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遗忘，人类的天性 遗忘的作用与人类记忆的演进

人类对记忆的构造与重塑，与其说是缺陷，还不如说是优点。利用归纳，依靠推测，强调当前时刻，考虑后来经历，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敏捷有效地进行推论，进行抽象与概括，并及时采取行动，而非一直陷在相互矛盾的记忆中。

人们能够捕捉并记录的信息量，在最近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在模拟时代，有效的记忆仍然既复杂又耗时，因此也很昂贵。在那时，记忆比遗忘要困难许多。

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这种感觉：在聚会上碰到某个熟人，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这个人的名字；在自动取款机前面，拼命回忆有一段时间没用过的银行卡密码；在停车场里四处徘徊，因为实在记不得具体把车停在了哪里。我对此深有感触，并总是埋怨自己在这些时候的记忆力太差。我们不喜欢总忘事，但是，遗忘，却非常符合人类的特征，它是我们的思维进行工作的一部分。不妨问问自己，还能详细地记得上周你跟伴侣之间的对话吗？两天前的晚餐你吃了什么？今天早晨电视上具体说了些什么？

人类的大脑极其复杂。它包含了一千亿个神经元，神经元是专门处理信息的细胞。每个神经元通过突触，与其他神经元存在上千个联结，以传递信息。这使得一个人的大脑中大约有一千万亿个这种神经联结。人们普遍认为，我们仅使用了大脑很小的一部分，而恰恰相反，健康人类大脑中神经元与突触的整个网络都是活跃的。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记住接收到的每个感觉刺激的话，大脑这种惊人的、巨大网络式的加工与存储能力将会被迅速淹没。

为了应对外在刺激信息的汪洋大海，我们的大脑在将信息存入长时记忆（long-termmemory）之前经过了多个层次的加工与过滤。比如，从几百万的脉冲中，我们的大脑构建出了一幅图像，可能是某个黑色的、会运动的东西，而瞬间之后我们“意识”到了有一只小黑狗向我们跑来。与某个越来越近黑色东西的一系列快照所包含的成千上万片信息相比，一只快速跑向我们的黑狗这个相对抽象的信息，则更为有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抽象的信息也更加简洁。在我们的神经元加工传入信息时，从简单的刺激到图像模式识别的过程，大量的信息都被有意地舍弃了。这是第一层无意识的生物学遗忘一所以我们很少能够意识到。

一旦某个外在的刺激通过第一个过滤层，或者此后我们形成了关于此刺激的意识，那么它通常会被存入所谓的“短时记忆”（short-termmemory）中。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提取这种记忆，但是存储在短时记忆中的信息消散得非常快一大约几秒钟，大部分的信息就都消散了。

心理学家艾伦·巴德利（Alan Baddely）认为，短时记忆实际上包含三个独立的部分，它们都从属于一个特殊的控制单元。第一部分给视觉空间印象充当短时的心理画板。研究者已经表明，它能够保存几“块”（数位或者字母）信息，可能平均在4·7块之间。第二部分的功能是充当一个短时的音频回路，记录大约两秒的声音与言语。如果没有更新（比如，不断地重复），音频信息将很快消散。我们能够通过重复地念电话号码而短暂地记住它们一会儿，就是这个道理。第三部分是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的一个短时缓冲区，情景记忆也就是对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事情的记忆。

■ 取舍之道

在人类历史早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发现，把某些工作重复多次后，这些工作最终会被储存记忆。比如，当早期人类的孩子第一次看到他们父母打猎时，随后他们就会自己尝试，一次次尝试之后，成功的狩猎过程就铭刻在他们的脑海中，当他们真正开始打猎时这些记忆就会被提取出来。收采蔬菜与水果、烹任以及缝纫一这些都是我们祖先通过反复尝试学会的日常生活经验，而且他们后来能够很容易地提取这些经验。科学家称其为程序性记忆（procedural memory）。这种记忆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而是人类从事特定日常活动时产生的副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它是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的一部分一内隐记忆是指我们在没有意识到这种记忆存在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并提取的一种记忆。在儿童时代反复多次尝试系鞋带之后，长大成人后我们自然而然地就记住了如何系鞋带。骑自行车、刷牙、或者翻筋斗，都是与这种经验类似地活动。

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y）与程序性记忆完全不同。如果说从程序性记忆中提取信息是自动的，也就是说我们并不需要去牢记如何骑自行车，学会骑车后我们只是自然地骑上了自行车，那么陈述性记忆则需要一种有意识的提取。比如，对于自己的初吻，一次重病或者一个特殊假期的记忆，都属于这类记忆。如果我们想要记住它，我们便不得不去想它，并且积极地在脑中去“搜索”，以提取我们过去的经历与事件。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已经经历过的特殊情景，所以它们被称为情景记忆。

情影记忆不同于抽象记忆一人类也具有存储并提取抽象知识的能力：记住数学中的勾股定理属于抽象记忆（abstract memory），而提取我们学会勾股定理的环境背景，比如高中，则是情景记忆。有时候，情景记忆与抽象记忆会混在一起。想象一下，观看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的表演时，你听到了夏洛克（剧中的犹太放高利贷者）说的台词。关于你所听到的，你记得的内容既是抽象记忆，也是情景记忆；抽象记忆是抽象的概念一演出的台词，而你经历过的具体情景则是情景记忆。

“遗忘”了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信息究竟意味着什么，神经科学家与心理学家仍在争论。一些人认为，长时记忆中的信息是无法被擦除的，除非有生理上的损伤。他们提出，当我们遗忘的时候，我们失去的并不是信息本身，而是指向信息的链接。这就像互联网上的某个网页，没有其他网页与它相链接。没有链接指向它，该网页上的信息也就无法被发现，甚至通过巨大的搜索也无法被发现。这实际上就是，它被忘记了。不幸的是，对于提取记忆而言，这种如此关键的、指向我们长时记忆的链接，却并不是非常持久的。大多数链接会非常快地消失，这有效地剥夺了我们在长时记忆的海洋中访问信息的通路。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沙克特（Daniel Schacter）对这种将人类大脑机械描述成一个巨大的、精密的、不尽完美的档案橱柜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我们必须小心，不能陷入这种用数字计算机存储并提取信息的方式来类比人类大脑的隐喻，同时也不能落入现代信息处理理论将人类大脑概念化为确定性生物计算机的阴影之中。与这种机械的观念相反，沙克特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关于人类长时记忆的观点，即长时记忆并非不可改变地铭刻在石头上，而且我们也不仅仅只提取这部分记忆。沙克特提出，我们的大脑在不断地重构我们的记忆一我们所记住的，至少部分是基于我们当前的偏好与需要。对于沙克特而言，我们的记忆是一个活跃演进的构造。

实证研究似乎也支持他的观点。沙克特对关于人类记忆延展性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分类，并半开玩笑地将它们归入他所定义的“记忆的七宗罪”当中。

第一宗是随着时间遗忘并非如最初所想的那样，遵从一个简单的衰减函数。恰恰相反，遗忘取决于我们对于某个特定事件多久回忆一次，还取决于这个事件对我们的重要程度。第二宗同样也与此相关，我们很容易出错一认为我们记得某些事情，而实际上这些事并没有发生。通常，这种情况会与沙克特提到的“暗示感受性”相结合。暗示感受性，是指我们的记忆受外界作用所影响的程度。诱导性的提问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看过法庭审判题材电影的人对此都会很熟悉。偏见会形成一宗相关的“罪”它们会基于我们当前时刻所相信的，去歪曲我们关于过去的回忆。比如，如果在看到一只小黑狗之后，我们随后被问到狗的项圈是什么颜色，很多人将会自信地说出一种颜色，即便这只狗实际上并未戴项圈。总之，这些效应都反映出了一点，我们的记忆是不断构造与重构的。

如果沙克特是正确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会面临一种可怕的命运？即我们的过去不断被我们自己关于它的记忆所改变，以至于我们的过去变得短暂，能够自适应，而且还无法保证准确性。是不是人类的这种根本性缺陷，使得我们自从有人类以来便向往并努力去保存记忆吗？沙克特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人类对记忆的构造与重构，与其说是缺陷还不如说是优点。使用归纳，依靠推测，强调当前时刻，考虑后来经历，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敏捷有效地进行推论，进行抽象与概括，并及时采取行动，而非一直陷在相互矛盾的记忆中。

不仅博尔赫斯，还有AJ，那位拥有惊人记忆能力的女性，可能都会同意这种观点。

然而，对于AJ而言，“记住一切不仅令人发狂，而且令她感到孤独”与她有过深入交谈的约书亚·福尔（Joshua Foer）这样写道。她过人的记忆并没有使她更快乐；也没有让她在职业生涯中取得非常大的成功。她过着相对正常的生活，但却会花费非常多的时间陷入自己的过去当中，而非享受现在。

遗忘不仅对我们人类很重要，对很多其他生物也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对所有生命都很重要。实际上，记忆的困难可能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个隐含结果。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最基本的自然规律之一，它认为，我们的宇宙（作为一个热力学系统）的随机性是必然会增大的，对此我们毫无办法。当然，我们能够人为地消除一些随机性，比如通过将气体分子放回到密闭容器中。但是这么做需要做出努力，用物理学家的术语来讲，这需要能量，如此便造成了比我们开始时更大的整体随机性。不是容器内部的随机性，而是容器外部的随机性。创建记忆是在我们的大脑内制造某种秩序，这也需要能量。另一方面，遗忘也可以是随机的，不需要高耗能的排序。因此，从根本上讲，物理学也告诉我们，记忆不像（随机的）遗忘，往往是有代价的。

■ 取舍之道

每一天我们都面临着多种选择，却无法真正知道这些选择将会导致什么结果。在决策过程中，我们使用我们过去的经验（情景记忆），和关于世界的一般事实、思想与概念（抽象记忆），以求我们所记住的过去能够弥补关于现在与未来的信息缺乏。出色的信息提取能力能够促进某个人的决策并因此增加他的生存机会。也可能是过度地敬畏这一点，我们的祖先长久以来一直欣赏具有惊人记忆能力的人：那些能够记住方向，或者太阳、月亮与恒星运动的人会受到欣赏。

然而，成千上万年来有两个障碍一直限制着人类记忆量的大小。首先，在存储并提取抽象信息方面人类一直存在困难。人们提取一个关于他们自己过去的事件都没有多大问题，如他们进行过的一次重要杀戮或者他们孩子的生日，但是记住某些像勾股定理一样抽象的信息仍然很难。其次，记忆被限制在每个个体当中。人们将记忆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知识与经验，虽然它们对于他人可能具有巨大的用处，但是唯有克服极大的困难才能同时跨越空间的距离与时间的长河传递给他人。一位制造石刀的专家唯有通过培养另一个人才能将他的知识传递下去。程序性记忆的创建，个人感受以及经验铺就了缓慢而荆棘的传递之路，信息穿过这条通路时已经明显感到力不从心。

语言削弱了这个障碍。通过语言，人类能够彼此交流。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信息，接收者不必经历就可以将信息存储到记忆中：我可以告诉朋友往北走10分钟能看到一个小池塘，而不必抓住我的朋友亲自把他拉到池塘那里。语言还能帮助人类克服他们生命的有限性。在人类拥有彼此交流的能力之前，生养孩子（即传递一个人的基因）是人类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些他们存在的唯一方式。语言增加了一种全新的策略，以战胜人必有一死的命运。

进化生物学家估计，在几十万年的人类进化历程中，语言是相对较近才出现的现象。只有当我们的早期祖先开始使用双腿直立行走，头部慢慢改变形状，大脑体积增加，声道改变形状，他们这才具备了适宜的生理基础以足够好地控制声音来说话。但是生物学上的进化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能使用它，同时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因为我们并没有目击证人，或者当时的录音，有的只是间接的迹象。使得我们还不清楚我们人类的祖先何时开始说话。

关于大约生活在13万年前、善于使用石器工具的人类祖先尼安德特人是否发展出了一种语言用于彼此交流，以及他们的语言发展到了何种程度，考古学家与生物学家之间一直存在争论。目前的共识认为，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它应该是一种超越了我们称为言语的类似歌唱的原始语言。但是在非洲，大约10万至5万年前，发生了一些事情。工具用途的复杂度与扩散度，膨胀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得多。很难相信，仅仅通过操作进行学习（“做中学”）就能够解释这种快速的创新与对新用途的采用，这是创建程序性记忆非常耗时的过程。而似乎更加合理的解释是，作为一种更为有效的沟通工具的语言出现了（从而传递了信息）。

■ 取舍之道

语言也改变了时间被人所感知的方式。在语言出现之前，上几代人他们的经验、想法与价值观念很少被人记住，只能通过形成程序性记忆的方式不甚明了地传给后人。有了语言之后，上几代人就成为了可确认的实体，他们能够被参考并且被记住。语言使人类能够了解历史，能够理解发生在他们之前的往事，并且最终将他们自己也贡献给历史。通过语言，在几代人之间传递的故事开始涌现。这些故事可能能够提供知识，或者仅仅只提供了娱乐，但是在这些早期的故事之外，还形成了关于人类的宏大叙事，正是这些人类的宏大叙事为生命与人类的存在提供了意义，并且这些叙事还传达了一种时间感与历史感。

知识与故事这两种陈述性记忆的传递都是通过语言促进的。当人类使用语言进行交流时，彼此的经历就能够被分享。不需要人们共同参与某个具体的过程，情景记忆就能够被创建出来。告诉一位朋友我如何抓住一只鸟，比打猎时带上某个人让她观看或者为她抓一只鸟要快得多。这是个巨大的好处。另外，语言的影响在思想大意、事实与洞察力的传递方面更为明显。如果我想告诉别人我抓住一只鸟的经历，至少我还可以向别人演示我是如何做到的。但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怎么能够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传达他深刻的见解呢？

由于语言使沟通更便利，同时促进了抽象记忆的创造与传播，它改变了我们祖先的生活。语言使得他们能够进行抽象的思维，并且发展出对生命与自然的普遍观念。不同于他们之前世世代代的先人，掌握了语言的祖先有了发现这些思想、理解自然法则的动机，因为他们终其一生构建的思想见解、抽象记忆能够通过传播而保留给下一代。

结果是惊人的。语言释放了人类个体记忆的潜力。正如J.R.安德森（J.R.Anderson）与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所认为的那样，这使得比以往大得多的人类群体间配合成为可能，语言促进了更大社区的形成并促使更大群体中的人们一起劳作。语言培养了对知识的运用，并释放了创新与效率的力量。总之，语言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与火的发现同样重要。

尽管说交谈很便宜，但是通过语言使人类记忆代代相传却并非不需要代价。实际上，代价还相当高昂。它需要时间与精力去传播，去记忆。年轻人与年长者需要聚在一起，年长者要去讲述，同时年轻人要去倾听。讲述者必须准确地传达事件的本质，而接受者必须尽可能多地去集中保存其本质。

■ 取舍之道

今天，我们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帮助我们彼此之间进行沟通，从移动电话到视频聊天。然而，这些科技设备并没有改变其根本：人类间的沟通仍然是耗时的，所以，人类要记住其内容也是如此。

直接的口头交流，是我们人类用来提高自身记忆能力的一种机制，但是它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它只有当我面对一个能听见能理解的同类时才有效，如此才能够将我回忆起来并告诉她的见解与经历添加到她的记忆中。如果我面对的是不能交流的对象，或者我周围的那些人并没有兴趣听我讲，将会怎样呢？尽管拥有沟通的工具，但是如果我无法分享我的记忆它们依然会消失。分享是保持记忆鲜活的关键，而语言是分享的一种主要机制。

不幸的是，仅仅分享还不够。即便有人在听我讲我的记忆，我可能无法准确地回忆起来。正如我之前解释过的那样，人类的记忆力相当不错，但它远非完美。记忆一直是一种长期的建设性的努力。通过回忆，经历与思想再度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但在我们分析并存储我们听到的内容时，会受到我们自己个人发展与我们生活环境的影响。这就像孩子们玩的“土电话”一样，传话的效果只会越来越糟。当孩子们细声耳语，一个人一个人地往下传时，他们在传给下一个人时已经对听到的话“添油加醋”了。这导致的结果就是，队伍中最后一个小孩说出的话，往往与最先传出的原话风马牛不相及。

在许多方面，几代人之间口口相传的口头记忆就像是玩“土电话”，不过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我们并不知道原始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在两个方面，它实际上比“土电话”还要糟糕：首先，我们通过几代人之间的讲述与记忆所传递的东西并不是一句简单的“你好”，而是一组复杂的信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会使准确记忆的可能性更大。一个详尽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而人类发现这背景比脱离了具体意义的一个词或短语更容易记住。因此，人类记忆与口头交谈的结合可能能够保存一个故事的核心要点，以及生与死、爱与战争的惊险史诗。但是另一方面，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不可能长时间地保存准确的细节。这种细节可能对于一部史诗传奇来说是次要的（比如，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齐格弗里德杀死的龙是绿色的还是褐色的），但是，当准确性非常重要时细节就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比如，如何种植农作物，对天气的解释，依靠星星航行，或者使用某种药草治疗某种疾病）。这使得我们的祖先非常珍视那些拥有准确记忆能力的人。

然而，人类记忆的基本特性一直没有变化，那就是：存储与回忆是一种需要不断建设的过程。如果我们想要使用语言将我们的记忆传递给他人，那么事情就变得更加困难了。这时候存储与回忆的建设性过程就发生在两个或多个人之间，而不是某一个人身上。词语的意义以及它们的内涵在不同人的理解中是不同的，而且那些只听过故事而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得不依据他们对听到的词语的理解，完全按照字面意义去构建记忆。尽管拥有这种结构性的不精确，孩子们用“土电话”传递故事时所领会的东西，还能够给他们带来一种类似在一群人中建立起一份共享的公共记忆的感受。但是，通过人类记忆的每一次提取，倾听与存储的内容已经被改变了，尽管变化是如此轻微。

如果人类自身的记忆是一个薄弱环节，那么可能记忆就需要从人类的大脑转移到一些外部存储器与检索设备上。通过绘画或者书写，我们捕捉到一个事件、一种情感，或者一种思想。看看我们自己画的画或者阅读我们自己写的文字，能够帮助我们记忆，使得我们更准确地回忆过去成为可能。这样，外部记忆成了我们人类自身记忆的一种延伸。

外部记忆也能够被用于促进共享的公共记忆的构建。比如，当我写了一封信同时其他人又读了这封信的时候，这种记忆就产生了：我书信中的内容就成了阅读者与我之间共享的记忆。当人们通过彼此交谈来分享经历时，他们同时也在构建一种共享的记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讲述与倾听是同时发生的，而未必需要在同一地点一如果他们使用电信设备的话。相形之下，有了外部记忆之后，讲述与倾听就成了两个在时间上可以分离的独立事件。当我写一封信时讲述发生了，当收信人读到信时倾听也发生了。讲述与倾听共同构建或重建了共享的记忆。

·绘画·

绘画可能是人类构建外部记忆最古老的形式。它创造出一幅关于某个场景或事件的图像，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这样便能够使人记忆。人类已知的最古老的绘画可以追溯到三万多年前。它们在世界各地的洞穴里可以看到，主题常常是动物与猎人。随着时间的发展，绘画被用于记录历史事件，从而保存了人类的经验。

同时，绘画也记录了社会中最重要的事件：战争的胜利或者失败，社会的发展与财富，诸如洪水、干旱、火灾之类的自然灾害，或者广泛流行的疾病。上层的贵族经常被突出地描画，并交织出现在绘画叙事中。

随着宗教对绘画支配性的减弱以及人们接触艺术与艺术家的机会增多，绘画的功能已经超越了保存社会的重要时刻，转而去捕捉一个更为广泛的群体的观感。绘画变成了一种创造个体记忆的途径。艺术化的自我表达，强烈的宗教与精神潜流都是绘画的重要动机，此外，还包括捕捉并保存某个永恒瞬间的能力。华美而精细的埃及坟墓绘画描绘了已故之人的生活场景，赫库兰尼姆 亮丽的镶嵌画与庞贝古城 的壁画，以及吴哥窟庙宇中令人震惊的浮雕描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这些都是艺术保存人类记忆的最知名的证据。

这种艺术化的记忆当然也要付出代价。它不仅耗时而且昂贵。资深的艺术家不得不苦干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创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作品。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古希腊与古罗马，绘画只有相对较少的精英才能接触到，画作记录的也是他们的一些个人经历。通过文艺复兴时期财富的传播，尤其在城市中，欧洲成功的商人家庭能够支付得起一位画家去捕捉他们生活的时刻一但是由于画家需要耗费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能完成委托给他的画，所以绘画仍然非常昂贵。又过了两个世纪，着色的家族肖像画才变成了中产阶级一种创造记忆的常见方式。即便在那时，绘画也绝不会很廉价，人们都是小心翼翼十分爱惜地使用。今天，绘画（比如雕塑）仍然是一种昂贵又耗时的外化人类记忆的方法。

通过绘画保存记忆还有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缺点一它善于捕捉某个永恒的瞬间，但是却不善于捕捉时间本身，因此它在记住一个故事，一个人，或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插曲方面，作用很有限。一个人能够很容易地想象出一幅关于战争中决定性时刻的画作，但是一位画家要描绘整个战争如何展开就没那么简单。当然，一系列的绘画能够反映故事中的重要时刻，但是它却是一个更加耗时的方法，而且仍然需要将故事的大部分留给观看者去想象。

■ 取舍之道

当然，一个人能够想象用一个画有各种三角形的漂亮插图去传达勾股定理的本质，并想象出用各种尺寸的下降物体去传递牛顿原理的核心，但是这种绘画将会产生很多种不同的解释，可能会造成令人无法忍受的歧义性。

·文本·

由于人类记忆的不精确和绘画固有的缺点，我们的祖先便去寻求不易修改又没有多重解释的外化记忆方法。尤其是那些专注于生产、贸易与管理的组织，想要拥有一种能够简便精确地存储与提取信息的方法。这就有了文本的诞生。让人非常诧异的是，古代的官僚主义与会计人员正是促成因素。在公元前四千年，居住在肥沃的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已经超越小的村庄形态，形成了更大的群体。因此，这种早期的社会就需要超越了通常确保作物生长，物资交换与社会管理的组织。正如考古学家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 Besserat）告诉我们的那样，为了记录账目与存货，便有人用铁笔在粘土上标记小的凹痕进行记录。这些早期的象形文字，最终逐渐形成了书写，使公元前三千年早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成为第一种书面语言。书写大约在同一时期也在埃及出现了一埃及象形文字，在几个世纪之后在中国也出现了文字。

这对记忆是一个突破。一旦书写被大家所知并确立下来，人类的经验与知识就能够被存储在人类的头脑之外，并能够随意准确地进行提取。它使记录复杂的灌溉与种植业成为可能，并进一步促进了广泛的贸易。书写促进了国家的诞生，因为它使征税，以及对军事和民事信息权力的管理变得简单。对自然的观察与工程学的洞察力现在能够被保存、被分享，并能够准确地提取，而且技术发展的传播使得复杂的结构与了不起的建筑成为可能，比如埃及的金字塔，雅典卫城，或者中国的长城。但是书写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记忆仍然是需要不断构建，耗时又昂贵的。生产早期的苏美尔象形文字是一件非常费力的事，因此只能非常慎重地使用它们。苏美尔人耗费了几百年时间才将精心制作的象形图，归纳为更为程式化（因此耗时也更少）、代表不同词语的经典苏美尔楔形文字。大约2000个不同符号需要一个非常有经验并受过高度训练的抄写员。这些过程很难绕过，这使得记忆的代价依然高昂。将大量的符号整理并简化成大约300个常用的文字，差不多花了两千多年，从而使得书写变得更能够负担得起。

之后，楔形文字被一种更灵活更有效的书写系统所替代：那就是字母。通过采用代表音素的符号，比如元音或者辅音，去替代完整的单词，一个抄写员不再需要记住几千个或者几百个不同的符号，而只需要记住26个字母。它大大降低了文字的复杂性与抄写员所需要的训练，最终增加了它们的供应并降低了书写的代价，降低的代价可能高达一个数量级。

书写对于保存抽象的观念与思想更为有用。数学与科学知识首先被人类所记录，公元2400年前政治与历史领域的知识紧随其后，同时期被记录的还有第一部法律。

书写也成为了一种信息权力新的来源：这种信息权力就是保存知识。领袖们开始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对书写作品的收集进行制度化。亚述帝国的末代国王巴尼帕（Ashur banipal）可能是第一位正式被训练成抄写员，并且能够说多种语言的领袖。在他追求创建记忆与知识贮藏室的过程中，他将他征服了的城市中的粘土块与纸莎草纸搜刮一空。整洁地存储着的粘土块上成千上万的文本，可以想象，亚述帝国的图书馆一定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机构。

几百年之后，另一个创建了广泛外化记忆收藏的工程获得了世界性的知名度，这个工程是由统治亚历山大港（今埃及）的托勒密家族实施的。在其鼎盛时期，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估计藏有五十万册著作。不像亚述帝国，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收藏的主要是纸莎草纸卷轴，这种卷轴与粘土块相比重量轻，而且能够被卷起来，因此可以节省空间。托勒密家族对此工程非常专注，并且在他们追求增加收藏量的过程中非常残酷无情。他们诱使精英知识分子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亚历山大港，让他们进行研究、书写，并将自己的一生最终贡献给他们的图书馆。到访亚历山大港的访客都被要求放弃他们所拥有的所有书面材料，并交到图书馆。国外所持有的重要文本，都以非常高昂的代价借过来并进行复制。

托勒密三世这么冷酷是有理由的。他认为，一个文本的每一个副本总是会产生错误，并且这个错误最终会降低它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他更加喜欢获得尽可能最古老版本的原因，他希望那个最古老的版本将能尽可能地接近于原始版本（或者可能甚至就是原始版本）。在适当的时候，这导致了伪造“真品”的繁荣。托勒密三世的政策使得几千年前就开始出现的一个过程变得非常明晰，那就是：对于一个民族全面、几近完美记忆进行支配的渴望。

然而，与文本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人类保存信息、增强回忆的能力一样，它也证明了通常意义上外部记忆的固有局限，尤其是书面记忆的局限。这是因为，对于我们人类而言，随着时间的变化基于我们对世界不断进化的理解，词语的意义发生了微妙改变，即便当初书写与后来阅读的是同一个人。

如果你曾经尝试阅读过你自己多年前写的一本旧日记，你可能会感受到这种熟悉与陌生相混合的奇怪感觉，你感觉你记得一些，或者可能记住了大部分，但却从未记住所有文字的原始意义。由于词语不是信息的精确载体，每个词语与句子都需要人类的解释，需要我们以我们回忆它时所理解的语义去解释它。文学理论家们正好就在争论，我们阅读一个文本时，它的内容（与它被写下时相比）改变了多少。但是他们的确也同意，阅读（以及对外部记忆其他形式的回忆），就像记忆一样，将需要时常在心中作出构建或重建的努力。

托勒密三世可能会认为，通过收集原始的文本，他就可以保有对原始语义的控制，但是实际上他并不能。只有通过与他实际上无法控制的两种行为一阅读与解释，只有这两种行为相结合，才能完全达到他在收集文本信息时想要证明的价值。

托勒密三世与我的一个法学院的朋友一样，都掉进了一个相似的陷阱。我这个朋友给他自己强加了一个有趣的系统，以提高他的外部记忆。他明确将他个人图书馆的藏书限定在200本以内。一旦他阅读了一本新书，他就要判断这本书是否属于他已经读过的最好的200本书的行列。如果属于，他将会把这本书加入自己的收藏，同时把其中不那么好的一本剔除掉。久而久之，他认为这个不断筛选并且有选择地进行遗忘的方法，将能够不断提高他图书馆藏书的质量。他要保留在外部记忆中的将只会是真正重要与有价值的思想。

然而，他未能了解的是，由于他自己的观点是随着时间变化的，所以他评价并决定哪本书该留哪本书该丢的基础也在不断变化。经过几十年的勤勉筛选之后，他的图书馆收藏的将不会是他曾读过的最好的书，而是代表他生命中不同观点、价值与阶段的书。就像托勒密三世一样，他所忽视的是，根本不存在一个随着时间变化不会改变的客观评价，进而我们人类也就无法用它来判断我们阅读的文字，或者我们回忆起的外部记忆的意义与价值。

图书馆在继续繁荣发展。图拉真皇帝（Emperor Trajan）的罗马广场不仅仅是一座巨大的图书馆，而且还为其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读与工作的场所。图书馆还突然出现在很多小型的城市，以满足居民们想要接触关于人类的全面记忆的渴望。最重要的是，图书馆对于大众而言变得可以企及。亚述帝国末代国王巴尼帕那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图书馆，主要是供他个人以及他最信赖的仆人使用。相比之下，罗马人将图书馆建在公共浴室旁边。识字的市民现在既可以洗澡也可以阅读一这同时反映了图书馆所有者对放松身体、缓解焦虑、传播知识的需求。

然而，书籍仍然非常昂贵。它们都是万中选一的；每册书都是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员辛辛苦苦用手工制作的。最勤奋的抄写员在他们一生之中也仅能制作几十本书。

在公元11世纪的英国修道院里有一组抄写员，他们在22年里持续不断地工作也仅仅只复制了66本书。而且几乎同时，本笃会（Benedictine）的抄写员欧特罗（Otloh）据说在他40年的工作生涯中总共复制了28本书一产量还不到一年一本。当然，这些数字也不能仅仅照字面去理解。一个人不能根据少量的数据点去估计一位抄写员的平均生产力，尤其那时候的原始资料是众所周知地不可靠，而且许多手工制作的书籍包含丰富的插图与昂贵的封面，这些都需要耗费更多额外的时间。但是即便我们将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它们的影响仍然微不足道，复制书籍的代价依然十分高昂。据施拉姆（Schramm）估计，那时候为一本书制作一个副本，图书馆的花费要比今天的一万美元还多。即便最简短的书，一位抄写员全职工作也可能需要三个星期，售价大约为700美元。这种形式的记忆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手段，使用时需要非常小心。由于遗忘才是常态，所以人们在文本出现以后继续遗忘。这种状况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仍未改变。

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期到晚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记忆变得更加昂贵。因为天主教会开始侵占大部分有文本的环境。在修道院中，阅读与书写传授给了修道士，他们随后被教堂雇佣担任抄写员。这些修道院还具有图书馆的功能。总而言之，教会允许教堂去决定哪些书将被复制并被阅读，以及由谁去复制与阅读。这与自由的（虽然也有社会分层）罗马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一千年中，记忆被严格控制并被有组织地集中起来，虽然“无声”阅读（而不是修道士大声的朗读）的传播，使得阅读对于那些被允许的人更有效率。书籍作为外部记忆的作用甚至连富人都无法企及：他们无法进入制作书籍的基础设施，也无法接触到阅读（或书写）所需要的训练。世俗机构也在挣扎，而教会对阅读与书写的掌控也仅仅只是缓慢地放松。在公元15世纪开始之前，剑桥大学的图书馆总共只有122本藏书，而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这一数量增加到了330本。

到了大约公元1450年的时候，一个相对较简单的发明与社会学因素相结合促成了重要的改变：那就是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活版印刷机。它使书籍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大大缩短了复制一册书所需的时间。

生产革命像野火一样在欧洲传播。到1480年，印刷机在欧洲的110多个城镇中运作，这差不多是意大利一半城镇的数量。印刷术如此迅速激增，是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它。专利那时还不存在，而且古登堡自己又破产了，这就使得欧洲的其他人仿造了他的发明。更为重要的是，天主教会并没有控制古登堡的发明造成的影响，最开始教会甚至拥抱了这项发明。教会没能阻止住印刷术的传播，而正是印刷术，直接破坏了天主教会对书籍的控制。正如爱森斯坦提醒我们的那样，在1453年到1503年这50年间，大约800万本书被印刷出版，可能比1250年前君士坦丁堡建城以来“欧洲所有的抄写员制作的书籍还要多”一产出的书籍增长了令人瞠目结舌的25倍！印刷厂大批量生产娱乐作品，以及希腊与罗马经典书籍，还有相对较少一些的宗教典籍。到此时，对记忆的控制这才脱离了教会的手掌。

仅仅几十年之后，教会就彻底失去了对书籍的掌控。在1517年，相对而言不为人所知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用印刷机发表了他对天主教会的批评，开始了一场塑造整个欧洲大陆的广泛运动，促进了日后的“三十年战争”，并导致了新教的建立。到1521年，路德已经将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了德国本土语言。德语版《圣经》次年出版，并且很快便成为一本畅销书。到1574年，一位出版商已经将路德翻译的《圣经》出版了十多万册。在那珍贵的几十年中，印刷术革命的进展几乎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政府刚刚开始从教会的压制下将他们自己解放出来，他们也看到了削弱教会权力的潜在好处。最为重要的是，人们想知道，怎样才能不依赖昂贵而且腐败的中介机构，进入天堂。人们希望能够拥有直接走进上帝思想的本地语言版本《圣经》，那可以成为人们最珍贵的记忆。这一期望驱使人们去学习如何阅读。

《圣经》也被人们在家中与小型社区中大声朗读，这扩大了《圣经》的影响力。到16世纪末，欧洲已被各种各样的出版物与小册子淹没，其中有许诺能够让读者接触到上帝的，有促进宗教与政治宣传的，有记录科学发现的，有复兴古希腊与古罗马经典的，还有提供消遣与娱乐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已经发生：外部记忆已经变成大批量生产了。

然而，记忆从根本上讲依然昂贵。当然，印刷机的发明让劳动力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了，而且随着天主教会失去其对书面语的掌控，对书籍的需求有了本质性的增加。但是，尽管出版从精心制作每一册书籍的抄写员，转移到能一下印刷上百或上千册的出版商手上，单本书的价格却没有下降很多。因为书籍是被印在纸上的，而这种关键资源的成本一直很高一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个世纪。在1483年，当黎波里出版社出版《柏拉图对话集》的时候，他们为印刷这一工序索价90弗罗林（一种货币）。纸张的费用在120到160弗罗林之间，这构成了总生产价格的三分之二。费夫尔（Febvre）与马丁（Martin），在长期观察纸质印刷的价格后，他们得出结论称，几百年间它的价格几乎没有变化。真正进入18世纪中叶的时候，就著名的《百科全书》的出版而言，总共105里弗（古时的法国货币）中的68里弗（65%）都花在了纸张上。即便有了古登堡的印刷机与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变化，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使用书籍仍然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增强他们记忆的途径。

19世纪早期的工业化纸桨厂最终降低了纸张的成本，导致纸张生产飞速增长。在英国，1861年至1900年间，纸张的产量增长了7倍。就像蒸汽压褽机以及工业革命的其他先进技术给经济生产带来的效率一样，这使得出版商能够印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书籍一据估计，有18世纪书籍的4倍之多。随着书籍数量的增加，书面的外部记忆也在增加。

不断增多的书籍确实有人读了一不过在19世纪的头十年，却只有一小部分书籍被人买去阅读。有两点原因造成了最开始的读者人数如此之低。

第一个原因是读写能力。直到1840年，英格兰与威尔士的识字率才达到68%。这一情形与欧洲其他国家类似。第二个原因是书籍的价格一至少在有些国家是如此。大规模生产与更廉价的纸张本应该降低了书籍高昂的价格。但是正如西蒙·艾略特（Simon Eliot）详细阐述的那样，至少在英国，在整个19世纪，“书籍的价格竟然都维持恒定没有下降”。书籍依然很昂贵。对于富裕的伦敦律师而言，买一本书是一笔相对微不足道的费用。但是对于一位工人而言，购买一本书意味着他几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如果再加上晚上读书照明所必需的不菲代价（一般人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需要工作），阅读书籍不仅对于工人仍然高不可攀，对于大部分办公室职员与其他职业人员而言也是如此。

自16世纪初，期刊就已经出现了。到了17世纪，期刊已经随着富裕的专业人员与商人阶层的成长而流行起来。期刊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很容易在读者之间进行共享，比如在欧洲的很多咖啡屋里，这创造了公共领域的开端。但是读写水平太低，同时报纸价格仍然太高，因此期刊仍旧无法在欧洲真正成为一种大众现象。随着更便宜的报纸的出现，这一局面有了改观，其中包括所谓的便士报，它的价格大约只有传统报纸的六分之一。读写能力较低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终于能够承担得起定期印制的报纸信息的价格，而且他们也开始这么做了。

在美国，这一情形发生改变的时机要早许多。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在他关于媒体兴起方面的权威之作中写到，到19世纪早期，报纸“在美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常见”，而且“社会的识字率异常地高”。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领导者，将促进一个既强劲又广阔的交际空间视作核心目标，以支撑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美国国民也愿意拿出时间与资源来了解每天发生的事情。

除了识字率的提高，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引入了廉价的通俗小说，这满足了低端市场的需求一至少满足了那些不太富裕的阅读群体的需要。但是，低端并不必然意味着廉价；这些通俗小说的价格美国民众完全可以承受（因为相比其他许多消费品，书籍存在一个有利的税收制度）；但是在英国，即使廉价的通俗小说也相对比较昂贵，需要花费一名工人一个星期的可支配收入。仅在20世纪初，当社会改革开始改变工薪阶层的境遇时，他们的生活水平才得以提高，工作时间才开始减少，书籍和报纸的价格才大幅下降，最终整个英国的阅读人群才迅速扩大。

这一变化导致了外部记忆中的一种新现象一书籍能使一个人瞥见这个世界的一角。类似地，报纸以每日快照的形式向读者描述这个世界；长此以往，书籍和报纸向人们传递了一种过去每一天里世事如何变幻的感觉。在19世纪，不算便宜但还负担得起的书籍和报纸使人们广泛地共享记忆成为可能，即便这种对大事件的共同记忆的确存在偏见，即便这样传播的事件与以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不尽相同。当然，宗教也提供了一种共享的方向感，但是这种共享主要体现在信仰上。书籍则一直在为读者（包括每本书的作者自己）构建共享的共同记忆中起着某种作用。不过一般来说，这种共享的广泛性还不足以达到覆盖所有人群的程度。

如今，价格低廉的书籍和报纸同时做到了这两点一它们既转播了关于真实事件的事实，同时又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从这种对大量印刷出版物的大规模阅读中显现出来的，则是广泛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阅读的行为，这种共享的记忆不断增加，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地理上以及时间上的位置感。

首先，在地理上，读者能够让自己置身于与世界以及与世界大事件发生地的关联中，不仅超越了地理位置的限制，而且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雄辩所说，还为自己提供了一次属于一个强大的、即便是存在于想象中的共同体的机会。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感到彼此相连不是因为他们在地理上接近，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在社会层面建构了，或者说是想象出了，一个可以归属的共同体。对于安德森而言，这将大量印刷的出版物（他称之为“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崛起联系在一起，而无论帝国还是民族国家都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同样重要的是，完整共享的记忆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时间上的关联感。

这对记住这些共享的记忆具有深远的意义。随着今天的新闻报纸在隔夜之间变成旧闻，今天的新闻事件就成为了过去。对于报纸读者来说，这些过去并不是一个隐藏的秘密，在最初读过之后就再也难以记起，而是他们自己在过去的每年每月每天里读过的东西，以及他们如何记住这些东西。

读者通过每天读报的行为，直觉地抓住了这些消逝的过去，最终一次一个片段地构建起了共享记忆的印记。这是外部记忆与读者自己建立起来的主观联系和内涵之间的结合，也就是出版物上印刷的内容与读者个人理解并参考的内容之间的结合。

通过阅读报纸和书籍，人们能够记忆。比如，将珍珠港事件作为一个共享的历史事件记下来，即使事件发生时很少有人在珍珠港。类似地，人们可能感觉他们“知道”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美国东海岸大断电事件、2000年扣人心弦的总统大选，“9·11”恐怖袭击事件，并享有对这些事件的一份记忆。大众传媒培养了这种共同的共享记忆，而这种共享记忆既超出了人们共同目击的事件或者一个目击者告诉朋友的事件本身，也超越了地理狭隘的限制。

因此，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报纸阅读者而言，即使很遥远的事件不仅能够在地理上，而且能够在时间上产生超越一同时一般都能记住。对于这种共同记忆的形成，必要的条件不仅仅包括承受得起的大众传媒的大量供应，以及人们同样巨大的需求。这还不够，由于人们阅读的书籍千差万别，这导致仅在作者与特定书籍为数不多的读者之间形成了共享记忆。只有当大部分人都读了同一本书和同一份报纸的时候，人们才会从相同的信息源中构建出共享的记忆。这不仅仅适用于报纸，也同样适用于广播和电视。当国民仍然只能收听数量有限的联网广播，或者只能收看有限的电视台时，广播和电视的晚间新闻节目中播报的新闻就成为了我们社会共享的共同记忆的基础。著名新闻节目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可以在每次节目结束时说“事实就是这样”，因为大众将以这样的方式记住它们。

至于这种广泛共享的共同记忆是好是坏，各方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随着人们都看相同的报纸，收听相同（或非常相似）的广播，通过对世界的共同理解，人们能够增进彼此之间的交流。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在多样性如此有限的信息基础上，人们形成的对大事件的记忆将会非常狭隘。

不过双方都同意一点，那就是，对高度受限的信息供应类型如此集中的需求会限制信息的传播量，而正是信息形成了共享记忆的基础。如果大多数人都只看一种报纸，或者只看一个电视频道，那么得以传播并最终进入共享记忆的事件只会更少，而不是更多。最终结果就是，在出版物与广播市场集中化的传统世界，获取外部记忆依然很昂贵一对于接收者而言，这种昂贵不在于金钱方面，而在于空闲的关注时间太少。除了极少数被报道的事件人们记忆深刻以外，对于大部分事件而言，能够形成共享记忆的只是个别情况，被遗忘才是常态。

当然，一些外部记忆并非广泛地散布在出版物或者广播中，而是作为个人的一种替代性记忆，帮助他们，其他少数人记住一个人写下的日记，写给一位朋友的书信，一家公司的会计账簿，或者是祖母的秘方。直到18世纪末，这种外部记忆在大多数地方仍然还非常昂贵，因此只有上层社会才拥有。

这一局面的形成，是否识字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纸张高昂的价格则是另一个原因。工业化的纸桨厂降低了纸张的价格，因此也使这种记忆变得更加便宜。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后果严重的隐藏的缺陷。纸桨厂生产的纸张不防酸，而且时间久了这种纸的破损也相对较快。写在这种纸上的文件，具有一种天生的自毁机制和一个自动的有效期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时候写在廉价纸张上的文档，今天保存下来的如此之少。因此，虽然19世纪比之前的年代产生了更多的外部记忆，但是由于多种条件的限制，长期的、能够承受得起的记忆仍然无从知晓。

19世纪和20世纪发明的模拟存储器（相对数字设备而言），对于改变这一局面作用甚微。

今天的青少年没有这么多的约束一他们数码相机中的记忆卡能存储几千张照片，而且用起来也很方便。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模拟世界，创建长期的记忆依然很昂贵。

快速地回顾一下外部记忆设备的历史就能发现，我的经历属于一般情况，而不是例外。在19世纪中叶，肖像摄影取代了大部分的肖像绘画；随着照相馆数量的激增，照相成为人们更能够承受、更容易接触到的事情，在需求比较集中的城市地区尤其如此。随着照相的兴起，最早的印象派画家只好试图去捕捉观看者的感觉，而非某个人物或风景的清晰外观（因为这是相机的优势）。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赞赏捕捉视觉记忆的普及。

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写道，“我们肮脏的社会已急不可耐，像自恋的那喀索斯附体一般，急不可耐地对着金属碎片上自己琐碎的影像顾影自怜。”但是当时采用的摄影技术银版照相法也并不便宜。这些“耐久的纪念品”，正如它们在18世纪50年代登的广告那样，当时价格在50美分到10美元之间，相当于今天的100美元到2000美元（按2006年的货币换算）。这在当时需要花费一名英国工人一个星期的薪水。此外，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底片，银版照相法拍摄的照片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也就无法复制。几十年之后，福克斯·塔尔伯特的纸摄影法采用底片，取代了银版照相法。这才使伊士曼·柯达在1888年发明了普通版照相机，所以人们才能够使用相机创建他们自己的视觉记忆。之后在1901年，又出现了大受欢迎且极其便宜的柯达布朗尼箱式相机。人们最终拥有了自己能够支配的技术手段，以极高的清晰度创建视觉的外部记忆。但那时流行的摄影仍然是黑白的，这一局面维持了几十年。

1900年左右摄影底片的价格是4美分一张（换算成2006年的价格，大概是5美元）这对于记录一个特殊的时刻而言，这个价格的确还算合理，但也不便宜。在一个社交聚会上拍十张照片并且洗印出来，按今天的价钱算大概需要花费100美元，而且这还不包括相机本身的花费。到了20世纪40年代，黑白照片的价格，按今天的价钱算是一美元一张：可以承受得起，但当然还是需要花钱的。黑白摄影的历史与彩色摄影的历史非常相似。

一般人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接触到电影摄影机，但是那时的摄影机非常昂贵。二十年后，初级版的摄影机和投影仪的价格由于大量生产都降到了200美元左右（按今天的价钱换算），当然这还不包括最昂贵的部分一胶片。甚至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业余录像制作达到顶峰的时候，胶片依然很昂贵。一个小时长的录像（当然是没有声音的）在美国的许多地方都要花费大约300美元。在这么高的一个价格上，人们不可能像几十年前使用相机抓拍特别事件与非凡时刻那样，在他们使用电影摄影机和胶片捕捉什么事物之前肯定会三思而行。

磁带录音机的出现，让20世纪50年代人们才开始接触到这件新鲜事一将声音记录到磁带上，但就像使用工具去捕捉视觉记忆一样，记录声音在最初也非常昂贵。到了60年代，标准的磁带格式一如八轨式与紧密卡式，才使业余爱好者记录声音变得既普遍又可以承受。到了70年代，磁带仍然需要两三美元一盒，而且空白的磁带也是需要花钱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直到90年代末模拟音频时代结束为止。

模拟视频，与图像和声音相结合，遵循了当下常见的模式。最初它极其昂贵：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摄影机的价格按今天的货币换算大约需要5000美元。这种设备的价格随着时间在下降，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了大众消费者市场。电视机，如今这一家家必备的收看设备，随后在家庭中普及开来。磁带的价格也变得可以承受了。人们开始用磁带录下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事件，从特殊的事件到微不足道的事情。

然而，随着捕捉记忆的设备与媒体的价格的下降，以及能够捕捉的记忆容量的激增，之前那些隐藏着的代价开始显现出来。有了几十万张的照片与大量的磁带录音，以及随后出现的大量录像带，有效地提取记忆成了一个问题。如果用户想要提取他们制作的外部记忆，他们必须花费时间将照片贴在相册里，或者至少将它们整齐地放在信封或者盒子里。对于哪些内容存储在哪些磁带中，他们必须保留准确的记录，并且每当作了任何改动之后都需要更新记录。这绝非小事。

毫无疑问的是，人们捕捉并记录在各种类型外部记忆设备中的信息量，在最近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在模拟时代，有效的记忆既复杂又耗时，因此也很昂贵。记忆仍然比遗忘要困难许多。

自人类早期开始，我们就已经尝试记住并保存我们的知识，将其存入我们的记忆中，同时我们也已经设计了众多的设备与装置来帮助我们记忆。然而，千年以来，遗忘仍然比记忆更简单，成本也更低。

■ 取舍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