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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个人自觉担负起责任，否则不可能摆脱这种困境。当旧的价值观与制度架构不足以提供支持时，每个人都必须运用现有的工具，为自己塑造有意义的快乐人生。心理学便是其中最有用的工具。蓬勃发展的心理学一直被应用于研究过去的事件对现在的行为有何影响。它告诉我们，成年人的非理性行为植根于童年时所受的挫折。但心理学还有其他用途，它有助于解答以下问题：如果我们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有种种烦恼和压抑，我们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呢？
要克服现代生活的焦虑与沮丧，必须先从社会环境中独立出来，不再孜孜以求，只以社会赋予的赏罚为念。要具备这样的自制力，个人首先得学会做自己的主人，必须能不受外界影响，自己找到快乐和目标。这项挑战说易不易，说难不难。说容易是因为这种能力就在每个人的掌控之中，说困难是因为它需要的毅力相当难能可贵，在现代更是少见。更重要的是，在控制体验之前，对决定事情先后顺序的态度必须先作大幅调整。
我们从小就以为，人生最重要的是未来。父母教孩子养成好习惯，为的是长大后对他们有益；老师向学生保证，无聊的课程日后有助于他们谋职；公司主管告诉新员工，要有耐心，努力工作，因为有朝一日会晋升为主管—然而在漫长的晋升之路尽头，退休的时刻也会同时到来。爱默生曾说：“我们对生活有种种期许，却从未真正生活过。”一个穷困的小女孩也从童话故事中学到：果酱和面包永远是明天的事，今天就是吃不到。
当然，强调“享受在未来”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弗洛伊德及其他心理学家指出，文明就是建立在压抑个人欲望基础上的。社会成员不论乐意与否，都被迫接受既定的习惯与技能，否则就不可能维持社会秩序和复杂的分工制度。个人社会化是必然的；社会化的真谛在于使个人依赖社会的控制，并对赏罚有既定的反应；社会化的最高境界就是使每个人都完全认同社会秩序，根本不想触犯任何规则。
社会为了使我们实现它的目标，有若干手段：生理需求和基因制约。比方说，所有社会控制都建立在对求生本能的威胁上。受迫害国家的人民会被迫服从征服者，纯粹是因为他们想继续生存下去。甚至到最近，即使是文明国家（例如英国）的法律，仍有鞭笞、残肢、处死等刑罚，以加强其权威。
除了痛苦，社会控制也以快乐作为使人就范的诱饵。工作一辈子并遵守法律的报酬就是美好生活，这一招其实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人的每个欲望—从性欲到侵略，从寻求安全感到接受改变—几乎都成为政客、教会、企业及广告界控制社会的手段。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君主为招徕壮丁参军，承诺士兵可以在征服的土地上奸淫掳掠，而现在的征兵广告则邀请年轻人去“看看世界”。
我们应该了解，寻求快乐是基因为物种延续而设的一种即时反射，其目的非关个人利益。进食的快乐是为确保身体得到充足营养，性爱的快乐则是鼓励生殖的手段，它们实用的价值凌驾于一切之上。当一个男人在生理上受一个女人吸引时，他会想象（假设他会思考这种事）自己的欲念是发乎个人意愿的。但实际上，他的性趣只不过是肉眼看不见的基因的一招布局，完全在操纵之中。当这种吸引力只是基于生理的反射作用时，个人意识的影响力微不足道。跟随基因的反应，享受自然的乐趣，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我们应该认清事实真相，在必要的时候，按照自己的优先顺序，做自己的主人。
问题是最近盛行把内心的感觉当做发乎真性情的行为准绳。许多人只信任直觉，如果某件事感觉不错，自然而不做作，就必定是好的。如果我们不加诘问就服从基因和社会的控制，不啻就放弃了对意识的控制，成为非人性力量的玩物。如果无法抗拒食物或酒精的诱惑，或无时无刻欲念缠身的人，就无法自由控制内在的心灵。
人性解放论认为，所有的直觉与冲动都可以接受，都应该支持，但常会产生严重的反作用。现在所谓的“写实主义”，事实上只是宿命论的老调新弹：把一切行动的责任全都归咎于自然。然而，人生而无知，难道我们就不该学习吗？有些人男性荷尔蒙特别发达，攻击性较强，难道他们因此就有权使用暴力吗？尽管不能否定自然，但我们更应该改进自然，追求至善。
向基因屈服有时相当危险，因为这会导致我们彷徨无助。不能在必要时反抗基因指示的人往往很脆弱，他们非但不能根据个人的目标决定行动方向，反而被肉体的欲望牵着鼻子走。摆脱社会制约的首要之务便是控制本能的冲动，因为只要我们凡事跟着感觉走，一举一动就不难预测，别人就很容易利用我们的好意，达到他们自私的目的。
彻底社会化的人，只追求周遭他认定应该期望的东西—往往也是与天性密切结合的欲望。他可能会经历许多难能可贵的事，但因这些事与他的欲望不符，他就会完全忽略它们。他在意的并非现在拥有的，而是满足别人的要求后能获得什么。这种沦为社会控制奴隶的人，只知道周而复始地追逐一到手就化为泡影的奖赏。
在复杂的社会中，有很多强势团体执行着社会化的工作，有时它们的目标乍看似乎相互矛盾。一方面，学校、教堂、银行等官方机构致力于把我们塑造成拼命工作与储蓄的负责任公民；另一方面，商人、厂商、广告商却不断哄骗我们将辛苦赚来的钱悉数购买令他们获利的产品。此外，还有赌徒、皮条客、毒贩组成的地下组织，提供禁忌的快乐，它们完全与官方那一套相呼应：只要付钱，它就提供放荡的快乐。尽管透露出的信息截然不同，但结果基本上是一样的：剥削我们的精力以逞其私欲，使我们沦为社会制度的附庸。
求生，尤其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求生，绝对有必要为实现外在目标暂时牺牲一时的满足，但不必因此而成为傀儡。最好的方法是不以社会的奖赏为念，试着以自己所能控制的奖赏取而代之。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必须完全放弃社会认可的每一项目标；相反，我们要在别人用以利诱我们的目标之外，另行建立一套自己的目标。
从社会制约下解放自我，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时时刻刻发掘每一事件中的回馈。如果我们学会在不断向前推进的体验中找到快乐与意义，社会制约的重担就会从肩上自动滑落。当奖赏不再受外在力量管制时，权力就回到了个人手中。再也不必为追赶不到的目标而孜孜以求，或是在每个无聊的一天告终时，盼望明天会更好；再也不必为遥不可及的奖励受尽折磨，而可以真正开始充实人生。但光是放纵本能的欲望，并不等于摆脱社会制约，我们还得超脱肉体的欲望，学习控制心灵。
痛苦与快乐都属于可意识的范围，而且只在意识中存在。服从社会根据生物倾向而设计的“刺激–反应”模式，就是受外界所控制。无论是迷人的广告使我们对产品垂涎不已，还是老板皱一下眉头就使我们整天提心吊胆，都代表我们没有决定体验内涵的自由。因为体验就是现实，所以我们可借由改变意识来改变现实，如此一来，也就摆脱了外界的威胁利诱。古希腊哲学家埃皮克提图曾说：“人害怕的其实是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而非事物本身。”罗马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也曾写道：“外界事物令你痛苦并不是因为它们打扰你，而是肇因于你对它们的判断，而你有能力立刻消弭那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