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装甲教父的童年与青年

1888年6月17日，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空气中、阳光里仿佛都弥漫着智慧的气息，透露着生命的果敢与坚毅。这个上午，在维斯瓦河畔的库尔姆市，弗里德里希·古德里安中尉喜得贵子，他为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孩子的母亲克拉拉满足地看着这个新生命，就像外面和煦的阳光抚摸着盎然的春意。或许此刻谁也没有料到，正是这位新生的婴孩日后为纳粹德国创造了举世震惊的战争神话。

弗里德里希中尉此时驻扎在波美拉尼亚第二步兵营，他是这个家族中第一个现役军官。其先辈们都是东西普鲁士的农场主和法官，嫡系中除了自己之外其他人都与军事无多大联系，弗里德里希中尉也因此希望在家谱中能添上一个将军的名字。

然而这种想法虽好，但是执行起来却是相当困难的。本书的主人公终其一生似乎都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度过，但是这种艰难的生活从很早开始就在磨练着一种独立和坚强的人格，使其日后在任何复杂和艰苦的作战环境中都能快速适应并保持沉着冷静。

小古德里安3岁的时候，父亲接到调驻令，全家迁往阿尔萨斯州的科尔马，6岁时便在科尔马入学读了书。到1900年，12岁的古德里安跟随父亲被调驻洛林的圣阿伏德，这是一个没有高级中学的小城市。由于父母收入微薄，同时父亲希望古德里安能像他一样成为一名军人，所以家人商量把他送到一个可以寄宿的学校里去，次年，古德里安便进入了卡斯鲁赫陆军军官预备学校。

自幼在军营中长大的小古德里安以父亲为军人的楷模，耳濡目染着普鲁士军人的传统作风，天资聪颖且用功好强。两年后，古德里安不负父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柏林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开始了系统而严格的军校生活，严酷但宽容公正的军事教育为他后来过硬的军事素质打下了优秀的基础。

1907年2月，古德里安从军校毕业，他被分配到驻在洛林州的第10轻步兵营任候补军官，开始了其漫长的军事生涯。由于成绩特别优秀，古德里安于1908年1月27日被正式授予少尉军衔，任命日期可以从1906年6月22日算起。从此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都过着一段很愉悦的少尉生活。

1909年10月1日，古德里安所属的步兵营被调到汉罗福省，去担任驻防的工作，在那里，他与医生的女儿玛加丽特·格纳小姐相识并订婚。玛加丽特·格纳小姐温柔、漂亮、大方而且开朗，具有古德里安眼中一切优雅女性的优点，但古德里安的父亲却认为他们还太年轻，不应该过早结婚，于是派他到第三无线电营执行任务。经过4年的浪漫恋爱生活，感情愈笃的他们于1913年10月1日结婚。自此，玛加丽特·格纳小姐与古德里安结成了忠实的生活伴侣，无论日后的战争岁月如何胶着艰苦，他们的感情始终深厚，一同走过那飘摇不定的战火纷飞的年代。

这对年轻眷属的快乐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古德里安告别孕中的妻子，奔赴西线战场参战。整个四年战争期间，古德里安的职位经常转换，他做过无线电台台长，出任过第四军的军需官，参加了著名的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还曾被安排在德国陆军参谋本部任职，成为参谋本部最年轻的参谋官。这期间，古德里安只能利用短暂的休假去看望妻儿和亲人，他经历了人世间的大悲痛，也经历了生命的惊喜，悲痛的是慈爱的父亲去世，这使他丧失了一个做人的典范和军人的楷模；惊喜的是爱妻为自己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使他得以在战争的阴霾中享受到一点生命的光辉。

自此，我们的装甲教父度过了他辗转不定的童年与青年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使得古德里安留下了颇深的军事作战印象和难得的作战经验，特别是在前线参谋部工作的经历和无线电方面的实践，使他在一战后的几年里得以组建一个划时代的新兵种而受益匪浅。

艰苦的环境成就了他坚韧的性格，军人典范的父亲为他在军事素质与做人方面留下了极深的正面印象，美满幸福的婚姻则使他在任何残酷的战争环境下都能保持应有的人性关怀，他常常能为正义挺身而出，并从未参与纳粹的种族屠杀政策。这是我们在纳粹战犯中极少能见到的奇妙人性的和谐与圆融，这似乎与我们所感同身受的纳粹气质并不相符，然而，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事实。

时代给了一个天才受命的准备，天才也发挥着他的勤奋、热情与执著，竭力地吸取着时代的教养，于是一个划时代的新兵种开进了历史的前沿。

然而，我们想要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我们急切地翘首企盼着这位军事天才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军事奇迹，并更加急切地想看到在战争的多难抉择中这位天才是如何保持着他应有的冷静和人道关怀，去创造一个又一个的人性奇迹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与战胜国签订了令其元气大伤的《凡尔赛和约》，德国就像是一头犟驴在毁坏了庄稼之后，被紧紧地束缚了起来。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在军事上的反映则是自此以后，德国陆军的总数不得超过10万人的上限，莱茵河以东50里不准设防。缘于此，德国不得不走一条建设基干型军队的路子，裁减军队，保留精干，只将最优秀的军事人才保留下来。

此时拥有上尉军衔的古德里安营长被降职为步兵连连长，这对他来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因为他毕竟可以继续留在军队中了。之后的三年，他一直担任着连长的职务，直到1921年秋，一件几乎让古德里安不敢妄想的好事降临在了他的头上。

他曾在参谋本部工作的上司冯·哈姆斯贝格团长找到他，询问他是否愿意重回参谋部工作，古德里安很愉快地答应了。要知道，在军队数量严格受限，迅速升迁几乎等于天方夜谭的彼时的德国，这真可以算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运输兵监察部汽车部队的监察长冯·柴希维茨将军需要一名总参部的军官来协助他完成汽车部队的组织与运用工作，古德里安被认为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于是他首先被安排到慕尼黑第7汽车营具体了解汽车部队的勤务，以便为之后的工作打好基础。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在冥冥之中就已经注定了的，就像杨贵妃会嫁给李隆基，那位科西嘉人最终成为了法国的君王。古德里安之前和之后的经历使他感到，自己终将与摩托化结下不解之缘。

1922年4月，当古德里安到冯·柴希维茨将军处报到时，他被告知将从事汽车制造厂、加油设备、建筑和技术人员的培养工作，之前的安排——负责汽车部队运用方面的工作将不再由他负责，这意味着古德里安必须走上一条技术之路，这使他感到一颗心掉进了冰窟，冰凉得彻底。古德里安请求回到步兵连，可是要求却被驳回，于是他只得履行一个军人的天职——执行命令。

在前路未卜的时候，如果前面有条暗道，那就走过去，保不准就会柳暗花明。从古德里安整个的人生轨迹来看，这段技术的道路对他以后的人生发展却是大有益处的。

他的上司冯·柴希维茨将军是一位严密细致且洞察秋毫的人，此时正在主持一项利用机动化车辆来运输军队的研究项目，古德里安当前的工作使其有机会对机动化在战争中的运用作系统的研究，而这位极其严厉的将军则在为人处世方面为古德里安树立了榜样。

机动地运输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有先例，但其活动区域仅限于战线后方的安全地带，这种运输不涉及运动战中的交战问题，与运送粮草比较相似。但是未来的战争必然要求在交战过程中及时地补给军队，于是机动防御势在必行，这便使机动运输军队的问题成了一个关键的战术问题。古德里安这时才如大梦初醒，逐渐认识到机动化补给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于是一股极强烈的激情冲撞着他，驱使他深入这方面的研究。机动化运输军队还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对运输的过程进行防护？古德里安进行了周密的思考，最后确信，这个问题只有通过装甲车辆才能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

这就像你很不情愿地踏上了一条羊肠小道，无意中却在路上捡到一条丝巾，这时恰巧这条丝巾的主人迎面走来，几番交谈后，你发现这丝巾的主人就是你在梦寐中寻求了很久的那个人，于是你发起了追求攻势，最后你们相亲相爱，成就了一段佳话。古德里安与装甲的结缘实际上是一件极巧合的事，然而世界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古德里安开始到处搜求装甲车辆方面的案例，同时思考着：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装甲的作用？这种战术上的防御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古老的骑兵未来将往何处去？这似乎成了横亘在他的面前必须跨越的一些问题。

幸运的是，在搜寻的过程中古德里安结识了福克汉姆上尉，上尉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战时敌军坦克部队的经验，加上德国小型战车部队的经验和一些英美战车方面的文献，古德里安如获至宝，立刻以极大的兴趣投入到装甲车的研究当中。其中，英国人富勒和利德尔·哈特等人的著作给了古德里安极大的启发。在这之前，古德里安一直将坦克看做是用于防御或运输的辅助工具，可是这两位伟大的军人却将这个钢铁巨怪置于了机械化时代的中心，不甘于这些用装甲武装着的巨人仅仅充当步兵的保安，而赋予了它们冲锋陷阵的合法性，这种想法无疑带给了古德里安极大的震撼，更加深了他对装甲的研究兴趣，试想一下，你是开着机器而不是骑着高头大马奔驰在广袤的战场上，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想象力和多么让人振奋的想法！他开始在《军事周刊》上发表文章，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真是太少了，以至于不久之后，他便获得了这个领域的专家称号，并引起了军界高层的关注。

1923年至1924年秋，古德里安进行了一系列有关机械化部队的协同演练和图上作业，如机械化部队如何与航空兵协同运用，如何与骑兵协同执行侦察任务等。他对演练的结果很满意，并向上级透露出将机械化运输部队从后勤兵种演变成战斗兵种的想法，可是他的想法太超前了，以至于嘲笑显得那么的毫无悬念：“让你的战斗兵种见鬼去吧！他们只配运运面粉！”古德里安的上级这样斥责他。也许在此时的德国，只有那些坚硬的铁甲可以理解他在战略上的孤独了。

然而，这些事情丝毫不影响古德里安的出色表现。不久，他的职位便得到了提升，负责给未来将在参谋部工作的军官们当战术和战史教官。这不是一件容易应付的差事，经过甄选的学生们个个天资聪颖，给古德里安制造了不少难题，这使他不得不认真备课，小心应付。古德里安也因此认真研究了1806年拿破仑与反法同盟的战局以及德法两国的骑兵史，从这些战争中，古德里安汲取了机动指挥的经验教训，并发展了这方面的战术战略理论，这都为日后的实际交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担任了三年的教官职务后，古德里安被重新调回了国防部。由于在装甲方面表现出的特殊兴趣和取得的成果，古德里安被上级安排实际处理卡车输送部队的事务并兼任战车战史教官。这里的问题是我们的主人公甚至至今还没有见过一辆真正的战车，关于战车的内部构造更是一无所知，他对于战车的研究也仅限于理论上的。如果此时他被讥为纸上谈兵，他又能说些什么呢，让他担任战车战术教官，确实需要付出不少努力才行。

再让我们看看古德里安是怎么带领他的团队进行演练的。最初他们只有帆布模型，这种模型没有动力，就只能靠人工推动来参加演习，在不用的时候经常被小学生当做捉迷藏的道具，他们用铅笔在上面钻出小孔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协同演练的步兵们为了防卫，同样会拿着石块对帆布战车发动攻击迫使其退出战斗，这些战车像丑小鸭一样穿行于那些对讥讽乐此不疲的人群中间，显得那样的孤独。直到有了机械化的铁制模型，演习才算比较正规。值得一提的是，在第9步兵团第3营的帮助下，他们开始了实际的演练，在这次演练中古德里安结识了第3营的副官温克，并且经常与他一起探讨如何将装甲付诸实战，他们从一个排的建制开始模拟，再到一个连，再到一个营，对装甲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虽然演练的机会很少，但这些都给古德里安提供了旁人难以得到的宝贵经验。

而且，正如一些笃信宗教的人常说的那样，上帝的每一步安排都自有他的计划。就在这时，古德里安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出国考察的机会，他可以前往瑞典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军事旅行。这使他得以在掩卷沉思之余，幸运地见到了一战后期德国制造的II型战车。这种战车由德国卖给瑞典，使他们组建起了一支战车部队。古德里安于是有机会观看实际的战车演习并学会了驾驶它，这使他感到特别的高兴。这次的旅行是愉快的，古德里安携妻子穿过蕴涵着浓郁艺术气息的哥本哈根，并饱览了沿途美丽的自然风光，参观了被称为北欧威尼斯的斯德哥尔摩，这一路的清爽，使古德里安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感觉到格外的惬意，像是积沉了多年的疲惫在一朝的散发。

1929年，正是在这一年，古德里安确信，单独地使用坦克，或者与步兵一起使用，都不会发生决定性的效力。通过对战史的研究，图上的推演，以及自己实际利用模型分建制进行演练所获得的经验，古德里安认为，不能再将坦克埋没在步兵师中继续装运面粉了，骑兵的时代已成为了过去，现在是内燃机的时代，因此必须组建装甲师，并在装甲师中编组各个兵种，必须将坦克置于所有协同兵种中绝对核心的地位，这样才能发挥装甲师的最大战斗效能！在1929年夏举行的一次实地演练中，古德里安以装甲师为基础进行模拟，获得了成功，这更加深了他对其装甲兵理论的信心。

一种信仰的建立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验证，在通往真理的路上，道路常常并不平坦。古德里安虽然获得了理论上的自信，但如何把它们变成现实，前路似乎更加荆棘丛生，也许沟沟坎坎才是人生真正的道白。

1930年2月，古德里安受老朋友鲁茨少校的邀请，担任临时拼凑成4个连的第3汽车营的营长，驻扎在柏林—兰克维茨一带。古德里安终于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一展拳脚了，他与鲁茨少校商量，将下辖的4个汽车运输连分别组建成了侦察车连、摩托车连、装有木质假炮的模型坦克连和反坦克连、热情高涨地与他的这支后勤部队一起追逐着他们的装甲师梦想。

然而，古德里安的上司运输兵监察长奥托·冯·施蒂普纳格尔将军却认为，组建装甲师只不过是一个茶余饭后聊做谈资的不切实际的美梦，不但在理论上禁止发展下去，而且在实际的协同演练中也处处加以阻挠。在与其他兵种进行协同演练时，他只允许古德里安一个排的部队参加，这位保守的将军直到退休还在谆谆劝诫古德里安：“相信我吧，孩子，我们在有生之年没有机会再见到奔驰在战场上的德国坦克了。”

如上这般的争论倒是常常发生，就像婆媳吵嘴皮子，拗上了脾气。最激烈的一场争论是在骑兵监察部与运输兵监察部之间展开的。作战的职能是要交给马匹担任还是由装甲担任？对不起，在执行侦察任务与执行作战任务之间只能选择其一。于是骑兵监察长为了维护骑兵作为一个传统兵种的尊严，大度地将侦察任务让给了运输兵。古德里安虽然没有达成一贯的愿望，但这也算是阶段性的胜利了，他加紧训练自己的装甲侦察营，同时，更加执著地实践组建装甲师的初衷。骑兵与运输兵的第二轮较量发生在骑兵监察长的继任者克诺豪尔将军身上，这位将军是传统兵种出身，并一直以此为自豪，他力图将侦察任务重新赋予骑兵，并伺机将装甲侦察营窃为己有。他不遗余力地在运输兵中安插骑兵出身的自己的亲信，这样的安排使骑兵与运输兵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古德里安与这种行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最终艰难地取得了胜利，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新思想的创建者最终战胜了反对势力，内燃机战胜了马匹，大炮战胜了长矛！ Qpq6sLpSjhO0XejywpD1byXd5BaMdhGRG1UtLD/knSweaQdR82kHqWf0/BxZ3Ma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