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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哲学是广泛传播于西方各国、并贯穿于20世纪的哲学流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德国有狄尔泰（W. Dilthey）、奥伊肯（R. Eucken），在英美有怀特海（A. N. Whitehead），在法国有柏格森。生命哲学这些倡导者的理论没有明显的因袭相承关系，但他们的理论之间有一些相似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生命哲学家赋予生命的本质以本体论（而不是生物学）的意义。生命的本质不是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质，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神”，而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活力，一种可以自由释放的能量，可称之为“活力”或“生物能”（Orgonon，倭格昂）。它与物理学的“力”或“能”的概念的不同在于它的非物质性和不能被度量的连续性，它与传统哲学的“精神”概念的不同在于它的非实体性与非理性。传统哲学中“精神”实体与“思想”的属性不可分，没有思想的精神被看做是自相矛盾的概念。但是，生命哲学家在肯定生命的精神性时，却不肯定生命必然具有思想。他们把思想看做属于人的生命的一种特殊的、派生的形式，思想不能被等同于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原初的精神。虽然如此，生命哲学却用只限于描述人类精神现象的概念，如“直觉”、“记忆”（柏格森）、“领悟”（怀特海）、“精神”（奥伊肯）等，表示生命的本质。因此之故，他们常常被当做唯心主义者。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强调的是超越理性、支配生命的创造力，并以此来取消或模糊近代哲学中“物质”与“精神”的区分。
生命哲学提供了一种与传统哲学不同的世界观。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点是“存在”（Being），它的意义是本体、本质；生命哲学的中心点是“生成”（Becoming），它的意义是过程，是创造。生命哲学家指责传统形而上学世界观静止、孤立、非连续性和机械性的特征。他们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整体，有形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独立存在的形式仅仅是人为分析的产物。生命本质是活动，活动本质是自由创造。更重要的是，世界不是冷漠、孤寂的，它是有价值的、“人化”的世界。
生命哲学又是一种新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几乎所有的生命哲学家都涉足伦理和美学领域，这绝非偶然。19世纪末期，自然科学获得重大发展，但对于解释和改善人的道德的任务，却无能为力。宗教也失去了指导人们精神生活的权威。生命哲学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满足人们对新的人生观的渴求。生命哲学家告诉人们，广义上的生命（世界）是什么，人的生活（狭义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柏格森有一句名言：
我们做什么取决于我们是什么，但必须附加一句，我们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我们在不断地创造自己。 〔1〕
生命哲学家们普遍认为，人的道德生活应当是创造，而不是服从；应该是实践，而不是沉思；应该是进取，而不是保守。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生命哲学虽然具有反唯科学主义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反科学。因为生命哲学家反对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的机械论的理论基础，而自然科学的基础并不一定是机械论。科学史上历来有机械论和生机论的争论，只是17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以经典物理学为范式，机械论才取得统治地位。19世纪末生物学的发展激发了生机论的复兴，这是生命哲学产生的一个理论背景。生命哲学家往往站在生机论的立场上批判机械论，企图为科学提供新的理论基础，改变科学的发展方向。从客观效果上看，生命哲学对自然科学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例如，把自然界看做是过程的观点导致了物理学中的“唯能论”；关于理性产生于非理性、意识来源于无意识的猜测使得心理学家注意到下意识的研究；把生命本质看做是创造进化的观点引起了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改造，进化论由强调自然选择转向强调变异。
更为重要的是，生命哲学的科学观把“科学”的概念由自然领域扩大至人文社会领域。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自然界的事物，而是一切有生命力的事物，自然事物只是其中的一类，科学研究的更重要的对象应当是社会和人的精神现象。根据这个道理，狄尔泰做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并且强调研究人的生活的精神科学比自然科学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很多生命哲学家在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生命哲学家中有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奥伊肯和柏格森，足见这一哲学思潮的影响和贡献之大。
在不少中国人的印象中，生命哲学是和反科学的立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30年代发生的那场“科玄之争”有关。平心而论，张君劢等人利用柏格森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区分，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问题，从中并不能得出哲学必然是反科学的结论。只是在科学精神刚被引入中国的环境中，人们对柏格森哲学的理解与已经认识到唯科学主义弊病的西方人的感受完全不同，这才出现了把生命哲学家看做“玄学鬼”的不实之辞。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年）为犹太后裔，1881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后，任中学教师，1897年起任高师教授，1900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2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时间与自由意志》（博士论文）、《物质和记忆：身心关系论》（1896年）、《创造进化论》（1907年）、《笑》（1900年）、《形而上学导论》（1903年）和《道德和宗教的两种起源》（1932年）。
柏格森的名字是生命哲学的象征，他的学说是最典型的生命哲学。柏格森哲学的体系性强，虽然处处着意与传统哲学相反对，但仍拘泥于传统哲学的问题，对传统的继承多于批判。他的文字虽通俗流畅，但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柏格森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概念“存在”做了新的诠释。在他看来，存在不是实体，既不是精神，又不是物质的实体；存在只是流动和变化。从巴门尼德、芝诺时起，存在被当成生成的对立面。从字面上分析，“生成”（be-coming）是正在进行中的、尚未完成的存在（coming to be），是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的“半成品”。柏格森说，正是这种拘泥于文字而不切合现实的存在的概念造成了否认变化和运动真实性的芝诺悖论，一直困惑着西方的哲学家。他说，在现实中，运动变化比事物更恒久、更根本。他说：
变化存在，但不是变化的事物在变化中存在：变化无需载体；运动存在，但不是惰性的、不变的物质在运动，运动并不蕴涵着运动之物。 〔2〕
对有意识的存在者来说，事物不是存在，存在的只是活动。 〔3〕
他把宇宙看做连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的总和。宇宙不是静态的，不是既已完成的，而是永恒的、不断的变化。如他所说：
宇宙不是被造成，而是正在被不断地造成……没有已被造成的事物，只有正在创造的事物；没有自我保存状态，只有正在变化的状态。静止从来就是表面的，或者毋宁说是相对的东西。 〔4〕
这种无载体的生成状态，无有形之物的运动被称做“生命之流”。为了突出它的流动连续性，又称之为“绵延”（duration）。绵延不是事物一个跟随着另一个的连贯或联串，而是状态的连续。在连续关系中，分别不出一个个彼此相连的事物，因为在这里不分彼此。连续出现的每一个状态都包含了过去，预示着未来，但又与另一状态有质的不同，如同乐曲中一个个音符的既连续又有差别的状态一样。很明显，这是时间的状态，绵延就是真正的时间。任何生命状态都是在时间中的连绵之流，称做精神。在《创造进化论》等著作中，柏格森开始谈论变化和进化的动力——“生命冲动”（élan vital），这是一个类似古代哲学中“世界灵魂”的概念，并被明显地等同于“上帝”，但又不是有人格的造世主。他明确地说：“神并没有创造任何事物，神只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生命力，是行动和自由。可见创造并不神秘。” 〔5〕 柏格森后期的思想接近了万物有灵论和泛神论。
依据生命冲动的自由创造本性，柏格森批判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消极方面。生命的进化既然有内在的创造动力，那么，进化的方向就应该由生命内部的“冲动”，而不由外部环境来决定；再者，既然进化的动力是生命的冲动力，那么，进化就不是渐变，而是突变。现在生物学家看到了基因的变异和遗传，在变异中更看重突变的因素，而不把达尔文所强调的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根本原因，这一变化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柏格森的影响，但至少可以说明，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生命科学的发展需要。
生命之流顺着顺行和逆行两个方向运动。顺行时，生命之流紧缩、凝聚，产生出生物有机体；逆行时，生命之流扩张、松弛、堕落，出现无生命的物质，生物界和非生物界、有机物和无机物都有生命之流的维系和贯通，都是生命创造进化的派生物。他说：
我会说许多世界都从一个中心抛出，就像火箭从烟火中飞出一样。我不把这个中心描述成事物，而是描述成为一种连续的发射。 〔6〕
按他的比喻：生命好比是火箭，火箭发射之后落在地面上的弹片是物质；生命又好比喷泉，散落在地上的水珠是物质。
为了解释生命之流与有形事物之间的关系，柏格森由分析时间入手。他区分了两种时间：纯粹时间和物理时间。纯粹时间是真正的时间，它是绵延、无形、超空间的。通常人们用直线表示的时间的概念是以空间来想象时间，这只是给时间一个形象的描述，正如人们用具体的可感事物代表数目，但数目的本质不在可感事物，时间的线形表示法也不能表示时间的本质。物理学的方法把时间的感性形象作为时间的本质，并进而把时间分解为一系列独立的、连贯的单位。物理时间是把绵延空间化、数量化的结果，它好比一张胶片上的一个个画面，记录的是人为割裂的静止图像，只有电影才能放映出活动的实际状态。同理，物理事物也是在生命之流中截取下来的静止状态，是把绵延之流分割成固定的、静止的、有形的单元的结果。
与纯粹时间与物理时间相对应，有两种认识途径：直觉和理智。直觉通过对内心意识状态的体验把握绵延，通过细密地、专心地关注自我，便可以意识到存在于内心的精神“由过去侵入未来的持续的涌进”的绵延。在直觉中，本能与实在融为一体，“精神直接地洞察精神”， 〔7〕 达到了主观与客观的一致。
理智的特征是分析，是从整体到部分、从运动到静止的几何与逻辑的方法。理智的对象是空间中的事物，这是人类为解决日常生活问题而不得不采取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理智，因而科学摆脱不了机械论、目的论与决定论。即使对于自我意识，理智也把它截成一段段独立状态，以便发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扭曲意识本性的做法。理智没有能力处理活的、创造性的、自由的东西，它们只能是直观的对象。
科学与形而上学有不同的方法与对象，科学研究物质，形而上学研究精神。两者应各得其所。传统的形而上学把世界看做实体，夸大理性的作用，沉溺于理智的方法，其错误在于混淆了绵延和广延、连续和连贯、性质和数量，最后，哲学被科学所取代。柏格森在哲学和形而上学面临科学挑战的危机时刻，极力为哲学的权利辩护，但他并不想恢复哲学的“科学女王”地位。他说：“哲学不是科学的综合”，“而是对科学研究的事实进行了不同的概括” 〔8〕 ，也就是说，无论把哲学置于科学之下，还是把哲学置于科学之上，都是错误的，两者应当相互独立，平行发展。
柏格森对时间的分析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区分，相应地，他对人的意识进行了认识论的分析。他说记忆“确切地表示了心灵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点”。 〔9〕 如同对时间的分析使他得以解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对记忆的分析是他解决身心统一问题的关键。他把记忆分为两种：机械的记忆和纯粹的记忆。机械的记忆是身体器官的习惯，机械的记忆如同走路动作一样，是习惯性的重复，所有有机物都有机械的记忆。纯粹的记忆是对生活全过程的反应，是精神的创造活动。按柏格森的分析，纯粹记忆存在于印象（image）之中，印象虽然不能离开大脑而存在，但大脑不是记忆的贮存器，而是起着电话交换机、过滤器的作用，它只保留那些与将来行动有关的印象；在记忆中，过去的事件提醒着现在，预示着未来。大脑的记忆功能来自意识的创造能力，大脑与心灵两者在状态上的同步，指示出心理活动与身体活动的一致。
从认识论上说，记忆与知觉也是一致的，知觉是对当下呈现于感官之前的事物的反映和反应。知觉的反映是有选择的，知觉只反映那些可能采取反应的对象。比如，心理学家用动物做实验，得出这样的结果：饥饿动物所见的对象只有可吃的和不可吃的两种；正在逃命的动物眼里看到的只有可藏匿的或不可藏匿的场所。知觉为什么能做出如此选择呢？这是因为记忆中的印象进入知觉，知觉按过去的印象选择反映的对象。记忆是精神性的印象，知觉的对象是物质性的、当下存在的外界事物，两者在认识中的结合也就是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性。
与其他生命哲学家一样，柏格森关心道德问题、人生问题，但只是在其最后一本著作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伦理学。他把科学与哲学、理智与直觉的对立引申到道德和人生领域，区分出两种社会：封闭的社会和开放的社会。封闭的社会是静态的，它的最高理想是忠顺和服从，它的特征是以法律、权威为准绳，它的思想根源是理智。开放社会是动态的社会，它的道德理想是自由创造，它以英雄与圣者的行为为特征，它的思想根源是直觉。直觉不但是艺术和哲学自由创造的基础，也是圣者的神秘体验。柏格森从道德和宗教的根源上分析了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特征，他的区分启迪了现代人。后来，卡尔·波普进一步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的根源。
总的来说，柏格森的哲学充满着对子：生成和实体、绵延和广延、连续和连贯、时间和空间、理智和直观、哲学和科学、纯粹的和机械的记忆、开放的和封闭的社会。柏格森的风格总是先做出区分，划出界限，然后证明前者高于后者、统摄后者。这是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典型表现。所以我们说，柏格森哲学虽然给人以新颖的印象，但终因未能脱离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而被20世纪初兴起的“哲学革命”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