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从事的所有研究项目中，以放大发射机为基础的系统耗费了我最多的精力。我为了它绞尽脑汁，我的每一根细微脑神经都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我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体力都投入到了旋转磁场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中了，早期的工作性质与现在有所不同，那时的工作虽然也非常辛苦，但跟解决无线传输时的难题不一样，不需要进行大量既细致又费神的观察与思考。

尽管那时我的身体素质极好，有着超强的耐力，然而因为过度疲劳，就在这份漫长而又艰苦的工作初见曙光之时，我的神经系统开始罢工，精神完全崩溃了。好在上天赐予了我一个安全防护系统，这个系统在接下来几年变得越来越强大，只要我的创造力即将消耗殆尽，它便会马上自动开启。如果不是这样，我必定会遭受更大的痛苦，而我的发明事业也很可能会夭折。我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发明家那样，因为过度疲劳而陷入危险，完全归功于这个安全防护系统的正常运转。除此之外，我的发明能力绝对不会枯竭，我也不需要像大多数人那样必须定期休假。大多数白种人都饱受失眠的折磨，而我则是个例外，我完全能够像黑人那样，晚上一躺下便酣然入睡。

我的身体可能逐渐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毒素”，因此，在思考新的理论时，我就会进入一种沉沉入睡的状态，但是也就持续仅仅半个小时的样子。醒过来之后，我会觉得刚刚过去的事情似乎是很久以前发生的，我不能继续刚才的思考，如果强行继续的话，就会感到头晕恶心。虽然心有不甘，但我不得不转而思考其他工作。令我吃惊的是，这时候思路马上变得清晰起来，可以非常轻松地解决以前遇到的难题。这样，几周或者几个月之后，我重新思考原来暂时放弃的研究项目，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解决以前所有困扰我的难题。对于这个现象，我想讲一段特殊的经历，这段经历心理学家可能会感兴趣。

我曾经利用地面发射机观察到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现象，我尽力想搞清楚这种现象与地下电流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关系。看起来这似乎是一项很难完成的工作，有整整一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分析研究，却没有丝毫进展。我被这个艰深的问题深深吸引住了，对任何其他事情变得漠不关心，也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最后，我完全支持不住了，我的身体开始进入保护性睡眠状态。

在我重新恢复思考能力以后，我惊讶地发现，我把过去的事情都忘记了，只能回想起幼年时期的情景，也就是我刚刚懂事时的一些事情。令人奇怪的是，这些记忆是那么清晰，让我混乱的思路彻底放松了下来。

接下来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不断地思考，过去经历的事情也一点点地想起来了。就这样，我慢慢恢复了记忆。我母亲的形象始终是其中的主角，并且在我脑海中变得越来越清晰，我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渴望见到她。这种渴望如此强烈，我不得不决定放弃所有工作，来了却自己这桩心愿。但是，离开实验室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我回想了1892年春天以前所有的生活经历。后来，在这种信马由缰式的幻想中，我看到自己出现在巴黎和平大酒店。因为大脑长时间处于极度紧张状态，我再次进入了自己特有的睡眠放松状态，就在这一刻，我看到了如下这一幕。我发现，有人递给我一封加急的信，带来了我母亲快要去世的噩耗，我感到万分悲痛。我马不停蹄地踏上了返家的旅程。经过几个星期的痛苦煎熬，母亲去世了。

让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在重新回忆了这些模糊的经历之后，我的头脑变得异常清晰，所有的研究问题也迎刃而解。我能够准确地回忆出试验过程中出现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现象，甚至还能整页整页地背出书的内容和复杂的数学公式。

我深信，在发明过程中存在一种思考补偿机制，即真实的回报与付出的劳动和所做的牺牲是成正比的。我之所以会对自己所有的发明特别自信，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放大发射机会是最伟大的一项发明，将给后人带来不可估量的价值。我这样想的原因，并不是认为它一定可以引发商业和工业革命，而是认为它可以在诸多方面让人类获得更大的成就。推动更高层次的文明进步与单纯的应用价值相比要重要得多。

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可能仅仅通过物质文明的改善得到解决的，即便以后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也不行。与之相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充满了更多危险和障碍，这些比物质贫乏和贫穷引发的问题还要严重。假如我们能够将原子的能量释放出来，或者在地球的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开发出成本更加低廉而且可以无限量供应的能量，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反倒可能引发冲突和战乱，为人类带来灾难，最终导致反动力量登上统治地位。

我一向认为，技术创新的伟大之处在于其促进人类团结与和谐的美好愿望，我的无线电发射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证。通过它，人类的语音及其他声音可以在地球上任何地方被还原出来，工厂需要的能量来自数千英里之外的水电站，空中机械可以毫不停歇地围绕地球飞行，人们可以利用太阳的能量创造湖泊与河流，灌溉干旱的沙漠，将其改造成肥沃的农田。它还可以促成电报、电话以及类似设备的出现，将必然消除静力学和所有其他干扰，这些干扰目前严重限制了无线电技术的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寥寥数语不足以展开充分阐述。

在过去的10年中，曾经有不少人大胆地宣称，他们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其实，他们所描述的内容或者试验方法，早在他们公布自己的发现以前，我就认真研究过了，结果发现，没有一个是行得通的。近来，美国海军发表的官方声明或许能给那些头脑发热的新闻编辑上一课，让他们清楚，应该如何客观地报道这些所谓的科学发现。通常而言，这些人所依仗的理论基础都是靠不住的，因此每当我看到这些所谓的科学发现时，都会一笑置之。最近，又有一个工程师抛出了一个新的发现，媒体大肆造势，宣传可谓不遗余力，结果证明又是一出虎头蛇尾的闹剧。

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发生的一件趣事，那时我正利用高频电流做试验。当时，史蒂夫·布罗迪刚刚跳下了布鲁克林大桥。此事的第一次新闻报道轰动了整个纽约市，后来这次壮举因很多人模仿而变得庸俗化。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打算出去放松一下。于是，来到这座大城市三万个著名机构中的一个，点了一份20%酒精含量的可口饮料。不过，这种饮料现在只有去欧洲某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才能找到。那里的人非常多，但是对我而言都是陌生人。当时，人们正在讨论一个问题，我很随意地插了一句话：“这就是我从桥上跳下去时所说的话。”这句话刚刚出口，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我感觉自己就像席勒诗中的提摩太面对无数追随者一样。就在这一瞬间，场面一片混乱，十几个人高声叫道：“他是布罗迪！”我马上掏出一枚25美分的硬币扔在柜台上，然后迅速冲出门口。但是，人群已经向我扑来，大喊着：“拦住他，他是史蒂夫！”

这绝对是一场闹剧，就在我发疯般地逃跑时，还有很多人试图将我拦住。我拼命跑向消防通道，转了几个弯，终于回到了实验室。接着，我脱掉外衣，像个铁匠一样热火朝天地干起活来。后来证明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那些追踪者早已被我甩得远远的了。

之后很多年，每当我晚上思绪飘荡时，那天的小插曲总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我时常想，假如那天我被抓住了，他们发现我并不是史蒂夫·布罗迪，我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就在最近，一位工程师在一个学术团体中发表演讲，宣称自己根据一个“迄今无人所知的原理”，找到了一个处理静电学的新方案。他公开说，静电干扰以上下方式纵向传播，而发射器的电流则沿着地面横向传播。在我眼中，他的行为就和我声称自己是布罗迪一样疯狂。按照他的观点，由大气层包裹的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电容器，既可以充电又可以放电，但这种作用方式是与每一本基础物理教科书中所讲的基本原理相矛盾的。

这种假定即便是在富兰克林生活的年代也会被人们视为一种谬论，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大气层中的电流和机器产生的电流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很明显，自然电流和人工电流的传播方式，无论是在地下还是在空中都是完全相同的，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都会形成电动势。就凭以前的方法，电磁干扰是不可能避免的。实际上，在空气中，电势以每英尺50伏左右的幅度增加。因此，天线顶端和底端之间存在着二万伏甚至四万伏的电压差。带电气团一直处于运动状态，向导体释放电量，这种释放是随机的，而不是连续的。所以，这种现象就会导致在比较敏感的电话接收机中产生摩擦噪音。传导终端的位置越高，电线穿过的空间越大，噪音就越明显。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现象均只存在于局部，而不会对整个系统造成麻烦。

1900年，我不断改进自己的无线电系统，一个安装了4根天线的设备。我对天线进行了认真校准，将它们调到相同的频率，并相互连接起来，确保无论从哪个方向接收到的信号都能被放大。当我需要确定被传输脉冲的来源时，就把每一对成对角线布置的天线按先后次序连接，利用一个初级线圈激发检测回路。第一种情况下，电话会有噪音；第二种情况下，正如预想的一样，噪音消失了——两个天线起到了抵消作用。但是，实际上，静电在两种情况下都会起作用，我必须设计出具体结构来体现不同的原理。我很早以前就提到过，通过将接收机连接到地上的两点，就能避免现有结构中由带电空气导致的严重问题。而且，因为电路的方向性，所有干扰强度都降低了大约一半。

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对于一些头脑简单的无线电从业人员而言，还是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的，这些人的知识仅仅局限于某些装置的外部结构，他们认为用把斧子就能改进装置的效果。他们面对问题时的处理方式有点儿混乱，往往还没有杀死狗熊，就已经开始处理它的皮了。假如是因为天线干扰而导致了这些异常现象，那么就可以用无天线接收方式来消除这一问题。但是，基于这个考虑，埋在地下的电线必须绝对绝缘，而实际上，它对某些外部脉冲的敏感程度甚至比暴露在空气中的天线更大。客观来讲，还是可以改进的，只是并非通过改进方法或者装置来实现。只要不采用各种复杂的结构——这种结构传输效果很差，完全不适合接收信号，而是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接收装置，就完全能够起到这种效果。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彻底改造，而且是越快越好。

事实上，如果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大部分人，包括专家在内，对于某个发明最终的可行性还没有明确认识的前提下，立法机构就匆忙通过决议，由政府大包大揽过去，将会产生灾难性后果。这是几周前丹尼尔斯部长提出的建议，很明显这位高官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参议院和众议院提出议案了。然而，无数事实证明，最优秀的研究成果都是在健康的商业竞争环境下取得的。

除此之外，为何应该给予无线电技术最大的自由发展空间，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它带来的影响比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发明和发现的影响都更难以估量，能大大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其次，人们必须清楚知道，这一伟大技术完全是在美国发明的，可以称之为“美国制造”，所以与电话、白炽灯泡或飞机不同，关于这项发明，美国应该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权。

富有进取心的出版商和证券交易商非常喜欢并擅长利用虚假信息的传播，就算是《科学美国人》这样的著名杂志也倾向于将主要功劳加到外国人身上。当然，德国人确实首创了赫兹波，俄罗斯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很快将它应用到了信号控制上。但是，这显然只是对一种新介质的应用，还是通过原有的、未经改进的感应线圈实现的，根本不是一种新型的反光通信法。其传输半径十分有限，产生的价值也有限。其实可以用声波替代传输信息的赫兹振荡技术，这样反而会有更好的效果，我在1891年就提出了这一观点。除此之外，所有的这些尝试都是在无线系统基本原理提出3年以后进行的，在美国，其应用方法也早已有了清晰的描述和研究。

然而，现在这些基于赫兹理论的应用和方法均已销声匿迹了。我们的发明则反其道而行之，我们所获得的成果是美国人民智慧和辛勤劳动的结晶。原始专利保护期已满，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进行发明创造。这位部长的主要论点是建立在干涉理论基础上的。1900年，我所做的试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美国根本没有必要在这方面采取任何限制。

我想给大家讲一件最近发生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有一天，一位容貌奇特的先生来拜访我，希望我能参加在一个偏远地区建设世界放大发射机的工作。他说：“我们没有资金，但是我们有车辆装不完的黄金，你的工作会得到丰厚的报酬。”我跟他说，我希望先完成我在美国的发明项目，于是这次会面就这样无疾而终了。但是，我还是很满意，因为我知道还有一些神秘人物在从事类似的工作。随着通讯时间的推移，维持持续通讯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建立一个不受干扰的系统。而这个系统已经存在并得到完善，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将它应用到实践中去。

人们最关心的事情仍然是战争的冲突，而在这方面，放大发射机或许能体现其价值，可以作为一种进攻或者防守的武器，具体来说，它也许能与远程自动控制机配合使用。这项发明是经过我一系列观察得出的结果，从儿童时期我就开始思考，这个思考贯穿了我的一生。当我的第一批研究成果发表之后，《电气评论》杂志发表社论称：“这将是人类文明发展最强大的推动力量。”距离这一预言的彻底实现不会太遥远了。1898年和1900年，我向政府提出了这项提议，如果我是精于人情之道的人，这项提议或许早已通过。

那时，我真的认为这一技术的使用可以消灭战争，因为这一技术带来的杀伤力是毁灭性的，而且不需要人的参与。尽管我现在仍然相信它的发展潜力巨大，但是我的观点已经发生了改变。如果不能消除引发战争的自然原因，那么战争永远无法避免。这个自然原因，究其根本，就是我们生活的地球的空间。只有从各个方面消除了距离问题，例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信息传递、旅客运输、能源供应与传输等问题，就能确保人类的永久友谊与和平。现在，我们急需做的是加强世界各国和人民的交流，加深彼此了解，消灭种族中心主义和民族冲突等狂热思想，这些狂热的思想往往让世界陷入原始的野蛮状态和相互厮杀之中，任何同盟条约和议会法案都不可能阻止这种灾难的发生。而这些杀伤力巨大的新设备只能进一步将弱者置于强者的淫威之下。

早在14年以前，我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当时，几个有影响力的国家联合起来，签订条约建立了所谓的“神圣同盟”。已经去世的安德鲁·卡内基极为推崇这一观点，并极力推动这一行为，甚至可以被称为这一思想之父。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倡导某一思想，那么他的宣传和推动作用就会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人。不可否认，这些方面的工作对于一些弱势民族可能确实有益，然而这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们的核心目标。和平只可能是全世界文明发展和民族融合的自然结果，就目前来看，我们距离这一伟大理想的实现还非常遥远。

就目前世界存在的巨大冲突来说，我深信，美国政府应该坚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坚持自己所说的对上帝的信仰，避免参与任何联盟，只有这样才是对全人类福祉的最大贡献。因为独有的地理优势，美国一直远离各种激烈冲突，而且无意参与领土兼并。这个国家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和崇尚自由的广大人民，它具有的优越性是世界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基于此，它完全可以单独地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道德力量为全人类谋利，这比加入任何所谓的联盟都更有效，也更明智。

在《电学实验员》（《科学与发明》杂志的前身）上发表的一篇自传性短文中，我回忆了自己的早期生活，提到过我曾经历的一种病痛，一种迫使我不断想象和自我反省的意识活动。这种意识活动最初是在病痛的压力下不知不觉出现的，但是后来慢慢发展成了我的第二个性，最终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没有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意志的自动行为，是对当下的环境所做出的自然而然的反应。我们的身体具有非常复杂的结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行为方式，外界事物对我们感官的影响非常微妙，令人捉摸不透，所以要想让普通人理解这一现象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对于一个专业的研究人员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生命机械理论更有说服力了，300年前笛卡儿就分析并提出了这一理论的部分内容。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我们身体的许多重要功能人们还认识不到，尤其是光的性质、眼球的结构和运动形式等，可以说，哲学家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

近年来，毋庸置疑，科学研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巨大发展，在这方面，出版了多部专著。其中，最有能力和最富口才的典型代表应该是菲利克斯·勒·丹泰克，他以前做过巴斯德的助手。雅克·洛布教授通过一系列著名的向日性试验，透彻地分析了低端生物体中存在的光线控制现象，他最近出版的专著《作用力下的运动》很有启发性。虽然这一理论得到了科学研究人士的认同，然而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我每一刻的行为和思想都在验证这一理论。对外部影响的认识导致了我身体和思维的各种活动，而且这种认识会一直浮现在脑海之中。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也就是精神高度集中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会难以确定最初的动因。

绝大多数的人根本察觉不到自己内心世界的变化与外部世界存在的联系，数以百万计的人因此患病甚至死去。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最常见的现象，在他们看来，也是十分神秘和难以解释的。有人可能突然感到非常伤心，但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为什么。其实，这也许只是因为一片云彩遮挡了阳光而已。有人在大街上遇见朋友，或者在某个地方看到他的照片之后，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幻觉，能真真切切地看见自己的朋友，这让他觉得非常诡异。也有人会因为领口上掉了一枚纽扣便大发雷霆，咬牙切齿地咒骂好半天，甚至因此想不起以前的事，不能找到所需要的东西。不善于观察完全是无知的表现，这直接导致了众多病态的观点和愚蠢的想法。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不相信心灵感应和其他精神灵异现象，不相信死人的灵性和信息传递，拒绝倾听有意或无意的欺骗。

这种思想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脑海之中，甚至包括那些头脑特别清醒的美国人，为证明这一点，我给大家讲一件有趣的事。就在战争爆发之前，我发明的涡轮机在这座城市展出后，很多技术性刊物纷纷发表评论。我预测，为了获得这项发明的使用权，很多制造商将会展开一场激战。为此，我为自己的项目精挑细选了一位投资商，一位颇谙致富之道的底特律投资商，并为他量身定做了一套设计方案。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坚信他某一天一定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甚至信心十足地将这一想法告诉了自己的秘书和助手。

果不其然，一个晴朗的早晨，福特汽车公司的一群工程师出现在我的眼前，要求与我商谈一个重要合作项目。“我说的没错吧？”我很得意地向自己的员工炫耀道。其中一个人回答道：“特斯拉先生，你简直太神了！你预测的事情无一例外都变成了现实。”在这些头脑冷静的客人落座以后，我马上向他们介绍我的涡轮机有多出色。但是，一位代表打断了我的介绍，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了，我们这次来是有另外一个特殊目的。我们组建了一个心理学研究会，专门研究人的意识现象，我们想邀请你参加这个组织。”我想，这些工程师们永远不会知道，我当时差点儿想把他们拉出我的办公室崩了。

很早以前，很多人告诉我，我拥有一颗不同寻常的脑袋，这些人都是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创造了不朽成就的学科领袖们。从那时起，我就专心致志地投入了研究工作，试图破解最复杂的难题。多年以来，我一直孜孜不倦地工作，试图破解死亡之谜，并密切关注任何思想灵异现象。然而，有生之年，我只短暂地经历过一次超自然事件，这件事发生在我母亲去世时。

当时，因为过度悲痛和失眠的折磨，我的身体彻底垮掉了。一天晚上，我被送进一个离家两个街区远的房屋中。我孤苦无助地躺在那里，心想，如果母亲去世时我没有守在她的身边，她也一定会给我点暗示吧。两三个月以前，我在伦敦和我已故的朋友威廉·克鲁克斯在一起。当时，我们热衷于讨论唯灵论，而且我对有关说法深信不疑。因为学生时期阅读过他写的有关放射性物质的不朽著作，我才从事了电力研究事业。我本来是一个不太容易关注别人的人，但他的观点对我影响很大。我想，此时正是窥探来世的最佳时间，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位天才人物，特别是她的知觉能力，非常出众。

那天晚上，我大脑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满心期待能得到某种启示。但是，直到第二天早晨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随后，我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或者也有可能是昏迷过去了。我看见一片云彩，上面坐着一群美丽动人的天使，其中一个很亲切地望着我，然后逐渐变成了我母亲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她慢慢飘过房间消失了。在一阵美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歌声中，我醒过来了。就在这一瞬间，我心中涌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我意识到母亲去世了。我无法确切表达出这一刻我内心的巨大痛苦。那时候我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我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给威廉·克鲁克斯先生写了一封信。在我身体康复以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来分析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外部原因。开始几个月，一点收获都没有，好在最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为此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曾经见到过一位著名画家的作品，那幅画描绘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季节里，一片云彩上托着一群天使。那片云就像真的在天空中漂浮着一样，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个画面和我在梦中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不同的只是加上了我母亲的形象罢了。那时正在举行复活节祈祷活动，音乐从附近教堂的唱诗班传出来，这就科学而合理地解释了这种所谓的“灵异现象”。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自此之后，我对灵异理论和灵异精神现象再也没有怀疑过。尽管我没有什么确切的根据，但我相信这种信念是智慧发展的自然结果。人们对宗教教义的理解，也不再仅局限于其传统信条的解释，每一个人都免不了要信仰某种形式的超强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拥有一个理想，这样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从中获得内心的满足感。然而，这种理想必须是非物质形式的，比如某种宗教、艺术、科学或者任何别的东西，只要能起到一种非物质力量的作用即可。要想实现世界和平，让全人类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我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支持心理学家和唯灵论学家的想法，然而我已经以自己非常满意的方式证明了生命的无意识。这不仅得益于我对人类行为持续不断的观察，而更多的是来源于某些归纳总结。我认为，这一发现对整个人类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我将简要介绍一下。

在我还很年轻时，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个令人惊讶的真理，所以很多年来，我都把这些现象归结为巧合。换句话说，每当我或者一个与我有关系的人，以及我所从事的事业被其他人以某种特定方式伤害或破坏时——人们常常将这种情况视为最不公平的事情——我就会经历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为此，我为这种经历找到了一个很合适的词——宇宙。很快，那些制造伤害或破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遭到意外。

在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之后，我把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了一些朋友，使他们有机会相信我形成的一套理论。这套理论可以简单表述如下：人体的身体结构都是相似的，而且受到的外部影响也相同，所以，我们就会做出类似的反应，出现总体活动的一致性。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形成了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规则和法律。我们都是由媒介力量控制的无意识的自动结构，就像被人随意丢弃在水面上的软木塞一样，往往误将外部作用的影响当成自己自由意志的结果。我们的运动和其他活动都是为了维持生命的正常运转，尽管从表面上看，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不一样，而实际上，我们都是由一些看不见的链条联系起来的。只要机体处于维护良好的状态，它就会准确地对刺激性媒介做出反应。但当一个人出现某种精神错乱时，就意味着他的自我保护能力就遭到了破坏。

所以，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失聪、失明或者肢体受到损伤，他的生命也将会缩短。如果大脑存在缺陷或发生损伤，将会使人变成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机器人，最终加速生命的终结。一个感觉非常敏锐、观察力细致入微的人，他超强的机能完好无损，能很快地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就会拥有极高的机械感知能力，因此，他能够躲避那些无法直接感知的危险。假如他与那些控制器官存在严重缺陷的人接触，这种高品质的机械感知能力就会开始作用，他就会感知到那种“宇宙性”的痛苦。

无数事实已经证实了这一观点，我建议其他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生也关注一下这个课题。我认为，只要大家联合起来进行系统地研究，我们必将获得一个极其伟大的发现，这个发现将给整个世界带来难以估量的巨大价值。为了验证我的理论，我萌生了发明自动机的想法。其实这个想法我在很早以前就产生了，然而，直到1895年开始从事无线电研究时，我才开始实质性的工作。在以后的两三年间，我制造了很多遥控启动的自动装置，并在我的实验室中展出，供人们参观。到了1896年，我设计了一台能够执行多种操作的机器，不过这台机器的改进工作一直持续到1897年底。

1900年6月，我在《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机器的结构进行了展示和说明，这篇文章被其他许多媒体转载。这一机器于1898年春首次对外展示，就引起了巨大轰动，这在我的发明生涯中史无前例。1898年11月，总审查官来到纽约，亲眼目睹了这一发明惊人的表现，决定对机器中使用的新技术授予基本专利。我还记得，后来我拜访华盛顿的一位官员，当我表示希望将我的发明转让给政府时，对方听了我的介绍以后竟然哈哈大笑起来，认为我的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当时，根本没有人相信能够发明这样一种装置。比较遗憾的是，这个装置在申请专利的过程中，在律师的指导下，我表示，它的控制功能是通过单独的电路和非常普通的检测器实现的。所以，我的设计方法和构造方式一直未能得到专利的保护。实际上，我发明的装置是通过几个电路的共同作用控制的，而且排除了其他任何形式的干扰。

大多数情况下，我使用的是环形接收电路，包括电容器也是如此，因为我使用高电压发射器电离了实验室的空气，所以就算一根非常小的天线也可以连续数小时从周围的空气中吸收电量。举例来说，我发现，一个使用了很长时间的12英寸的电灯泡，如果只有一个终端并且将它连接上了一根很短的电线，要连续闪烁一千多次，才能将实验室中电离的空气电量全部耗尽。环状接收器对这种干扰不是很敏感，但奇怪的是，现在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实际上，它接收的能量远远低于天线或者一根长接地线，不过这个环路接收电路确实可以弥补现有无线电设备的众多缺陷。

为了更好地向观众展示我的装置，我们要求参观者提出他们想问的各种问题，这个自动装置会通过信号进行回答。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件了不起、非常神奇的事情。其实，原理很简单，不过就是我利用这一装置在回答他们的问题罢了。

在同一时期，我制造了另外一艘规格更高的遥控船，1919年10月，《电学实验者》刊登了它的一幅照片。这艘船是由线圈控制的，船体上绕了几圈电线。电线是完全防水的，因此可以把它放入水中。这个装置与第一个非常相似，只有几个特别之处，比如我使用了白炽灯，这样人们就能观察到装置的运转情况。这个自动装置由操作者在视线所及的范围内控制，实际上这是我构想的远程自动机相当粗糙的雏形。

接下来的改进目标就是将它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操作者的视野范围之外，拉大它到控制中心的距离。从设计之初，我就希望将它设计成一种武器，用它来代替枪炮。从媒体的评论来看，我知道，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它了，虽然媒体的评论很随意。例如，有报道说这是一项非常特别的发明，但是毫无新意，等等。尽管它还不是特别完美，但确实可以具有实用价值。比如利用现有的无线设施可以控制飞机起飞，让它沿着一个大概的方向运动，并在数百英里以外执行某些任务等。这一装置还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机械方式来控制。我深信，如果爆发战争，它将大有用武之地。然而，据我所知，目前的技术还不能实现非常精确的控制。我对此进行了很多年的研究，也找到了一些解决方法，为将来制造这类神奇的装置和更加先进的设备奠定基础。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当我还在大学上学时，曾经构想过一种飞行装置，它与现有的飞机有很大差别。其基本原理很好，然而因为缺少一种极大功率的发动机而未能实现。近年来，我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我正在研究一种“没有机翼，没有副翼，没有螺旋桨，没有其他外部装置的飞机”。它的飞行速度极高，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为人类和平做出巨大的贡献。这种飞机完全通过反作用来实现续航和驱动，使其既可以通过机械方式又可以通过无线方式来操控。在安装一定的装置之后，它就可以将这种导弹发射到空中，然后非常精确地击中数千英里之外的预定目标。

但是，我们的研发工作不会就此止步。远程自动机的开发潜力是无穷的，下一步的研发可以让它们具备智能性，这种远程自动机的出现将引发一场新的革命。早在1898年，我就曾给一家大型制造企业的代表提建议，让他们建造一种自动运载装置，它可以自行进行大量操作，包括智能判断的动作等。然而，他们认为我的想法太过荒诞，所以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现在，很多有识人士正在努力想各种办法，试图防止理论上已经结束的冲突再次发生。事实上，早在1914年12月，我在《太阳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经对其过程和主要问题进行了准确预测。正在商讨中的国际联盟并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组织，而且，在很多聪明人士的眼里，结果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特别遗憾的是，在拟定和平条款时需要采用带有惩罚性质的政策。因为过不了几年，国家之间的战争可能完全用不到军队、军舰、枪炮等，而是使用更加可怕与毁灭性的、杀伤范围几乎是无限的武器。敌人可以在远处摧毁任何一座城市，而世界上根本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这么做。如果我们希望避免这一灾难的发生，避免将地球变成地狱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们就应该马上动用全国所有的人力物力和各种资源研发飞行机械和无线能量传输。 mDNCVgfE4Dpwf/V53oS3GcgZDfj0lcwxV/qNKF9paU4FdQ4oaU4RQGrkeT7gqXe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