他那英国少校般的大胡子的那副模样。他用五百万的大筹码下赌注，人们说他是国王法鲁克的表兄。

置身于自由的空气中，我感到宽慰。我沿着阿尔比尼林荫道慢慢地返回卡拉巴塞尔。只是在那个时候，我才见过如此美丽、如此清新的夜晚。湖边，别墅的灯光闪烁，让人目眩。在这闪烁的灯光中，我能分辨出某些曲调，萨克斯管或小号的独奏曲。我还能觉察到林荫道上法国梧桐细微的虚无缥渺的沙沙声。我坐在木屋的铁凳上等候最后一班缆车。大厅里只亮着一盏小支光电灯，我壮着胆子走进这片紫色的黑暗之中。我害怕什么呢？战争的声音和世界的爆裂声要传到这个宜人的度假胜地，必须穿过一堵棉絮墙。谁会想到要到这些高贵的避暑者中间寻找我呢？

我在第一站下了车：圣查理-卡拉巴塞尔。缆车继续上升，车里已空无一人。它有如一只巨大的萤火虫。

我脱下我的低帮轻便鞋，踮起脚尖穿过梯耶尔公寓的走廊，因为那些老人非常容易被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