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

运动的潜能在哪里
泳池里的梦想

在还不认识朱莉、没听说过“严格素食主义者”、没想过跑上一座小山，甚至只会走不会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开始游泳了。那时，我还不满一周岁，骨瘦如柴，还穿着纸尿裤，妈妈把我从社区游泳池的水泥面上推下去，任由我在水里扑腾挣扎。在我快要淹死的时候，她才出手相救，把我捞了出来，让我喘口气。但我没有哭，她告诉我，我当时只是笑了笑，瞟了一眼游泳池。在她看来，这一瞟只意味着一件事——什么时候能再扑腾一次？

我知道自己记不住这个细节，但我希望我能。妈妈的做法看上去可能很严酷，但她的动机很单纯：她只是想让我喜欢上水。对水的热爱夺去了外公的生命，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名字来自外公。在我出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外公就过世了，但他仍对我后来的成长影响很大。

就这样，我开启了此生对水的热爱——这种热爱会支撑我走很远，但和我的“瘾”毫无关系。在“中年清醒”的这段时间，我重新寻回了这种情愫，它再一次让我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和目标。

◎我终于可以做我自己

在我第一次游泳之前很久，南希·斯宾德（Nancy Spindle）还是一名拉拉队队长，有着深褐色的皮肤、闪烁的棕色眼睛和黑色短发。她用力转着手里的绒绒球，为高中时的恋人戴夫·罗尔（Dave Roll）加油助威，罗尔是格罗斯波因特高中足球队的中锋，这一年是1957年。有时生活就像美国风情画里的一系列场景，分外美好。罗尔，我的父亲，被亲切地称为“妙芙蛋糕”，他是一个学习用功的高年级学生，胸怀伟大的梦想，是学校里非常受人爱戴的学长，与那位可爱的女孩（也就是我的母亲）堪称绝配。女孩常常带着甜美的笑容，人称 “斯宾儿”，比他低几年级。

1958年，父亲考上了阿默斯特学院，两人分居两地数年，相隔千里。不过，他们仍保持着对彼此的爱。直到父亲回到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读书，两人才得以重聚。此时，母亲还是一个本科生，是卡帕卡帕伽玛姐妹会成员。

夏季里父亲努力学习，提前完成了法学院的学业，与母亲结婚，并回到家乡，在格罗斯波恩特一家法律事务所安顿下来。他们在郊区买了一幢普通的房子和一辆白色的道奇·达特汽车。之后没多久，1966年10月20日，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在我出生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将来会成为一名运动员。事实上，所有的“证据”都与这背道而驰——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宝宝：骨瘦如柴，经常生病，很容易过敏……一个斜视的虚弱宝宝，经常出现在当地儿科医生的办公室里。

我最早的记忆是，妹妹玛莉·伊丽莎白（Mary Elizabeth）的出生。她比我小两岁。父母担心我会觉得被“抛弃”了，便给我买了一个车库模型玩具。坦白地说，我不记得有过任何被抛弃的感觉。相反，和玩具在一起，孤单的日子也有声有色，而这也使得我后来变得更孤独。事实上，莫莉（Molly）与我完全不同，她身体强壮，力气大，精力足。当时，人们都昵称她为“小胖墩”（现在，漂亮的妹妹肯定不会想起这个绰号），相对于我，她才有希望有朝一日成为罗尔家竞技荣誉及身的孩子。

1972年，在我6岁那年，父亲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反垄断部门谋得了一个职位，我们搬到了中产阶级在郊区的聚居地——人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格林威治森林，位于特区的外面。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社区，住户都是年轻家庭，我清楚地记得春天里樱花树白色和粉红色的花朵铺满了街道。我在当地的一家公立学校贝塞斯达小学上一年级。在此后的三年，我的学习成绩一路下滑，以致被分到了“慢班”里。初来乍到，看着塞在每个教室里的40多个孩子，我感到不知所措，非常害羞，很容易便陷入一个幻想中的世界，而我也确实这样做了。

我这样一副外来人的面孔，很难融入班集体，情况因此更加糟糕。我的左眼视力较弱，从出生起我就斜视，为了提高左眼的视力，我戴着厚厚的塑料边框眼镜，视力较好的右眼还会戴着眼罩。如果这还不够“显眼”，我还会戴有正畸效果的头套——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一种折磨人的装置。头套里有很多沉重的金属线，从我的嘴一直缠绕到脸颊，有一条弹性头带会把金属线拉直。操场是个充满痛苦的地方，即便有矫正眼镜，我也总是做不到眼手协调。直到今天，我也不能扔出或接到一个球，更不用提垒球、触身式橄榄球还有篮球了——我总是最后一个被挑出来参加比赛的。网球？算了吧。高尔夫？肯定开玩笑吧。就是现在，我对这些球类运动仍一窍不通。因此，保护右眼的眼罩会经常被球撞下来。为了矫正如此糟糕的情况，我加入了当地的足球队，喜欢足球的父亲甚至自愿来教我。我不仅充满绝望，对其他事物也完全没有兴趣。通常，人们会看到我盯着一只飞过头顶的鸟，或者在比赛中坐在地上摘雏菊花。事实上，我看上去没有一丁点儿从事体育活动的潜质。

现在回想起来，也不能怪其他孩子总是取笑我——每一个人取笑我都太容易了。我的弱点肯定会被孩子们揭露、展示出来，就像自然出现的事物一样，被他们肆意利用。孩子终归是孩子。虽然所有的这一切都看似必然，但却无法抚慰我内心剧烈的痛苦。校车车站就在我家不远处，汤米·比恩巴赫（Tommy Birnbach）、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和一群年龄较大的孩子会推搡我，他们很清楚我不会还手。还有，无论是在校车上还是在学校食堂里，我都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冬天，孩子们会偷我戴的羊毛小帽子，拿着帽子做令人捧腹的游戏。无数次，放学后我从校车上灰溜溜地下来——被人打过一顿、帽子丢了，头低垂着，回到家里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痛哭。

我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成绩也一直下滑。我不关心课堂上的事情，学习的想法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尽管才三年级，我却早就迅速落后于其他人了。

◎我喜欢水

夏天，我们家会在密歇根湖旁古朴的小屋里，与我亲爱的表兄弟一起度假，有时也会选择马里兰州乡下的深溪湖（Deep Creek Lake），那时我才觉得开心。而在政府放假的时候，我一般会在埃奇摩尔（Edgemoor），那是当地社区的游泳和网球俱乐部。我在那里度过的时光非常独特：早上，妈妈把我和妹妹送到俱乐部，让我们在那里待一整天，只有救生员看护着我们，她来接我们的时候通常天都黑了。6岁时我正式加入了我的第一个游泳队，夏季联赛上，我用“狗刨”的方法在泳池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成绩并不重要——从婴幼儿时妈妈把我丢进水里起，我就非常喜欢水。从氯气的味道到救生员的口哨声，一切都让我觉得熟悉。最重要的是，我喜欢潜入水中的寂静——在水下，如同被子宫保护那样的感觉笼罩着我，让我有了一种在家的感觉，一种完整的感觉。所以，我学会了游泳。

然后，我学会了快速地游泳。

8岁的时候，我已经常能获得当地夏季联赛游泳比赛的冠军了。我迷迷糊糊地找到了我真正在行的东西。我喜欢成为团队中的一份子，但更重要的是，我喜欢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来作决定。有人认为，无论是赢还是输，努力训练和纪律性让我保证了自己的优异成绩——其实，这只是一个意外的发现。

夏季联赛的游泳比赛是我青春期的亮点。我找到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并收获了乐趣。埃奇摩尔游泳队里有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从6岁到18岁。我仰视那些年长的孩子，甚至会崇拜其中几个，尤其是汤姆·韦尔丹（Tom Verdin），一个注定上哈佛的美少年——他几乎保持着每个泳池的纪录，赢得了所参加的每一场比赛，他是一个伟大的游泳运动员，非常聪明。“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游泳运动员，就像汤姆一样。”我心里默默地想。于是，我跟在他身边，像一只迷路的小狗般死乞白赖地缠着他，直到他接纳了我。你怎么游得这么快？你能憋气多久？我也要去哈佛！我向他提了很多这样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汤姆一直耐心地辅导我，他让我觉得自己很特别，甚至有机会成为像他一样的人。在去哈佛上大学前，他把自己的泳衣送给了我。他穿着这身泳衣赢得过很多次冠军，这件泳衣就像一根接力棒，意味着我迈进了新的阶段。虽然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被羞辱的经历，甚至还想过在校车的车站把那些孩子痛扁一顿。在这个世界上，我终于可以做我自己，可以面带微笑，直视别人的眼睛，甚至可以脱颖而出。

10岁那年，我设定了自己第一个真正的运动目标：赢得当地夏季联赛中10岁及以下年龄组25米蝶泳比赛的冠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甚至放弃了到密歇根湖度过我心爱的暑假的机会。那年暑假我和爸爸留在家里进行训练，而妹妹和妈妈则去了北方度假。不幸的是，我以一趾之差输给了我的“克星”哈里·凯恩（Harry Cain）——只比他慢了一个指甲的距离，屈居第二。但是，我16.9秒的成绩创造了我们游泳队的新纪录。在之后的30年里，1977年创下的这个纪录也算是好成绩了。如此微小的差距让我有了大业未竟的感觉。从那一刻开始，我在所有事情上都百分之百地投入。我成了一个游泳运动员。

为了挽救我快速下降的学习成绩和近乎为零的社交生活，我的父母作出了明智的决定——让我从公立学校退学。于是，我进入了圣巴特里克主教走读学校读小学五年级，这是位于乔治敦郊外的一所教区学校，这次转学挽救了我。圣巴特里克学校的教职工为每个孩子开设了小班，营造了一种培育人、支持人的环境。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融入了集体，我的成绩迅速回升，也交到了朋友。夏天，我五年级的老师埃里克·西沃森（Eric Sivertsen）甚至到游泳比赛的现场看我比赛，为我加油。从只能在车站盯着自己的脚趾到现在，的确是一段很长的路。

与此同时，我的游泳成绩也提高了。我甚至开始全年在同一个队里训练，队友都是当地基督教青年会友善的孩子。

但事情很快急转直下。从圣巴特里克小学毕业后，我不得不再次试着适应新的学校。1980年是我在兰登男校的第一年，这是一所预科学校，美得像世外桃源：高规格的运动场、雕塑、修葺得十分整洁的小径。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华盛顿最负盛名的全男子预科学校之一，兰登曾经是——现在在许多方面也仍然是，男子汉的天堂。这个“预科生天堂”的足球、曲棍球实力与它的常青藤入学率一样有名。

不幸的是，我不会打曲棍球，也不会踢足球。尽管我的游泳技术逐渐提高，但我看起来还是一个傻傻的“书呆子”：戴着厚厚的眼镜，静静地捧着一本翻烂了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而此时我的同学们则穿着花呢夹克、系着马德拉斯领带在操场上练习曲棍球。尽管如此，我还是很为自己能被这个无与伦比的学校接纳感到自豪，我的父母也很骄傲。当时，我的父亲跳槽到了世强律师事务所，而我的母亲经过多年的夜校学习，刚刚拿到了美利坚大学特殊教育学的硕士学位，在华盛顿实验学校教授有学习障碍的孩子。不过，即使收入增加了，我的父母也不得不动用积蓄来支付兰登男校高昂的学费。在他们眼中，学生们在那里接受的教育就是通往光明的未来的钥匙，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父母愿意牺牲一切——只为确保我能有出息！可唯一的问题是，我与它格格不入，就像一滩油中的一滴水。

这并不是说我没有试着努力过。七年级的那个冬天，当时兰登篮球队还叫“Form I”，我决定试着加入它。如果你见识了我当时笨手笨脚的“光辉历史”，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在命运的某些奇怪的安排下，我成功躲过了一次次减员，成为球队中资格最老的人。问题是我在这个新队伍中没有位置，队友中许多人从第一天进入兰登起就在一起打球，一切就像又回到了三年级。我很为自己进了大名单感到自豪，但也很困惑——我甚至把一个长期跻身于出场名单的队友都挤了出去。在球场上，我的表现简直太糟糕了。我运不了球，愣在场上，非常紧张，习惯性地把球传给对手，还经常投出空气球（即俗称的“三不沾”）。尽管父亲在家里的车道上架起了一个篮筐供我练习，我还是那么不可救药。为此我遭到了狠狠地嘲笑，很快就成了大家的笑柄，还挨打了。

有一天，训练结束后回到更衣室里，我突然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当时我身上只披着一条毛巾。几个队友紧紧地把我围了起来。块头有我两倍大的托德·洛莱普（Todd Rollap）走上前来，停在我的面前。

“你不属于这里。现在，你应该退出球队——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放过我吧，托德。”我有些畏缩地答道。托德笑了起来,队友们把我围得更紧了，他们戳着我的胸，嘲笑我，试图激怒我。迫于形势，我出手推搡了站在我面前的托德——事件升级！队友们猛地把我推来推去，好像在推一个烫手的山芋。

“放开我！走开！别碰我！”我哭喊着。这伙人感觉到了我的软弱，叫嚣着要“见血”，他们步步紧逼，眼看就要痛下杀手。为了冲出困境，我奋力挥拳打向托德，但完全没碰到他的脸。可以想象得到，和我的跳投一样，我只是打到了空气。

然后，“轰”的一声！托德一拳结结实实地打在了我的下巴上。接下来的事情，我只记得自己躺在地上，瞪着我的队友，他们看着我痛得扭曲而又难堪的身体，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他们高呼着：“里奇·罗尔，被打趴在地上了！里奇·罗尔，被打趴在地上了！”后来，这句话成了大家嘲笑我的口头禅。

我半裸着，吓得发抖，满腔屈辱，匆匆抓了衣服，哭喊着从更衣室跑了出来……我在兰登男校无数古老的回忆之一，到此落下了帷幕。

第二天，威廉姆斯（Williams）教练把我拉到旁边一个空教室里。“我听说了昨天的事。你没事吧？”

“我还好。”我回答说，尽我所能不让内心翻滚的情绪表露出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留在队里吗？”他问道，光秃秃的额头闪闪发光，透过一副约翰·列侬式的金属边框眼镜凝视着我。我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的胡子。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想不出任何原因。我不想接受兰登男校里的任何事情，更别提篮球了。“这和你打篮球的能力没有关系，”他继续说，“因为你是一个领导者，你有难得的热情和充满感染力的乐观精神。这是球队需要的。”

也许是这么回事吧,但我不需要球队了,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把我当作领导者。在我看来，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是打篮球的料。

“但如果你想退出球队，我也能理解。你自己作决定吧。”

我非常想退出球队，但也明白，如果这样做，我的篮球生涯就到此为止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这样结束，所以，我同意坚持下去。这段经历非常不愉快，调侃继续——甚至升级了！但我尽我所能坚持着，不能让他们赢了我。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的事情做到最好，然后走人。从那天起，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不再参加兰登男校举办的一切社交活动。我一直低着头，努力学习，发现自己完全被孤立了。我在兰登男校收获了优异的学习成绩，但也只有成绩。

◎最大的池塘，最小的鱼

到了15岁，基督教青年会提供的游泳课程已经难不倒我了。如果我想和大男孩竞技，就得提高游泳技术。即使兰登有游泳课程（事实上学校里没有），我也需要专家级教练的指导，才能让自己的天赋提升一个新台阶。

因此，我对父母说，我想加入柯尔游泳俱乐部，这是里克·柯尔（Rick Curl）教练新创办的俱乐部，柯尔的职业生涯始于同城的另一家名为“Solotar”的游泳俱乐部，他能把运动员的水平提升到国家队级别。现在，他有了一个新团队，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而在青年会，我已经像小池塘里的一条大鱼了。

柯尔游泳俱乐部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池塘”，而我是其中最小的一条鱼。每一个和我同龄的游泳者都比我更有天赋、更有能力。不仅如此，我每周还需要参加10堂游泳训练课，上学前有4堂75分钟的训练课，星期一至星期五放学后有5堂两小时的训练课，每星期六还有1堂3小时的训练课。任务艰巨，这是一定的。而我的父母也很负责任地关心我，担心这么大的训练量会影响到我的整体发展。对他们来说，教育才是第一位的，他们不希望这种大运动量的游泳训练影响我的学习成绩，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才刚刚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但我说服了他们：我可以兼顾两者。而且我知道，如果竭尽全力，我可以触及天空！柯尔同意我加入他的俱乐部。但最重要的是，我不顾一切地逃离了与兰登男校有关的一切事情。

计划中只有一个纰漏——兰登男校以自己强制性的课余体育课程为荣。下午3点下课铃响后，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一项学校体育活动。如果我想游泳，参加游泳训练，就得找到一个权宜之计，逃过这条规定。在父母的帮助下，我向校长马尔科姆·科茨（Malcolm Coates）和体育主任洛厄尔·戴维斯（Lowell Davis）申请“豁免”。我本以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学校在意的是竞技水平，在兰登没办法提供训练所需条件的情况下，我想学校会支持一名渴望把自己运动能力提高到最高水平的学生的。

结果，我大错特错！戴维斯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我的想法。在这所始建于1929年的学校的历史上，还没有一名学生曾获准不参加兰登的体育课程，并无视这项传统带来的骄傲和喜悦，而且他们也不想打破这项传统。这难道真是一个问题吗？如果我无需如此备受煎熬地参加这些课程，这就不是个问题。难道参加体育运动的目的不是建立学生的信心吗？在兰登，我的信心低得不可能再低了。再说，我的要求也不像去上个厕所那么无聊，我想要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权利：一个像真正的运动员那样参加训练的权利，训练所需的精力、强度和时间投入三倍于兰登的要求，但我被拒绝了！我没有退缩，而是把自己的请求写了下来，像上诉律师一样申诉我的请求（后来我也的确做过上诉律师）。随后，我与学校领导见了面，他们的话咄咄逼人。校方担心由此而开的先例，却在口头上关心我能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年轻人。如果你更合适网球或高尔夫球运动，那该怎么办？你会怎么选择呢？在我看来，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的问题。

那段日子，每天晚上睡觉前，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他们怎么就不让我去游泳呢？！

谢天谢地，科茨校长最终回应了我的坚持，决定听一听我的情况。他被我不懈的努力打动了，最终说服了戴维斯批准我的请求。据我所知，我至今仍然是兰登男校唯一网开一面的学生。我不会浪费掉这个机会。

生活在顷刻间发生了改变。从第二天起，我的闹钟每天早上4点44分准时响起。爸爸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他会和我一起起床（直到一年后我拿到了自己的驾照），我们一起摸黑开着他心爱的名爵敞篷跑车，驱车20分钟，来到乔治城预科学校昏暗的地下游泳馆——柯尔教练在这里租了游泳池。在我游泳的时候，爸爸会坐在车里，标记着法庭辩论的要点。那么长的时间，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次。更衣室经常有蟑螂出没，到处都是污垢。游泳池也很黑暗、阴沉和寒冷。青霉菌无处不在，黑色焦油状的东西从老化发霉的天花板上滴下来，穿过潮湿的雾气，滴在氯化过头的水里。但是，从看到这个地方的那一刻起，我便喜欢上了它，因为它让我的生活又有了盼头。

从一开始，我就被扔进了“鲨鱼群”里。泳道里挤满了孩子，他们拥有几十个国家级各年龄组的纪录。我的队友里有几个奥运选拔赛选手，甚至还有几个全国冠军。如果你住在华盛顿地区，并希望和最好的游泳运动员一起游泳，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这里。我有太多的人要追赶，在训练上不能浪费一丁点时间。

我决心要尽快赶上同学们的游泳水平，所以几乎连一次训练都没有错过。我的水平迅速提升，但很快就意识到，上帝没有赐予我取得好成绩的天赋。如果想赶上其他人，并跃升到国家级水平，就不能依靠天赋，我得更加努力。我决定把精力集中在200码蝶泳上，众所周知，这是最困难、最费体力的项目之一，大部分人都对此不感兴趣。这让我很快有了一项优势：人们的兴趣不大，竞争对手较少，意味着取得成功的机会更大。

我愿意通过加倍训练距离和强度来弥补天赋上的不足。柯尔注意到了这点，专门为我设计了特殊训练，看我能做到什么程度。但我从不退缩，我喜欢这种从未有过的“训练的痛苦”。比如间隔时间越来越短的200码往返蝶泳训练：第一次往返训练后休息30秒，随着往返次数的增加，休息时间慢慢缩减到5秒；连续400码蝶泳训练，每一次往返都要比前一次更难、更快。

我喜欢这种痛苦，这种痛苦也回报了我。事实上，我并不满足，这些经历让我在之后的超耐力训练中游刃有余。在思想层面，我决心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做到脱颖而出。但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每天痛苦的训练其实是一种无意识的、自虐式的努力，只是想让自己摆脱在兰登男校痛苦的经历。追求卓越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而相比之下，我在兰登的那段日子，只能说是自我隔离、情感麻木。

那段日子全都与游泳有关。除了上学，我什么也不做，我的吃、住和呼吸都围绕着这项运动。不管多累都没有睡过头，我总是第一个参加每项练习的人，常常从车上直接跑到游泳池里。即使在遇到暴风雪学校停课时，我也会开着家里的沃尔沃来到冰冷的街上，一路打滑，穿过城镇，去参加训练。而且因为比教练都还准时，我拿到了游泳池的一把钥匙，以备柯尔迟到——或者更糟糕的，他压根不来时的不时之需（他偶尔会不来指导）。

我用大大的粗体字把达到目标的时间记录在课堂笔记上、存在学校的更衣室里、贴在浴室的镜子上。卧室里的一面墙上铺着软木板，上面满满地贴着我偶像的照片和海报，这都是我从《游泳世界》（ Swimming World ）杂志上撕下来的。他们中有世界纪录保持者和奥运冠军，如罗迪·盖恩斯（Rowdy Gaines）、约翰·莫菲特（John Moffet）、杰夫·科斯托夫（Jeff Kostoff）和巴勃罗·莫拉莱斯（Pablo Morales）。在所有照片中，我最喜欢的是非常了不起的速滑运动员埃里克·海登（Eric Heiden）在《体育画报》（ Sports Illustrated ）封面上的一张照片——拍摄于普莱西德湖。1980年冬季奥运会期间，海登当时身穿金黄色的紧身衣，腿部肌肉像树干一样，非常英俊潇洒。他几乎改写了每一个速滑项目的纪录——无论是短程竞速赛，还是长途耐力赛，他在奥运会上共赢得了5枚金牌。当然，他不是一个游泳健将，但在我心目中，他就是运动美德与优秀成绩的化身。

还不到15岁的时候，我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一场职业自行车赛将在椭圆路上举办，这一条长长的、椭圆形的、风景如画的路，正对着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白宫——这片绿色的广场是法国建筑师皮埃尔·查尔斯·郎方（Pierre-Charles L’Enfant）专门为美国首都设计的著名作品。埃里克·海登将在那里跨界参加职业自行车比赛，和自己的7-Eleven团队一起参加比赛，这是美国第一个顶级专业团队。我拖着爸爸来到比赛现场，非常认真地观看比赛。我想，爸爸当时肯定觉得很无聊，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运动盛事。围绕着环形路线以不可能的速度骑行、紧紧聚拢在一起的车友迷住了我，旋转的车轮发出蜂箱一般的声音，亮色的运动衫歪歪斜斜地快速经过，像一条模糊的彩虹。赛后，我偷偷地溜过安检，悄悄地接近了7-Eleven团队的车，看到海登正在和记者悠闲地聊天。那一刻，我成了追星族（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那一刻，我爱上了自行车运动。我想参加自行车比赛，但我不认识参加自行车比赛的人，而且时机也完全不合适。如果我想成为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就不会有足够的精力去实现这一愿望。所以，在未来的25年里，它仍然是一个延迟的梦想。

◎兰登男校里的“一人团队”

我制定了精准的时间表，强迫自己进行严格的自我管理。我的同学们深夜才回家，在我从来没有被邀请参加的聚会上，他们与来自兰登姐妹学校霍尔顿-阿姆斯（Holton Arms）的女孩们纵情狂欢，沉溺于毒品和酒精中，而我则保持着学习、睡觉、训练和比赛等严格的作息规律。即使有人邀请我参加聚会，我也会拒绝，除了太累了，也找不到其他原因。因此，自然而然地，我成了模范儿子和模范学生。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没有空闲时间，所有时间都用来游泳、上学、吃饭、游泳、学习和睡觉。甚至在周末，我定的目标也不会让自己陷入任何麻烦。大多数周末，我都穿行于东海岸——从塔斯卡卢萨到匹兹堡再到哈肯萨克，参加各种比赛。那些可以开车去参加的比赛，父母会尽职尽责地把装备装在货车上，载着我，也经常带着我的妹妹参加各种比赛。对于一个观众来说，观看这些比赛，如同观看草生长那样无趣。妹妹也和我一起去游泳，也有潜质成为一名杰出的游泳运动员。

努力训练很快就开始有所回报。我16岁时，拜里克·柯尔为师才刚刚满一年，就实现了获得全国排名的目标——在全国200码蝶泳比赛中获得了所在年龄组的第8名。我获得了参加国家级比赛的资格，并开始在全国各地参加比赛。在这些比赛中，我逐渐接触到了许多游泳界的传奇人物，他们都曾在我卧室的墙上熠熠闪光。还记得1983年，我第一次在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参加全国比赛。为期一周的赛事进入第二天时，我看到了克雷格·比尔兹利（Craig Beardsley），当时他还就读于佛罗里达大学，我看到他在泳池边慢慢地走着。因为卡特总统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时运不济的1980奥运队无缘参加比赛，克雷格就是游泳队的成员，是我的专项200码蝶泳的卫冕世界冠军。自1979年以来，他在各项比赛中均保持不败，他保持的世界纪录维持了三年多。简单地说，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对他充满敬畏，我跟随着他，非常害怕，不敢接近。克雷格感觉到有人在他身后，就转头看了看我。但我太紧张了，不敢跟他说话，迅速逃开了，遗憾的是，我逃到了女浴室里！

但我不在乎。我的天呐，克雷格·比尔兹利看了看我！我觉得我来到了游泳界的精英世界。

在此期间，我的学习成绩也开始变得非常优秀，慢慢地在班上名列前茅。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我爱上了生物学，有了一个从医的梦想。出于课业需要，我安排得非常密集的时间表上的重点换成了功课，我也因此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在兰登非常孤独，和游泳俱乐部队友们在一起的时间却越来越多，并与这些激情飞扬的孩子结下了长期的友谊。总之，我的总体规划奏效了。

到了高年级时，我已经成为美国高中顶级的游泳选手之一，只缺都市区域赛，即华盛顿特区高中游泳冠军赛的冠军。但我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兰登没有游泳队，所以我没有资格参加这项比赛——没有高中游泳队，就得不到高中游泳比赛的冠军。所以，我不得不再一次来到不欢迎我的体育主任洛厄尔 · 戴维斯的办公室，这一次我请求他成立兰登男校的第一个游泳队。没有他的指导，我也成了当地最优秀的运动员之一，这一点可能让他不高兴了，于是，他再次拒绝了我。无论我做什么，都说服不了这个家伙。最后我找到校长科茨，再次提出我的请求。在他的帮助下，我成立了兰登男校里的“一人团队”。然后，我利用高中游泳联赛规则中一些漏洞，凭借几场高中对抗赛赢得了参加冠军赛的资格。说白了，我闯进了一个没有被邀请的聚会。

在都市区域赛上，因为200码蝶泳不是高中比赛项目，我被迫参加赛程较短的冲刺比赛：100码蝶泳。100码不是我的专项（对于蝶泳以及后来的铁人三项来说，距离越长越好），但我下定决心要赢。不幸的是，我再次以纤毫之差落败，仅次于柯尔俱乐部的队友马克·亨德森（Mark Henderson，他后来在1996年奥运会上赢得了金牌，并在4×100码混合泳接力赛中帮助美国队创造了世界纪录），屈居亚军。我仿佛成了“千年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