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时,我进入了一所文理中学,这是一所新成立的学校,教学设备非常完善。这里的物理部装备尤其良好,有各种各样经典的教学装置,比如电学设备以及机械仪器。老师进行的各种试验让我无比痴迷,毫无疑问,它们激起了我强烈的发明欲望。
那时,我非常热爱数学,因为出色的速算能力,我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这主要是因为我喜欢数字想象和数学运算,从而培养了出众的数学才华。这种习惯已经远远超出直觉,而是完全融入了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在黑板上列具体算式还是心算,也不管数字组合如何复杂,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小菜一碟。
然而我格外反感徒手绘图课,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专心致志地画上好几个小时。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因为我的家族成员中的大多数都很擅长徒手绘图。也许,我之所以如此反感徒手绘图课,是因为我更喜欢不受干扰地思考吧。那时如果不是有几个男孩真的笨到什么都学不会,单就徒手绘图成绩来说,我在班里一定是垫底的。在当时的教育体系中,绘图是必修课,假如这门课程不合格的话,对学生来说就是致命的缺陷,继续升级深造都会受到影响,父亲为了能让我顺利通过而费尽了心思。
在这所学校上学的第二年,我开始沉醉于一个想法,那就是利用持续不断的空气压力产生连续运动。前面所述的修好消防车事件让我大受鼓舞,想象力也得到了更充分的激发。那件事还让我真切地认识到,真空状态确实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我迫不及待地想驾驭这种源源不断的力量,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但实际上,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彷徨。无论如何,我的全部心血都将倾注到这一项发明上,这一发明也为我取得了无人可及的成就。
我设想一个圆柱形的装置,装上两个轴承,就可以在轴承的作用下自由旋转。圆柱形的一部分套着一个精密配合的矩形槽,槽的开口一侧用一个隔板封上,圆柱体被隔板分隔成两部分,中间有不漏气的滑动接头将其完全分开。这两部分中其中一部分完全封闭,只要把它里面的空气彻底抽空,另外一部分就会自动敞开,这样圆柱体就能不停地旋转。至少,我是这样设想的。
于是,我按设想的样子制作了一个木制模型,并按设计原理仔细地把它安装到气泵的一边。让我惊喜的是,圆柱体果然能轻微转动,我真是开心极了。
能够飞行是我的另外一个梦想,虽然在这方面我有着太多让人气馁的回忆——我曾经撑着一把雨伞从屋顶往下跳想要飞起来,结果却重重地摔在地上。以前,我每天都希望自己能够腾云驾雾,穿越云层飞到遥远的地方,但是我始终不明白究竟如何怎样才能办到。现在,我有了具体的办法,而且已经制造出了实物模型,接下来我要制作一架飞行器,什么也不用,只要一根转轴、一双可拍动的翅膀以及极高程度的真空。假如能够梦想成真,我要每天都驾着一辆舒适豪华的飞行器畅游天空,那派头就连所罗门国王也会羡慕嫉妒恨的吧。
过了好多年,我才明白,大气压力是垂直作用于圆柱体表面的,我所看到的轻微旋转只不过是因为漏气造成的!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感到非常伤心。
我差点没能从文理中学毕业,因为当时我害了一场重病险些丧命,准确地说是害了十几种疾病。我的境况十分危急,就连医生都对我不抱希望了。就在这段时间,我仍然坚持读书,从当地的公共图书馆借书。这家图书馆平时很少有人去,我还在那里找了份工作,帮忙把图书分类并编辑图书目录。
有一天,图书馆到了几本新书,与我以前读过的书不一样,书的内容非常有吸引力,我被彻底迷住了,完全忘记了自己身患重症。这几本书都是马克·吐温的早期作品。我觉得是这些书给我带来的愉悦感,让我的身体神奇地复原了。25年之后,我在美国遇到了马克·吐温,并与他成为好朋友。当我告诉了他我的这段经历时,这位伟大的幽默大师竟然眼泪盈眶。
后来,我又到克罗地亚的卡尔洛瓦茨文理学校继续上学。在那里我住在一位阿姨家,那位阿姨非常了不起,她的丈夫是一位陆军上校,曾经参加过多次战役,久经沙场。在她家生活的那三年时间,我印象深刻,永远也无法忘怀。
1894年,马克·吐温在尼古拉的实验室里
她家规矩森严,就算是战争时期的军营也不如她家那样纪律严明。而我就好像一只金丝雀一样,被悉心喂养。阿姨家的菜都制作精美,味道可口,但是每份菜的量都很少,所有的菜加起来只有我正常食量的十分之一。阿姨把火腿切成像纸一样的薄片。每当上校准备给我的盘子里多加些食物时,都会被她迅速拦住,并且她还会夸张地对上校说:“要小心,尼科 的饭量很小。”实际上,我的胃口极大,但在她家我一直承受着坦塔罗斯 的痛苦。那时,阿姨家的生活优雅从容、充满艺术气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下,这是极为少见的。
这个地方地势低洼,沼泽密布,虽然已经服用了大量的奎宁,我还是摆脱不了疟疾和发烧,一次又一次地犯病。有时候,随着河水上涨,大批的老鼠就会进入民宅,它们啃噬所有能接触到的东西,就算是辛辣的红辣椒它们都不放过。对我而言,这些害人的老鼠是我消遣的好对象。我发明了各种灭鼠方法,因为消灭的老鼠多,当地人还给我起了一个并不值得夸耀的头衔——“捕鼠者”。最后,我终于完成了高中学业,我的痛苦生活也要结束了。在我拿到高中毕业证书时,也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那时候,父母仍然坚定地想让我子承父业做一名牧师,一想到这里,我就万分恐惧、难以接受。实际上,在学校物理学教授的启发下,我已经对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位物理学教授具有很强的创造力,他经常自己制作装置,用来给大家论证一些物理学原理。我记得,他曾经制作过一个球状物,外面用锡纸包裹,可以自由旋转。只要与静电起电器相连接,那个球状物就会迅速旋转起来。我亲眼目睹了他的试验所带来的神奇现象,让当时的我激动不已,心情久久不能平复。我看到的每次试验都会在我的头脑中一遍遍回放。我极度渴望能深入了解电的神奇力量,渴望终生从事试验研究工作,但与此同时,我又心情沉痛,不得不面对现实与失败。
就当我结束学业准备赶回遥远的家乡时,父亲却要我去狩猎。父亲的这个出乎意料的要求让我非常不解,因为他从来都是非常反对这项运动的。几天之后,我才了解到,父亲之所以提出反常要求,是因为家乡霍乱正猖獗流行。但我没有理会父母的好意,找了个机会回到了戈斯皮奇。在那里,霍乱经常发生,差不多每隔15至20年就会爆发一次。说起引发霍乱的原因,那里的人们简直无知得可怕。他们认为,是空气中有不干净的东西,比如难闻的气味和灰尘,这些脏东西通过空气传播,进而导致了霍乱的发生。而与此同时,他们却无知地继续使用被污染的水源,大批人员因此被传染致死。
到家当天,我就被传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疟疾。虽然我最终活了下来,但是我在病床上躺了足足9个月,几乎动弹不得。我的元气因为这次大病消磨殆尽,我第二次遭遇到死亡的威胁。我的生命多次垂危,在我最后一次命危之际,父亲冲进了我的房间。虽然他极力掩饰内心的焦虑,尽力安慰着我,但我仍然能看出他脸色苍白,连声音都紧张得变了调。我跟他说:“如果你答应让我学习工程技术的话,我或许还能够好起来。”“我答应送你去世界上最好的工学院。”他庄严地说。这么严肃回答,我知道他说了会算话的,长时间压在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幸亏有神奇的豆子,用它煎的苦口良药救了我的命,不然父亲的许诺可能就没有用武之地了。我很快就康复了,如同拉撒路 一般原地满血复活,这让所有人都惊奇不已。父亲坚持让我到山区过上一年,在那里野营爬山,加强户外体育锻炼,以便增强体质。于是,我背着一捆书和必需的户外装备,开始了在山间的游历之旅。亲近大自然不仅可以强身健体,也能够锻炼我的想象力。
我曾经思考、计划、构思了很多天马行空的创意,我知道我具备超凡的想象力,但是欠缺对知识原理的掌握。我曾经构思过一个方案,希望在海底铺设一根管道,通过一座水泵站将水压压进管道,借助这股力量,利用水流推动装有信件和包裹的圆形信筒,从而达到信息传递的目的。我对于这座水泵站进行了精确计算和设计,也注意到并努力完善了其他各种细节,但我却栽在了一个小地方上。我假定海底的水流为任意速度,并且更偏向于无限提高这个速度,通过精密准确的运算,使装置取得完美的效果。但是,思索良久,我发现我还是无法解决管道对水流的阻力问题,我不得不放弃了这项计划,等着别人去发明吧。
我的另一个想法是环绕赤道修建一座庞大的架空环圈,它自由悬浮在空中,利用某种反作用力阻止环圈旋转,整个环圈按照与地球相同的速度自由旋转。这样一来,旅行的人们就可以登上环圈,以每小时1000英里的速度绕地球飞行,这是火车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速度。也许你们觉得我的想法有些滑稽可笑,这个我也承认,因为这个方案操作起来很难,但这跟纽约的一位知名教授的想法比起来就显得好多了。他的想法更加不切实际,他想把热带空气抽到温带去,完全忽视了上帝早已准备了一台庞大的机器来实现空气的流通。
我还有一个更有意义、更有吸引力的想法,那就是通过地球自转获取能量。我注意到,由于地球自转带来昼夜交替,其表面物体的运动方向与水平方向时而相同,时而相反。这一方向的改变引起了巨大的能量变化,如果我能够用一种简单可行的方法将那些能量收集起来,并将其作为动力提供到地球上任何可居住的角落,那该是多么巨大的能量。但是,我后来意识到自己跟阿基米德一样遇到了无解的困境——他曾试图在宇宙中寻找一个固定支点,可以让他撬动地球。想到理想无法实现,我的心情失落到了极点。
那一年的休整期结束之后,我进入了奥地利斯蒂里亚省格拉茨市的理工学校学习,这所历史悠久、声名卓著的大学是父亲专门为我挑选的。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时刻,我可以安心在这里学习,因为我得到了充足的学习经费,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完成学业。有父亲的教育和我以前的各种历练做基础,我的学习底子比一般同学都要好。我掌握了几门语言,阅读过几座图书馆中的书籍,多多少少都从中得到了有用的信息。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要学习的科目,我终于摆脱了徒手绘图课的烦恼。
我下定决心要给父母一个惊喜。第一学年,我每天都埋头苦读,往往从凌晨三点开始学习,一直到晚上十一点结束,就算是周末和节假日也不例外。由于同学们都懒懒散散,因此我轻而易举地超过了他们。那一学年,我通过了九门考试,教授们都认为我的成绩已经远远超过了最高标准。放假后,我拿着“辉煌”的成绩单回到家中,希望父母能以我为傲。但是,让我失望的是,父亲却对我辛辛苦苦取得的荣誉毫不在乎,成绩得不到家人的认可让我感到莫大的羞辱。这件事让我备受打击,差点为此放弃了理想,直到父亲去世之后,我在一个包裹里发现了教授写给父亲的信。教授在信上说,我太用功了,除非父亲能带我离开学校,否则我很可能会因为过度劳累而丧命。这封信消除了我对父亲的误解,同时也让我痛不欲生。
从那以后,我专攻物理学、力学和数学,还利用空闲时间在图书馆学习。无论做什么事情,我总强迫自己坚持到底,这种习惯经常让我陷入困境。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开始攻读伏尔泰的著作,读了之后才发现,他的著作全部都是用小字号印刷的,而且厚厚的有将近一百卷之多。这位“怪人”靠一天喝72杯黑咖啡来支撑他把这些著作写完。但我下定决心,不读完这些著作是不会罢休的。读完最后一本书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心想:“我再也不看了!”
由于第一学年的出色表现,几位教授对我青眼有加。其中有教算术学和几何学的罗格纳教授、教理论与实验物理学的教授珀施尔先生,以及教积分学并对微分方程有深入研究的阿勒博士。我听过课的讲师中,最有才气的就是阿勒博士。他对我也非常关注,我们俩经常在课堂上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他会给我出很多难题让我解答,我乐此不疲,并因此收获颇丰。我曾经向他介绍了自己构想的飞机,这个构想是以合理的科学原理为基础的,并不是不切实际的想象。由于有了我的“涡轮机”,如今,这个构想已经变成了现实,很快,它就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罗格纳和珀施尔两位教授的性格都有些怪异,罗格纳教授的表达方式非常独特,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说到关键之处,他总会先长长地停顿一番,卖足关子,吊起人们的胃口。珀施尔教授是一位条理清晰、理性务实的德国人。他手脚粗大,好像熊的爪子。但他所做的实验极其精确,没有丝毫误差,真叫人心醉神迷。
在那所高校学习的第二个学年,一台从巴黎运来的格雷姆动力机被送到学校,这台机器有马蹄铁式的叠片磁铁,有用金属丝缠绕的装有整流器的电枢。连接之后,它就能展示电流的不同效果。但是,当珀施尔教授操作时,这台机器冒出了大量火花,电刷发生了故障。我认为,可以对机器做些改进,拆掉磁铁和电枢也可以让电机运转。珀施尔先生断然予以拒绝,他认为我的想法行不通,还让我在课堂上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最后,这位德国学者评论说:“也许特斯拉先生将来能做出巨大的成就,但是仅就这一问题而言,我敢断定,他的想法根本不可能成功,这等于将万有引力一样的永恒拉力转化成一种旋转力。这是永动机的概念,永远不可能实现。”
然而,有时候人的直觉是可以超越知识的。毫无疑问,我们大脑中埋藏着一些神奇的神经纤维,当我们的逻辑推理或其他思维方式无能为力时,它们能帮助我们发现真理。教授的权威曾一度使我对自己的想法表示怀疑,但很快我又开始坚信自己的判断,我以年轻人饱满的热情和无穷的信心投入到了具体研究中去。
我开始在脑海中想象直流发电机,想象它运转起来的样子,并观察电枢中电流的变化。接下来我再想象交流发电机,然后按照相同的研究方式来观察和改进。最终,我构想了一个既有电动机又有发电机的系统,并让这两部分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运转。对我而言,在我头脑中构思的图像都非常真实,跟实际看到的装置没什么差别。在格拉茨的剩余时间里,我一直在进行这项高强度的研究工作,但一直没取得成果。后来,我几乎放弃了,觉得问题确实无法解决。
24岁时身穿民族服饰的特斯拉(1880年)
1880年,我去了波西米亚的布拉格,希望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在那里完成大学学业。在布拉格,我的研究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步。我把整流器从发电机上拆了下来,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发生的现象,但还是没有获得有用的成果。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对生活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突然意识到,父母已经为我付出了太多,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减轻他们的负担。这时候,美国掀起的电话浪潮刚刚影响到欧洲大陆,消息传来,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也要设立一个电话局了。对我而言,这是难得的发展机会,于是我奔赴布达佩斯,我家的一个朋友是电话公司的负责人,托他给我在那里找了个职务。
在那段时间,我患了一种奇怪的病症,精神完全崩溃,关于这点我在前面也提到过。在患病期间,我有着超乎人类想象的经历。我的视觉和听觉一直异常敏感。我可以很轻松地看清很远处的物体,而那距离对一般人而言都是完全看不清的。在童年时期,我好几次在夜里被火苗的噼啪声惊醒,而着火的邻居家里完全无人发现,他们都处于睡梦之中。很多次,是我大声呼救,将他们从遭受火灾的房屋中救了出来。1899年,我已年过40,那时我正在科罗拉多进行闪电研究。我可以清晰地听到550英里以外的雷声,而我那年轻的助手最远只能听到150英里以内的声音。这可以说明我的听力敏锐程度是常人的13倍。然而,与我在大脑承受巨大压力时的听力相比,这样的听力简直就跟聋子一样。
在布达佩斯,隔着三个房间,我都可以听到钟表的滴答声;一只苍蝇在我房间里落到桌面上时,我耳朵里就会产生闷雷般的轰鸣;几英里之外的一辆马车驶过,就能让我的全身感到震颤;二三十英里以外的火车机车鸣响汽笛,我就感觉到自己坐着的椅子或凳子在剧烈晃动,那种痛苦实在让人无法忍受。而且,我脚下的地面也总是不停地颤动。为了能够休息,我必须要在床下垫上橡胶垫子。远近传来的咆哮声,让我常常感觉有人在我耳边说话,要是我不能将它们一一分辨清楚,那着实太叫人毛骨悚然了。从桥梁或其他建筑物下面经过时,我必须使出全部的意志力,因为经过时我会觉得头颅简直就要被挤碎了。在漆黑的地方,我如同蝙蝠一样敏锐,凭着额头上的一种怪异的感觉,我就能判断出12英尺之外有着什么东西。我的脉搏时而缓慢,时而急促,有时每分钟只跳几下,有时又可以达到每分钟260次。我身体的肌肉连续不停地抽搐和打颤,这让我痛苦不堪。一位颇有名望的医生让我每天服用大量溴化钾,他断言,我的病前所未闻,是一种不治之症。
我终生的遗憾是,当时没有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对我的病症进行观察。虽然我压根就没有指望能够再次恢复健康,但我从未放弃对生命的坚持。任谁也不能相信,一具无药可救的身躯“残骸”还可以变得精力旺盛、坚韧顽强,而且能够在接下来的38年中连续工作,几乎一天都不曾停歇。最不可思议的是,我觉得自己依然身强体壮,思维敏捷。但是,这确实就是我的真实经历。由于我对生活的强烈渴望,还有继续工作的顽强信念,以及一位运动员朋友的悉心帮助,奇迹出现了。我不仅恢复了健康,思维也变得更加活跃。
后来,我再次回想这段经历时,甚至还为“战争”结束得过早不能尽兴而心存遗憾,在这场对抗中,我还有好多能量没来得及发挥呢。
在这几年里,我始终没有停止思考那个令人不满意的直流电机问题。当我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与普通人的想法完全不同,一般人只是一心想获得成功,但对我而言,这是一个神圣的赌约,是一个关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知道,如果失败了,我就会粉身碎骨。但事实上我已经感觉到了,我打赢了这一仗。我已经想到了问题的解决办法,只是我还不能用语言准确地将其表达出来。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想起那时的情景。
一天下午,我与朋友在城市公园一边散步一边背诵诗歌。那个年龄的我,可以整本整本地背诵书籍的内容,而且一字不差。其中,歌德的《浮士德》便是我耳熟能详的一本著作。那西沉的太阳让我想起了其中的一段光辉壮丽的篇章:“落日西沉,白昼告终,乌飞兔走,又促进新的生命流通。唉,可惜我没有双翅凌空,不断飞去把太阳追从!一场美丽的梦想!太阳已经远去。唉!肉体的翅膀,毕竟不易和精神翅膀做伴。”当我背诵这段发人深省的诗句时,好像有一道闪电从我的脑海中划过,突然我想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法。我马上找了一根树枝在地面上画起图来。6年后,我给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作报告时展示了这些图。
当时我脑海中浮现的图像,就像现实生活中的金属和石块一样具体、生动、实实在在。我一边画图,一边向他介绍:“看我这台电动机,我要叫它这样反过来转。”所以,跟我一起散步的朋友完全能够理解这些图。我沉浸在狂喜之中,那种激动简直无法形容。我想皮格马利翁 看到自己的雕像获得生命之时的狂喜也不如我当时的感受强烈吧。就算我碰巧发现了上千个大自然的秘密,我也不稀罕,情愿用它们来换取这个发现。为了这个发现,我实在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困苦,甚至面临过死亡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