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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为中国第一部纯文学的专著，它开启了中国诗叙事、抒情的内涵，称“纯文学之祖”。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确定了中国诗的修辞原则及押韵原则，称“总集之祖”、“诗歌（韵文）之祖”。也是北方文学的代表，他所代表的区域是黄河流域，称“北方文学之代表”，自古以来对《诗经》的评价都很高。
孔子
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孔子认为，研究诗经可以培养联想力，提高观察力，学习讽刺方法，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从而达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即《论语》中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孟子
孟子论诗，谓“说诗者不以问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作为一般原则，这些意见实在很有价值，但孟子实际运用时却颇成问题。《豳风·七月》云：“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啕，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诗诉说农夫们为统治者劳动的辛勤。孟子摘引后四句，作为“民事不可缓也”的论据，解释为统治者对人民生活的关切。《小雅·小东》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然顾之，潸然出涕”。诗写东方被周人征服的人民，难禁繁重的赋役，顾望周道而潸然流涕。孟子摘取后四句，作为“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的说明。这与子夏把绘事后素联及礼后于仁义是同样的逻辑。
荀子
传诗大师荀子在儒家著作中最先把诗三百首当作经。他在《劝学》篇中提出为学须“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先秦诸子中荀子引诗最多，大多是断章取义。如《齐风·乐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不管是按古人解释为君兴居无节，号令不时，还是照今人理解为反映劳动人民繁重的劳役，诗所写的都是不正常的现象。但荀子在《大略》篇中解释为：“诸侯召其臣，臣不俟驾，颠倒衣裳而走，礼也”，把它当礼的正常行为。前文提到曾子所引《小旻》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荀子在《臣道》篇中用在说明“仁者必敬人”的态度，比曾子所用离诗意更远。如此断章取义，在《荀子》一书中比比皆是。再举一个例子：《小雅·裳裳者华》末章：“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这四句实紧承上章“我觏之子，乘其四路；乘其四路，六辔沃若”而来。左之右之者，无非是写之子驾驭技术高明，能够驰骋自如。荀子在《不苟》章中竟解释为：此言君子能以义屈信变应故也。到了毛公训诂传，这四句更被训为“左，阳道，朝祀之事。右，阴道，丧戎这事”，更是离题万里。其始作俑者，实为荀子。
苏辙
苏辙，作为北宋著名的经学家，在疑古惑经思潮的影响下，基于“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的目的，作有《诗集传》一书。苏氏《诗集传》是宋代《诗经》学史上今存第一部《诗经》全解，也是现存众《诗经》注解中时代仅次于《毛传》、《郑笺》和孔氏《正义》的重要著作，它对于汉唐以来《诗经》学史上聚讼纷争的基本问题都作有深入地思考和辨析。
司马迁
《太史公自序》中两次提到《诗经》。一次是与上大夫壶遂讨论孔子续《春秋》之精神时：《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第二次就是很有影响的论“发愤著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董仲舒
“诗无达诂”正是董仲舒作为理论明确提出来的。原话是：“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
朱熹
他有两个观点最为有名，一是他认为老夫子第一次明确提出《诗经》是里巷歌谣（民歌）说；二是淫诗说。特别是在谈及“郑风”时，他认为“郑风”十有八九都是淫诗。
何休
东汉经学家何休说《诗经》是“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
胡适
“《诗经》并不是一部经典，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
梁启超
梁启超评《诗经》：“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鲁迅
根据《风》《雅》《颂》三部分的实际内容，认为《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选”，“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