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个急需润滑的“生锈人”

突然间，自行车像撞到了什么。头一秒钟，我还感觉不错，在瓢泼大雨里尽力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突然，我感觉到了轻微的磕碰，左手从潮湿的车把滑脱，接着，我从车座上飞了出去。一霎间，我有种失重的感觉，还没等反应过来，我就“啪”地一声摔倒在地。我的头猛地撞到地上，身体沿着湿滑的路面滑出了6米，小碎石硌进了左膝盖，自行车翻滚后压在了我身上，肩膀一阵灼热的痛楚，而右脚还卡在踏板里。

反应过来时，我已仰躺在地，雨水拍打着我的脸颊，唇边泛起一丝血腥味。我挣扎着拔出右脚，以手撑地，直起身来。肩膀看上去没有流血，我歪歪扭扭地坐了起来，试着用左手握拳，疼痛感立马传到了肩膀上。我的皮肤擦破了，血水混着雨水流了下来，左膝看上去也比较惨。我试着蜷了蜷身体——感觉不妙！我闭上眼睛，心脏怦怦直跳，耳朵里隆隆地响着。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力呼出，此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经历了千百个小时的训练，我才有了现在的成绩，我必须坚持，必须站起来！这是在比赛，我得重新去比赛！我发现左踏板被摔得粉碎，碳质的零部件散落在地面上。今天的赛程还有220公里，即使用两个完整的踏板也很难完成比赛，而我的自行车只剩一个踏板，这简直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夏威夷岛，破晓时分，我骑行在路面有很多红色土渣的红土路上，一些土渣深深地嵌在我的皮肤里。就在几分钟前，我还领骑了全程272公里中的56公里。这是2009年奥特曼世界超级铁人锦标赛的第二个比赛日。整个比赛共分三天，总赛程511公里，是铁人三项比赛的两倍长。赛道环绕夏威夷岛一周，十分考验人的耐力。比赛只邀请了35位足够健康、疯狂且愿意尝试这种赛道的选手。第一个比赛日是10公里的海泳比赛和145公里的自行车赛。第二个比赛日是272公里的自行车赛。第三个比赛日，也是赛事的高潮，是在科纳海岸灼热的熔岩区进行84公里的长跑比赛。

这是我第二次挑战奥特曼世界超级铁人锦标赛，去年我就曾参加过一次，因此我对这次参赛抱有很高的期望。去年，一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耐力运动爱好者，以42岁的高龄和仅持续半年的正式训练就取得了第11名的好成绩，对此我惊羡不已。而且这位爱好者还有几十年毫无节制地嗑药和酗酒的经历，同样的经历差点要了我和其他选手的命。还有的参赛者从事的是种植庄稼这样繁重的体力工作。因此在第一次参赛前，人们说，像我这样的人参加超人赛非常草率，甚至很愚蠢。毕竟，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不爱运动的中年律师，有妻儿，有一份需要打理的事业，早已不做这种“冒傻气”的事情了，更别提在吃全素的情况下接受训练了——绝无可能，他们告诉我。“素食主义者都又高又瘦，除了踢毽子，不可能从事竞技性更强的运动。素食里没有蛋白质，你不可能成功……”我听了太多这样的话，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能行。

然后，我完成了比赛，证明他们看扁了我，也驳斥了“中年危机的论调”和看上去不可改变的质疑素食主义者运动能力的陈词滥调。现在，我又来参赛了。

就在一天前，我以极佳的状态开始了比赛。在金奥浩湾（Keauhou Bay）的10公里游泳比赛中，我得了第一名，领先第二名足足10分钟，即使在锦标赛25年的历史上，这也是第六快的成绩，如此开局，堪称完美。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曾在斯坦福大学参加过游泳比赛，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意外。不过，骑自行车就另当别论了。三年前，我甚至连自行车都没买过，更不用说参加自行车比赛了。第一个比赛日，我在海洋激流中拼搏了两个半小时，非常疲惫。长时间浸泡在海水里使我的肺产生了烧灼感，在凯鲁亚湾（Kailua Bay）我呕吐了六七次，不仅把早饭吐了个精光，嗓子也因此变得很疼。今天的天气闷热而潮湿，在前往火山国家公园长达145公里的赛道上，一路都是强烈的顶风。经过观察，我发现自行车专业选手很快会把在游泳上落下的时间补回来，在最后32公里，我就会被他们赶上，而这段路恰恰是上坡，非常消耗体力。我不时地回头看，以为能看到获得过三次超人赛冠军的巴西人亚历山大·里贝拉（Alexander Ribiero）像追捕猎物一样紧跟在我身后。但是，我却没看到他。事实上，一整天我都没碰到一个对手。当转过最后一个弯道，全力向终点发起冲刺的时候，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妻子朱莉（Julie）和儿子泰勒（Tyler）在工作人员乘坐的车上兴奋地尖叫，那情形和我赢得了第一个比赛日冠军时一样。朱莉和泰勒从车上跳下来和我拥抱，我把头埋进他们的怀里，任由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更让我震撼的是，足足等了10分钟我才看到亚军跑到终点。我获得了超人赛的胜利，优势足足有10分钟！这不仅意味着梦想成真，也意味着我在耐力赛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我创造了纪录！像我这样一个素食的男子，在经历了过去的风风雨雨后取得了这样的成绩，的确非常值得骄傲。

第二个比赛日一大早，我在火山国家公园的起点处和其他运动员一起等待着比赛的开始。所有人的目光毫无意外地集中在我身上，天灰蒙蒙地下起了小雨，我有些紧张。发令枪响后，所有的顶级运动员犹如猛虎出柙，都想迅速占据领先优势并形成有组织的“领骑集团”。我没打算一出发就全速冲刺。我没有热身，也没想到一开始大家就骑得这么快。下坡时速度已增加到近每小时80公里，我用力蹬车以保证自己身处“领骑集团”，但我的腿很快就开始发酸，我掉到了队伍的后面。

刚开始的这一段32公里的路程，是沿火山迅速下行。当时的局面是，我可以在别的骑手后面跟骑，把自己安全地置身于“风袋”里——包裹在一小队人中，以最低的体力消耗来保持骑行速度。我最不想出现的情况就是，“掉队”——像一头孤狼那样，只能用自己的体力与顶风对抗。不过，这正是我即将遇到的情况——我被“领骑集团”落开了距离，又远远领先于第二梯队的骑手。与其说是一头孤狼，不如说是一只瘦骨嶙峋而又浑身湿冷的老鼠，我为自己糟糕的开局而懊恼，气喘吁吁地凝视着前面长达8小时的艰苦路程。雨水让局势变得更差，我还忘了戴上鞋套，现在，双脚都浸在水里，被冻得有些麻木。疼痛使我烦躁，而湿冷的双脚更让我发狂。我想过降速，让第二梯队追上我。但是他们离我太远了，我只能选择自己迎难而上。

来到坡底后，我转弯来到小岛的东南端，此时，太阳正冉冉升起。转到红土路上骑行时，我才开始觉得暖和。这段路是整个赛道中不允许工作人员提供支持的一段，近24公里的路程，我只能靠自己。我快速骑行在这段满眼绿色但路况却糟糕透顶的赛道上，路面坑坑洼洼，弯道很难控制，不时有小石子弹起来。一路上没有看到一个对手，我独自一人，专心蹬着自行车。热带黎明的寂静中，我默默地想着现在自己身上该有多潮湿啊。想到妻子朱莉和其他工作人员在我骑进无补给区前就用完了水袋，留我一人在这孤独的路上口渴难耐，我心里便又有些恼怒。正想着，我撞到了地面上微微隆起的一个小包上，扑倒在地。

我解开头盔的扣子，发现一条长长的裂缝一直延伸到头盔中间——头盔破了！我摸了摸头顶，乱糟糟、汗津津的头发下面，头皮有些疼痛。我用力闭了一下眼睛，然后睁开，把手指放在眼前晃动了一下。5个手指都还在！我捂住了一只眼，又换了一只眼，确定我的视力也还不错。我活动了一下膝盖，朝四周看了一圈，除了能看到一只长脖子、黑尾巴、黄胸脯的鸟在自行车旁边的路面上啄食外，一个人影儿也没有。我努力听了听，想知道第二梯队的骑手是不是赶了上来。但除了鸟儿轻柔的叫声、附近一棵树发出的沙沙声、回响在树林里的纱门猛地关上的声音，以及附近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再也没有别的声响了。

我觉得有些恶心。我用手捂着胃，细细感觉着手底下皮肤的一起一伏，并数着自己吸气呼气的次数。我从10数到20——肩膀上的疼痛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来，膝盖上的皮肤也被磨得稀烂，我只能这样把注意力从疼痛中转移开。恶心的感觉慢慢消退了。

肩膀渐渐麻木了，我试着动了一下，但没有用。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急需润滑的“生锈人”。我前后活动了一下双脚，双脚都湿漉漉的。我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重心一落在受伤的膝盖上，就痛得自己直哼哼。我扶起车，跨了上去，用脚蹬了蹬仅剩的那个踏板。不管怎样，我得再前进1.5公里，骑完这段红土路——我的工作人员在那里等着我，朱莉会照顾我、清洗我的伤口，我们会把车放在拖车里，拖回酒店去……

我歪歪斜斜地向前蹬了一脚，用一条腿骑行，另一条腿悬空，鲜血从膝盖上往下滴，这时，我的脑袋也抽痛了一下。天空渐渐晴朗起来，灰白色的天空下，零星的雨点飘入墨绿色的热带海洋。我想到自己为了这次比赛花费了几千小时进行训练，想到自己从两年前一个超重又爱吃芝士汉堡的人变成了锦标赛的种子选手，想到自己是怎样完全改变饮食，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我看了一眼破损的踏板，想到摆在我面前的220公里：不可能完成了。就这样吧，我想——既感到羞愧，又感到解脱。我的比赛到此结束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完成红土路上最后1.5公里的骑行的，很快我就看到了在前面等待的工作人员、停着的车、为运动员准备的补给品和药品。我的心跳开始加快，努力朝他们蹬着车子。我马上就能看到我的妻子朱莉和儿子泰勒了，马上就能告诉他们刚才发生的事故，告诉他们我辜负了自己和他们的期望——为了我的梦想，家人们牺牲了很多。“你大可不必这样，”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对我悄声说，“为什么不转过身去，或者，在别人看到你之前，溜到树林里去？”

我看到朱莉挤出人群迎接我。过了一小会儿，她才发现我的伤。伤势让她震惊，我看到她的脸上满是担忧。我的眼里噙满泪水，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

本着“Ohana”（夏威夷语中的“家庭”）精神——这是比赛的灵魂所在，我的身边突然围了半打工作人员，其他参赛运动员的工作人员也急匆匆地过来帮我。朱莉还没来得及讲话，维托·比亚拉（Vito Biala）就拿出急救箱帮我处理伤口，他是今天三人接力组“夜间火车”的工作人员，也是锦标赛的传奇人物、元老。“平躺在路上。”他平静地说。我试着打起精神回他一个微笑，但我连这个也做不到。

“不该出现这种情况的，”我有些嗫嚅地对他说，“但踏板坏了，自行车翻到了我身上。”我比划着左踏板在自行车上的位置。

说完，我觉得心里好受了一些。这几句话实际上等于向维托承认我决定弃赛了，一瞬间，我觉得肩膀上的重担减轻了很多。我竟对自己糟糕的状况感到了一丝慰藉——这是种简单而体面的结束方式，很快我就能躺在酒店温暖的床上了。我都能感觉到床单柔软的触感，想象到自己的脑袋枕在枕头上，明天也不用跑两倍于马拉松的赛程，我可以和家人一起去海滩玩耍了！

维托旁边是运动员凯茜·温克尔（Kathy Winkler）的工作组组长彼得·麦金托什（Peter McIntosh）。他看了看我，又眯着眼看了看我的车，问道：“什么类型的踏板？”

“Look Kēo的。”我结结巴巴地回答他，心想他为什么会问这个。

彼得转身走了，车队机械师拿着我的车，转了转车轮。他们开始诊断——检查车架是否有裂缝，测试刹车片和变速器，检测车轮的精确度……他们来来回回用着通用扳手，看上去就像是在把一辆印地500（Indy 500）赛车拖回赛道。我皱了皱眉，他们在干什么？难道他们没看出来我退赛了吗？

过了一会儿，彼得回来了，拿着一个崭新的踏板，和我用的一模一样。

“可我……”我的脑子迅速启动，想要搞清楚情况为何与我预想的大相径庭。他们在为我修车，我慢慢想明白了：他们要我回到赛道上。有人用药棉擦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吃痛地缩了一下。这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我都想好了：我受伤了，车子坏了，比赛结束了，难道不是吗？

朱莉跪着包扎我的膝盖，抬头看了我一眼，微笑了一下。“我觉得很快就没事了。”她笑着对我说。

彼得·麦金托什把踏板安装到位，站起身来，像一位五星上将那样注视着我的眼睛说：“比赛还没完。现在，骑上车，完成比赛吧。”

我彻底无语了！我努力忍耐着，眼睛盯着地面。我能感觉到周围的工作人员都在看着我，等着我作出回应。他们希望我能听从彼得的建议，跨上自行车，继续参加比赛。

前面大概还有220公里在等着我。天还在下着雨。我丧失了领先优势，比对手慢了很多——不仅精神疲惫，还忍受着疼痛。我浑身湿漉漉的，体力也丧失殆尽。我深吸一口气，又重重地呼了出去。我闭上双眼，周围的嘈杂声好像在逐渐减弱，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周围一片宁静，只剩下我的心跳和眼前长长的路。

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摆脱了心里渴望放弃的声音后，我回到自行车上，而我的比赛看上去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