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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非典”风波尚未完全平息，广州便发生了一起震撼全国的事件。武汉毕业生孙志刚初来广州工作，因外出上网未带身份证件而被广州警方错误收容，结果在收容所里被其他收治人员殴打致死。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强烈反响，几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国务院的《收容遣送条例》。虽然人大常委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国务院迅速自行废除《条例》，并以自愿救助站取代了原来的收容所。当然，国务院的及时措施并没有消除一个普遍疑问——为什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对宪法解释保持沉默？1982年《宪法》颁布至今从来没有出台过任何宪法解释的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
国务院的《收容遣送条例》在没有全国人大授权的情况下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显然侵犯了所有公民的基本人身自由。实际上，这一体制对城乡居民并非一视同仁。收容遣送的目的是为了落实户籍制度，强制遣返流浪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因而户籍制度才是收容遣送和孙志刚悲剧的始作俑者。户籍制度不仅造成了全方位的城乡差别，而且也剥夺了广大农民的人身自由。目前，公安部和各地政府正在酝酿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尝试逐步取消城乡二元体制。
图1.2 孙志刚用生命换来收容遣送条例的废除
收容遣送条例的废止并不是流浪乞讨问题的终结，因为流浪乞讨现象继续存在，甚至可能因为强制措施的废除而变本加厉。毕竟，即便是宪法上的自由也不是绝对的。流浪乞讨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但是流浪乞讨人员中也有犯罪团伙，也有欺骗、盗窃、敲诈甚至胁迫未成年乞讨等违法行为。如果地方政府不能对违法乞讨采取适当的制裁，势必对地方秩序与治安产生不良影响；当然，如果地方政府的权力不受控制，又可能侵犯流浪乞讨的合法权利。这样就产生了诸多的宪法问题：如何平衡流浪者的权利和城市的秩序与安全？地方政府是否有权设置禁讨区？既然全国各地情况有别，中央统一规定或废止的“一刀切”措施是否明智？在流浪乞讨的管制上，地方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享受自主权？如何限制地方权力？
和美国《宪法》不同，中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刑事正当程序，而只是笼统规定了“人身自由”。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的正当程序得不到保障，那么就很容易纵容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进而产生冤假错案。在名噪一时的“杀妻案”中，佘祥林被指控谋杀了自己的精神病妻子。在多次刑讯逼供之后，佘祥林按照当地公安人员的“提示”招认了谋杀罪名，但是口供和证据之间存在诸多不合的疑点，因而根据当时“疑罪从轻”的原则，终审判决15年有期徒刑。在服刑11年后，“被谋杀”的妻子突然出现，判决错误不证自明。事实上，佘祥林案绝非孤立事件，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必然产生大量冤假错案，有的犯罪嫌疑人甚至被错误执行死刑。例如和被错误执行死刑的聂树斌相比，活着平反昭雪的佘祥林显然要幸运得多。
既然佘祥林、聂树斌等案都涉及死刑判决，而死刑是对生命权的剥夺，更何况错误的死刑判决将酿成杀害无辜生命的严重后果，这些案件也引发了针对死刑本身的存废问题。目前，世界上超过半数国家都已废除死刑，《欧洲人权公约》更是明确要求所有公约国废除死刑。但是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在内的国家还没有跨出这一步，因而仍然面临死刑和生命权之间的冲突。
和孙志刚案一样，佘祥林案也推动了中国的法律进步。事件报道后，最高法院和检察院采取了禁止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的一系列措施。虽然这类现象仍未完全杜绝，但是已经大为减少，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获得更有效的保障。同时，司法实践正在逐步从传统的“疑罪从轻”转向“疑罪从无”原则。2008年6月，《律师法》修改生效。新修改的律师法治理了中国刑事正当程序的另一个顽疾：限制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的会面和交流，致使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有名无实。目前，新法刚刚开始实施，因而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阻力。
如果佘祥林案是有关部门主动侵犯公民权利的结果，那么政府被动不作为同样也会导致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2007年6月，一场发生在山西的人道主义灾难震动了全国的良知。洪洞县的“黑砖窑”雇用大量奴工，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童工和智障者，完全剥夺了他们的基本尊严和人身自由。问题在于，山西黑砖窑不只是一次私人犯罪，当地政府和村委会一直知道黑砖窑的存在。事实上，当地警察曾多次上门罚款，但就是不取缔黑砖窑的存在。由于当地政府的故意不作为，山西黑砖窑得以多年长期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山西一地。
宪法学不仅要研究宪法规定的制度，更需要研究制度的落实。中国1982年《宪法》第37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为什么这一条在山西洪洞县及某些其他地方得不到落实？我们期望地方政府为保护当地公共利益有什么作为？如何保证地方在保护公共利益上作为，在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上不作为？
2002年8月，延安市宝塔区民警闯进一对被举报看黄碟的新婚夫妇家中，径直揭开被子并抱走电视机和影碟机。中国1982年《宪法》第39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但是没有规定一般的隐私权。警察行为是否应被认为侵犯了住宅权？这是宪法解释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无论是隐私权还是住宅权都不是绝对的；如果住宅内发生刑事案件，警察显然应该进入。但是如果政府可以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随便闯入私人住宅，又确实涉嫌侵犯公民的住宅权。
另一个问题是《宪法》第35条规定了言论自由，而这不仅意味着公民有说话的自由，而且也有“听话”的自由——读报、看电视、看电影、看录像等接受信息的自由。宪政国家一般信任成年公民的自由选择，甚至接触色情信息的自由，但是显然有义务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不受伤害。当然，色情言论一般被认为是“低价值”言论，因而可以受到法律限制甚至禁止。即便如此，法律一般也不会把针对言论的限制延伸到卧室内。
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成为各地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人民的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必然会损害社会和谐。近年来，农村征地和城市拆迁产生了大量社会矛盾和群体事件。事实上，征地和拆迁引发的上访数量一直高踞所有上访事由之首。
中国1982年《宪法》第13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然而，如何保证征收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如果补偿低于市场价格，政府可以低价征收、高价卖地，将会产生什么现象？
征地补偿争议自然会产生大量不愿搬迁的“钉子户”。由于一直不能和政府与开发商达成补偿协议，重庆一家“最牛钉子户”长期拒绝搬迁，其坚守的屋子也成为周围唯一没有被拆迁的“孤岛”。
当然，在网络及各方关注下，有关部门最终做出让步，与“最牛钉子户”达成补偿协议，但是显然并非所有“钉子户”都能获得如此皆大欢喜的结局。对于重庆以及全国各地发生的“钉子户”现象，赞成者认为当事人是在为了正当的私有财产而斗争，反对者则认为他们是在漫天要价。学习宪法的目的正是对这类问题形成独立而理智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