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每进一个洞窟,我总是抢先走到年代标示牌前,快速地算出年龄,然后再恭敬地抬起头来。
年龄最高的,已经一千六百多岁,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十六国时期的作品。壁画上的菩萨还是西域神貌,甚至还能看出从印度起身时的样子,深线粗画,立体感强,还裸着上身,余留着恒河岸边的热气。另一些壁画,描绘着在血腥苦难中甘于舍身的狠心,看上去有点恐怖,可以想见当时世间的苦难气氛。
接下来应该是我非常向往的魏晋南北朝了:青褐的色泽依然浑厚,豪迈的笔触如同剑戟。中原一带有那么多潇洒的名士傲视着乱世,此时洞窟里也开始出现放达之风,连菩萨也由粗短身材变得修长活泼。某些形象,一派秀骨清相,甚至有病态之美,似乎与中原名士们的趣味遥相呼应。
不少的场面中出现了各种乐器,我叫不全它们的名字。
有很多年轻的女子衣带飘飘地飞了起来,是飞天。她们预示出全方位舞动的趋势,那是到了隋代。一个叫维摩诘的居士被频频描绘,让人联想到当时一些士族门阀企图在佛教理想中提升自己。壁画上已经找不到苦行,只有华丽。连病态之美也消失了,肌肤变得日渐圆润。那些雕塑略显腿短头大,马背上的历练,使他们气定神闲。
整个画面出现了扬眉吐气般的欢乐,那只能是唐代。春风浩荡,万物苏醒,连禽鸟都是舞者,连繁花都卷成了图案。天堂和人间连在了一起,个个表情生动,笔笔都有创造。女性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不管是菩萨还是供养人,都呈现出充分的女性美。由于自信,他们的神情反而更加恬静、素淡和自然。画中的佛教道场已经以净土宗为主,启示人们只要念佛就能一起进入美好的净土。连这种简明的理想,也洋溢着只有盛唐才有的轻快和乐观。
唐代画面中的那些世间人物,不管是盔甲将军、西域胡商,还是壮硕力士、都督夫人,都神采飞扬、炯炯有神。更难得的是,我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分明看到了吴道子画派的某种骨力,在背景山水中发现了李思训、李昭道父子那一派的辉煌笔意。欢乐,就此走向了经典。走向了经典还在欢乐,一点也没有装腔作态。
除了壁画,唐代的塑像更是风姿无限,不再清癯,不再呆板,连眉眼嘴角都洋溢着笑意,连衣褶薄襞都流泻得像音乐一般。
唐代洞窟中的一切都不重复,也不刻板。我立即明白,真正的欢乐不可能重复,就像真正的人性容不得刻板。结果,唐代的欢乐诱发了长久的欢乐,唐代的人性贴合了永恒的人性,一切都融合得浑然一体。恍惚间,热闹的洞窟里似乎什么也没有了,没有画,没有雕塑,没有年代,也没有思考,一切都要蒸腾而去,但又哪里也不想去,只在这里,在洞窟,在唐代,在吴道子笔下。
突然,精神一怔,我看到了一个异样的作品,表现了一个尽孝报恩的故事。与一般同类故事不同,这个佛家弟子是要帮助流亡的父母完成复国事业。我心中立即产生一种猜测,便俯身去看年代标示牌——果然,创作于“安史之乱”之后。
“安史之乱”,像一条长鞭,哗啦一声把唐代划成了两半。敦煌因为唐军东去讨逆而被吐蕃攻陷,因此,壁画中帮助流亡父母完成复国事业的内容,并非虚设。
悲壮的意志刻在了洞壁上,悲惨的岁月却刻在了大地上,赫赫唐代已经很难再回过神来。此后的洞窟,似乎一个个活气全消。也有看上去比较热闹的场面,但是,模仿的热闹只能是单调。
在单调中,记得还有一个舞者背手反弹琵琶的姿态,让我眼睛一亮。
再看下去,洞窟壁画的内容越来越世俗,连佛教题材也变成了现实写生,连天国道场也变成了家庭宅院,连教义演讲也变成了说书人的故事会。当然这也不错,颇有生活气息,并让我联想到了中国戏剧史上的瓦舍和诸宫调。
唐宋之间,还算有一些呆滞的华丽;而到了宋代,则走向了一种冷漠的贫乏。对此,我很不甘心。宋代,那是一个让中国人拥有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朱熹、陆游、李清照、辛弃疾的时代啊,在敦煌怎么会是这样?我想,这与河西走廊上大大小小的政权纷争有关。在没完没了的轮番折腾中,文化之气受阻,边远之地只能消耗荒凉。
到了元代,出现了藏传密宗的壁画,题材不再黏着于现实生活,出现了一种我们不太习惯的神秘和恐怖。但是笔触精致细密,颇具装饰性,使人想到唐卡。
这是一个民族之间互窥互征的时代,蒙古文化和西藏文化在这一带此起彼伏。倒是有一个欧洲旅行家来过之后向外面报告,这里很安定,他就是马可·波罗。
明清时期的莫高窟,已经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