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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先父梁漱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后，又为推动会议的五项协议之切实执行、参与和谈、阻止内战而努力。这段时间，先父奔走于重庆、北平、延安、昆明、南京及上海；而此时夫人则暂留于北平，于是有了收录于此的四十九封家书。
家书自然以商议家庭事务为多，这批书信也不例外。应注意的是，写寄这些信件之时，先父正忙于参与1946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先父是民盟九人代表之一，还是实际上的民盟首席代表。他之积极参与协商，自不待言。
抗战八年中，先父始终为国内团结这件大事而奔走。经他起草和发表的《民盟十大纲领》（1941年）中，即提出：“实现宪政之前，成立国事协议机关。”五年后，即1946年年初，有此会议的召开。在会议胜利闭幕之后，他感慨地说：“今天的政治协商会议恰不外是当年我们这口号之实现。”八年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先父颇有一种“夙愿得偿”之感。
先父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革命成功后不久，国家即陷于军阀混战之中，四分五裂达数十年之久，至抗战时犹是如此。有鉴于此，谋求国人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成为先父一生的志业；因为只有全国的团结统一，对外才能抵抗强敌，对内方可走上民主宪政之路。而这次各党派协商的结果之五项协议，其主要内容是：组成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由联合政府组织召开“国民大会”，由大会制定宪法；建立民主宪政政治制度。若能顺利实现，则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有此结果，他认为，“全国性的团结有了端倪”，“民主的新中国从此出现了曙光”，“中国有步入坦途之望”。
不料，会议结束仅三四个月，国民党蒋介石即开始破坏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暴露出撕毁政协协议的图谋。此时，先父又与民盟同人投入阻止内战、争取和平的工作，参与两党和谈。至1946年10月末，两党和谈彻底破裂，先父见事无可为，即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去四川从事讲学与著述了。
以上所述事实，在这些书信中虽略有蛛丝马迹可寻，但如不作说明，仍难为人们所了解。因此，有作些解说的必要。中华书局方面也认为，由我们家属写出有关事实及背景解说是不可少的。
书局首次出示这些家书时，我们先是十分诧异，后又感到疑惑不解。这些属于私人的信件，为何竟流失于社会？经多次议论，再三回忆，终于“悟”出了结果：“文革”！就是“文革”！
“文革”中抄家之祸降临，除人受凌辱外，所有财物分两类被处理，一类由“红卫兵”小将负责，当场毁坏（肢解家具，焚烧书画）；另一类由政协造反派若干人装车运走（衣被、书籍、文稿、书信、日记等）。这些被劫掠的财物，其最后命运也可分两类：一、全部被“没收”，不见后来归还，如衣被、书籍等。二、部分“下落不明”，部分于后来发还，如银行存折，如先父文稿、日记（计有六年）、书信（寄我们兄弟二人书信若干件等）。先父寄夫人这批书信本属于“下落不明”者，可是现在突然“浮出水面”，我们猜测它们可能先由造反派中某一二位“有心人”所染指，再经多次倒手，如今出现在我们面前。
最后说明两点：
这批家书，原是月月都有，无论多少，唯独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2月、3月，连续一百廿天，一封也不见。这种集体“失踪”，令人生疑。而这四个月的书信里，可能有重要的信息，因为这四个月正是政协开会及其前后，先父的再访延安之行也在此期间。
“背景介绍”由我们兄弟二人，以文字资料为主，以回忆为辅，加以综合，然后由我执笔编写而成。如有不妥或差错，望读者指正。
梁培宽
2013年9月25日于北大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