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华为遭遇双重绑架

1. 美利坚的傲慢与偏见

美国市场是任正非必须攻克的阵地，没有之一。

不过过程的艰辛远远超出了任正非的想象，任正非一直以为，当华为越来越强大，进军美国市场会变得越来越容易，但事实却在朝着与他期望相反的方向而行。为了进军美国市场，任正非没少下功夫。

2010年夏，华为与美国电信商Sprint公司洽谈一份60亿美元左右的电信合同。多年进军美国市场的经验告诉任正非，对于这样的合同，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首肯，大概很难取得成功。所以任正非聘请了相关机构向美国政府进行游说，同时华为高管向美国国防部保证，公司将积极配合美国政府各项审查要求，并进一步透明化。

照理说任正非做的准备已经足够充分了，但什么事都架不住有心人的盯防，美国情报委员会对华为的关注度始终不减。就在华为与Sprint公司洽谈合同期间，情报委员会的官员偶然间发现了美国3Leaf公司一位创始人在社交网站LinkedIn上的页面账户资料上显示的职务为“华为顾问”。

查证之下，该官员发现，2010年5月3Leaf公司拍卖部分资产，华为以200万美元购之，并雇用了15名3Leaf员工，令他感兴趣的是，华为并未就这笔收购向美国提出审查申请。

于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开始介入其中，几经调查，最后CFIUS给华为的结论是，建议他们收回对3Leaf公司的收购计划。

对于一向强悍的任正非来说，这简直就是无法容忍的事，所以他的直接反应是拒绝。可是，回过神来的任正非也知道，他还要进军美国市场，他为此必须遵照某些他不太愿意遵守的法则。所以一周后，华为方面宣布放弃，他们终止了对3Leaf公司的收购计划。

其实美国方面从这件事情获得什么实际的好处了吗？没有。华为对3Leaf公司的收购条件很优厚，大概没有其他公司会愿意用比这更好的条件来收购，但可惜的是，3Leaf公司也无法如愿，他们同样是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这一失利让任正非心里憋了一肚子的气，2011年是他进军美国市场的关键一年。华为在欧洲市场已处于稳步上升阶段，但在美国，在高度“政治化”的阴影之下，华为只有一些小型客户和多次收购受挫的经历。

在经历了审查、诉讼、收购失败等一连串复杂问题之后，华为一改低调姿态，于2011年2月25日由华为美国公司董事长胡厚崑出面，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试图澄清外界对华为公司种种政治背景的“误解”，声称华为立志于在美国市场进行长远投资。发达国家中，美国是最难进入的市场，攻坚复杂商业、政治、法律环境之中的美国市场，已成为华为今年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这封信中，华为还第一次公开陈述了任正非的身世履历。这是华为走出海外，尤其是近十年在美国市场屡屡受挫以来，首次正面且公开回应市场猜疑。显然，任正非正在试图以这种方式改变其过往持续多年的封闭式公关策略。为此，一向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的任正非也开始高调地接受媒体采访，他对媒体表示，对美国将不再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而是要“正面竞争”。在他看来，美国其实更需要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美国这些大公司如果不要我们的合同，也很难生存下来”。

当然，在这件事上，任正非也有所疏忽，他似乎还是没有足够重视号称最为自由的美国市场的复杂性。其实，早在2008年，华为与贝恩资本联合并购3Com一案时就曾被CFIUS否决，或许正是因为曾经的被否决，心怀怒火的任正非想绕过CFIUS的审查而直接进行收购计划，这在制度森严又冷战意识浓厚的美国，显然有些不太现实。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美国的CFIUS机构吧。

2. 戴着有色眼镜的“CFIUS”

CFIUS全称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是美国的一个联邦政府委员会，由9个政府机构的代表人员组成，美国财政部长担任委员会主席。CFIUS的代表们来自包括国防部、国务部以及国土安全部等国家部门，对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交易进行审查。

CFIUS的审查范围很广，根据2007年美国《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FINSA）所颁布的2008年相关法规，美国又进一步扩大了CFIUS的审查范围，包括外国控制企业对产品与服务涉及国家安全以及重要基础设施的美国企业的收购案。出于《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的立法目的，对“重要基础设施”以及“外国控制”的定义都较为宽泛，应根据每个交易的相关事实及具体情况逐一确定。所以华为这样的外国企业想要在美国进行收购案，确实需要通过CFIUS的审查才行，这样才算取得了通行证书。

CFIUS承担着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及其重要基础设施的任务，并且要经得起来自美国国会和总统的检查。因此，在检查过程中，CFIUS可能倾向于批准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投资者，如澳大利亚、英国或日本，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在美国的眼中，中国向来是个“威胁”所在，CFIUS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者自然也会进行更仔细的调查。另一个CFIUS会考虑的重要因素，是收购方是否与相关国家政府有着某种联系，或是受到某种控制。在美国人的眼中，华为和任正非是有着军方背景的企业和企业家，无怪乎在他们的审查面前，华为总是屡屡受挫。

CFIUS采取自愿申报、申报免费原则，向CFIUS进行申报为自愿且不要求申报费。与Hart-Scott-Rodino反垄断法案所规定的并购申报制度不同，仅因交易达到一定的规模并不要求向CFIUS申报。是否需要申报，完全取决于该交易是否可能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重要基础设施，这也意味着，一些很小的并购交易有可能要进行CFIUS申报，而不涉及国家安全或重要基础设施的大型并购案则无须申报。

向CFIUS提交申报其实也是可以降低未来风险的。例如，如果该交易将要或者已经提高了企业竞争力，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有可能运用其政治势力，在协议签署或交易完成后，要求其派系的国会议员促使CFIUS展开独立调查。对有疑问的交易应考虑是否申报，并且应与经验丰富的法律顾问配合进行。在情况不明朗时，衡量申报的成本和得益并不容易。最终决定是否申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购方的风险承受力。

许多经常在美国投资或希望在未来投资的企业，几乎都倾向于向CFIUS申报。这些企业认为，此举表明该企业与CFIUS配合的良好意愿，有可能在未来进行某项不知CFIUS是否批准的交易时争取其支持。在进行上述考虑时与您的法律顾问进行详细讨论，能使获得CFIUS批准以及完成交易进行得更加顺利。所以一直以来，CFIUS在外资企业心中都拥有着超然的地位，与他们交好，至少进军美国市场的路就平坦许多。

CFIUS申报由所有交易方共同进行。参与申报的交易各方通常需要在申报前相互协调，并与CFIUS配合进行。协调工作包括在申报一周前就提交申报草案。通过申报前的协调工作以及提交草案，在正式申报前，CFIUS就可以对被收购方及收购方有所了解，评估涉及国家安全以及重要基础设施的风险。此外，CFIUS也可以要求修改草案，避免延长正式申报后的审查过程。

与HSR法案规定的并购申报制度不同，CFIUS不会“提早结束”30天的初审期。而且初审期要到CFIUS决定该申报符合法规要求后才真正开始，因此通常要晚于提交申报日好几天。此外，CFIUS对法规要求非常严格，经常驳回未能精确遵循法规的申报。一旦交易各方决定申报，就要考虑有可能导致延误的各种因素，包括可能增加的45天调查期。在目标企业周转困难、需要收购方在短时间内注入资金，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价有可能被交易延误严重影响的情况下，这方面的考虑尤其重要。通常比较安全的做法是，在希望开始的30天初审期之前的5~10日就提早申报，以防CFIUS要求进行修改。否则，就有可能延误交易。

向CFIUS申报的信息，包括正式申报前提供的信息，都受到严格的保密性保护，包括不受信息自由法案限制。但是，与行政或司法行为有关的披露，以及向国会的披露，则是允许的。国会在收到CFIUS对某个特定交易的调查简报时，也要求遵守与CFIUS相同的保密措施。

在申报正式提交以及CFIUS确定提交后，交易各方须经过30天的初审期，等待CFIUS决定批准或进一步调查。大部分交易经过这30天的初审期都能获得批准，前提是CFIUS向国会报告有关交易不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重要基础设施。但如果CFIUS决定进一步调查，交易各方就必须再等待45天，CFIUS在此期间会进行全面调查。在45天的调查期结束时，根据CFIUS的报告，美国总统将在15天内做出最终决定。但实际上，极少有交易进入需要总统决定的阶段。

如果CFIUS认为该交易有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风险，就会直接否决或要求交易方采取补救措施消除风险。最常用的两个办法，是对部分业务设施或产品线进行剥离出售。

总而言之，是否进行CFIUS申报，受到以下因素影响：收购方国籍、收购方的政府控制或控股程度、收购方对美国企业拥有的股权或实际控制、被收购的美国企业的科技和产品的类型与潜在用途、与美国政府协议的历史或与美国企业的关系。对于在美国的买方或卖方来说，CFIUS是交易前应进行的一项重要考虑，要确保遵循相关法规以及按时完成交易。

任正非也并非不知晓CFIUS的重要地位，但他选择绕过CFIUS去收购3Leaf公司，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他对美国市场的急迫。他已经花费了太多精力在美国市场上，却始终收效平平。在被CFIUS调查后，任正非一度有些抵触，不过CFIUS的权威性是不容挑战的，所以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按照美国的规矩来。

其实，在那之后，中国的三一集团也曾经起诉CFIUS，认为奥巴马和CFIUS在没有提供任何事实证据的前提下，做出该项目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结论，违犯了美国行政法规。这也成为CFIUS史上的首次被诉，可见不仅是华为，其他中国企业在CFIUS面前的日子同样不好过。

3. 铜墙铁壁背后的思科

作为全球第二大通信设备供应商的华为始终打不进美国这个大市场，即使耗费了十年的时间，美国在任正非面前依然是坚硬如铁，这大概是任正非所遇到的最难啃的一块骨头了。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美国方面反对华为和任正非的人确实不在少数，就连刚刚从中国离任的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都曾极力向国会游说，要求抵制华为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尤其是美国的政界，缘何会如此为难华为？其实，与其说是为难，不如说是恐惧，更何况每一位美国政客的身后还都有着美国企业的影子。

作为中国首批国际化大公司之一，华为只不过被当作发泄愤怒的出气筒。由于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以及对网络安全和窃取知识产权等问题的忧虑，华为成了名副其实的替罪羊。随着经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焦虑情绪的蔓延，美国人的担忧日益加剧。政客们认为，愈加强硬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而华为则是中国的代言人，因此打击华为可以为自己轻松加分。而另外一个原因，是根深蒂固的保护主义在作祟，一些公司担心华为的进入会压缩他们的利润，正如华为进入欧洲市场时的情形。

任正非的军人经历在很多地方曾经给华为带来益处，其军人作风也让华为受益匪浅，不过，在进军美国市场时，这却成了任正非的“痛脚”。美国人据此认为华为是有军方背景的企业，所以他们完全有理由以安全的名义将华为挡在美国的大门外。

为了改变美国各方的这一认识，任正非不惜花重金去游说各方，期望他们能用一个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他本人，看待华为。

据悉，从2005年到2011年，华为为了美国市场花在游说方面的费用分别从24万美元、40万美元、35万美元直至42.5万美元。而到了2012年，美国发出了那一纸不信任华为的安全报告书之后，华为的游说费用更是激增，涨至了82万美元。

为此，任正非聘请了包括APCO Worldwide、Walter Group、Strategic Public Affairs、Strategic Federal Affairs、Canyon Snow Counsulting和Doyce Boesch在内的6家游说公司，共18名游说人去为华为当说客。

在这个游说团里，APCO的游说团队成员国际政策总监Barry Schumacher曾为佛罗里达州州长Bob Graham处理贸易政策相关事务，华盛顿州前国会议员Don Bonker以及参议员Richard Durbin的前研究助理Brian McLaughlin等人都在这个游说团中，阵容不可谓不强大。

不过，这一次，阻击华为的势力中露出了老对手思科的身影。CRP（美国尽责政治中心）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17日，2012年思科在电脑/网络行业花费的总游说金额为121万美元，有7家机构、35名游说人为思科提供游说服务。其中，思科针对电子通信议题的游说项目有9件，比华为还多出了一件。而在此之前的2011年，思科在游说上的花费就已经达到了280万美元！彼时，思科和华为刚刚经历了一场官司，突然花费巨资到美国进行游说，其用意如司马昭之心也！

华为巨额的游说费用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效果显然极其有限，而思科花费如此巨大的游说费用在它原本就已经很成熟的市场上，除了进一步推售自己的产品之外，有没有真的给任正非和华为使绊子，人们有任何想象似乎都不为过。

4. 经贸，还是政治游戏？

美国那份调查报告出台的时机很玄妙，恰逢美国大选冲刺的关键时期，这是美国政党历来惯用的大选伎俩，以中国为跳板，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绝不仅仅是唯一的原因，更多原因还在于，像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崛起太快，美国感到害怕了，他们又用了惯常的贸易保护主义，企图阻挡华为前进的脚步。

华为北美分公司负责外部事务的副总裁威廉普卢默对此就明确指出，“对华为的指控是一种政治干预，这是很危险的。”而美国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阻碍竞争，阻碍来自中国的企业进入美国市场。

普卢默表示，仅仅2011年，华为同美国公司的采购额就达到了66亿美元，那意味着数万个工作机会，所以他认为那所谓的报告是在拿美国的工作机会开玩笑，是在拿数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开玩笑，是拿数十亿美国公司采购额开玩笑，美国在破坏竞争，也破坏创新。

事件之后，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代表中方发表了言论，表示该调查报告仅凭主观猜忌和不实依据，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端指控，排斥中国企业在美开展正常经营和参与正当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

沈丹阳在谈话中提出，希望美国会摒弃歧视中国企业的做法，秉承开放、合作的原则，切实为两国企业开展贸易投资活动创造公正、平等的市场环境，促进中美双边经贸合作顺利发展。事实上，美一贯倡导的自由市场规则，这种行为与他们一贯奉行的原则貌似也不太相符。

追根究底，美国是害怕了。

华为的发展速度太快，其产品和服务已经遍及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于全球1/3人口，在移动宽带市场连续5年位居全球第一。而多年垄断全球技术和市场高地的老牌通信巨头——思科，在与华为的竞争中开始节节败退，未来前景堪忧。因此，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都认为，美国其实是借着安全的名义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保护思科等美国本土企业的经济利益。

诚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认为的那样，如果说华为等中国公司对西方国家有什么威胁的话，那真正的威胁不是别的，正是华为在同西方本土企业竞争时已经开始在创新方面领先。也就是说，给华为等企业歧视性待遇，安全威胁不过是借口，其关键依然还是背后的经济利益。

表面上看，华为的美国之行遭拒似乎是因为赶上了美国经济低迷，同时又逢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最终让华为成了牺牲品。但深究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企业有了严重的胆怯与猜忌。正是在这种猜忌之下，即便非常国际化的IT通信等领域出现了强势的中国企业，也就自然地频频被以安全为由拒之门外，成为赤祼祼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又一个牺牲品。

而与西方一些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相反，外来的跨国公司在华从一开始就享受着超国民待遇，甚至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也都畅通无阻。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西方世界一直鼓吹着“中国威胁论”，而看似与军方有着紧密联系的华为，自然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承载者。西方社会与媒体通过“军事威胁论”“环境威胁论”“能源威胁论”“技术威胁论”等不断造势，一步步组建出了一个看似丰满的“中国威胁论”话语体系，力图通过种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这才是他们的政治动机。

如此不难看出，一手是“自由贸易”和“普世价值”的旗帜，一手紧握着西方本位主义不放，美国政客把从自己国家了解的种族政治知识投射到中国，正在试图阻止着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进军美国的步伐。

但是，潮流浩荡，并不是某些人想阻止就能阻止了的。华为的崛起并不会因为美国的阻止就放缓，任正非进军美国市场的决心也不会因为这些阻止就放弃，即使过程会更艰难、更漫长，有着闯王个性的任正非前进的方向自然不会改变。 m0vZAWevPPdkA5KhoRAI6VFauqRmX7Pkjmt6PaBM0CGx/kzex5qA8OSv6LG/bg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