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2、3]《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赵新林、张国龙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4]天津《益世报》1937年7月30日。

[5]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7月31日。

[6]《南开大学校史·大事年表》，南开大学档案馆档案。

[7]《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转引自《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据时为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在《被日寇洗劫的南开大学》一文中回忆：当时学校已放暑假，师生大多已离校，“7月28日夜间，留守在校舍的有杨石先和我，还有几位职工。29日凌晨1时，我们听见多处的枪声，拂晓，驻在海光寺的日军开炮了。第一炮打河北省政府，第二炮打南开大学。接着就是对南大各建筑连续的炮轰。”（《中国现代史料选辑》第5册，上册）。

何以日军面对中国守军的进攻的同时还要拿出精力炮击、轰炸南开校园呢？除了日军华北驻屯军指挥部所居的海光寺，位于南开大学与中学之间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日军需在附近展开火力以保指挥首脑安全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南开大学师生长期积聚的嫉恨。早在192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赴东北考察时，亲见日本人经营满蒙之精心与野心，“今东北各省陷于危局，而我国人士能言之、知之者鲜”，本着“匹夫有责之义”，回校后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为“东北研究会”），组织教授赴东北调查实况，搜集资料证据，开展学术研究，并利用其成果教育民众，提醒军民注意日本人之野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开“东北研究会”编写了20万言的《东北经济地理》，系统介绍了东北各省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地理，作为南开大、中学必修课教材，令学生“加深了解何以东北对祖国是那样重要、神圣”。之后南开大学一直作为天津抗日救亡运动中心，与日军、汉奸展开长期或明或暗的斗争，从而播下了日本人仇恨的种子，一旦战争来临，南开首当其冲地置于日军炮火之下，也就不感意外了，南开大学遂成为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第23页，郭建荣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8]据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陈岱荪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南下，并在长沙办临时大学，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刚到长沙时住在圣经学校，是教会办的，在长沙西门外。为什么叫“长沙临时大学”，因为在抗战前两年，清华已感到北京这个地方有危险，所以停止建设一座大楼，把这个钱拿出来，在南方找一个根据地，以备后患。选中了长沙，在岳麓山底下，是乡下，那是个空旷的地方，投资大概30万块的样子，那时30万块钱很值钱。1937年战争爆发时，那个房子还没盖好，里面没整修，恐怕还得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用。在南京，几个校长开会的时候，认为这个地方既然有清华那个底子在那里，几个学校搬到那去，几个月后就可以利用，所以决定搬到长沙。临时这几个月怎么办呢？就看看长沙有什么房子可以利用。到长沙一看，有个圣经学校。因为是打仗，他们人都散了。当时就说把这个圣经学校给租下来。圣经学校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主校，就在长沙，另外一个是分校，在衡山底下，叫圣经暑期学校。夏天他们到那去，可能是嫌长沙太热了。我们两边都租下了，主要是在长沙西门外。在长沙只有半年。到长沙后，文学院是在衡山底下的那个圣经学校，法学院是在长沙，我是在长沙，金岳霖先生等是在衡山，两个地方。（见王中江《金岳霖其人其学访问记——陈岱荪先生访问记》，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9]郑天挺《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载《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0、12]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载《北大旧事》，陈平原夏晓虹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11]《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13]《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第18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14、15]《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6]单士元《中国营造学社的回忆》，载《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2期。

[17、19、21]《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18、20]梁从诫《北总布胡同三号——童年琐忆》，载《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22]清华学校的建立要追述到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之变”。这一号称“扶清灭洋”的运动，在慈禧太后暗中唆使鼓动下，导致中国境内许多外国传教士被杀，教堂被焚毁。最后的结果是，八国联军（德、英、法、美、俄、日、意、奥）纠集在一起向大清国发动战争，并打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率王公大臣仓皇出逃西安避难。1901年（辛丑），清政府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八个国家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付清），其中美国分赃三千二百多万两。七年以后（1908年），美国国会认为中国的“庚子赔款”，美国索取“实属过多”，从而通过了把“额外”赔款逐年退还中国以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的议案，俗称“退款办学”案。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二十三日，外务部、学务部以“会奏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上奏朝廷。说：“此项赔款，业于宣统元年正月起，按照议定减收数目逐月摊还，在彼既已实行，则选派学生一事，在我自应举办，以昭大信。”

于是，这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留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同年8月，外务部和学务部一同奏准，由内务部把北京西北郊圆明园旁一座荒芜的皇家花园——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修缮使用。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迁入清华园，并将校名定为清华学堂。4月29日（旧历四月初一），清华学堂正式开学，清华历史由此开始（此前以“游美学务处”名义已输送三批学生赴美，梅贻琦、胡适分别为第一、二期赴美留学生。）。后来，学校把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校庆日。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但办学宗旨、学制、课程设置并未变动，仍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因而1914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并到清华学校参观后，“给了一个批评，就是：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

[23]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载《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24]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载台北《清华校友通讯》，新32期，1970年4月29日。

[25]吴宓（1894——1978），字雨生，又字雨僧，陕西泾阳人。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17年赴美留学，初进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获学士学位，继入哈佛研究院，师从新人文主义美学大师白壁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攻研哲学，1921年获硕士学位。当此之时，与其在哈佛共读并友善者，还有中国的陈寅恪、汤用彤等，因吴、陈、汤三人学业成绩超群，故有“哈佛三杰”或“三剑客”之称。至于这顶帽子是别人给戴上还是自己扣到头上，似无确切的说法，但三人作为一个优秀的小群体为众生所瞩目，当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在哈佛就读且与“三杰”友善者，还有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以及梅光迪、张鑫海、林语堂、楼光来、顾泰来等人，此等人物大都拿到了硕士、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学术界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1919年10月，梅光迪受南开大学之聘归国任教，一年后受他的同学好友、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的哲学博士、时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刘伯明邀请，转赴南京高师兼东南大学任英国文学教授。1921年7月，吴宓受梅氏举荐，回国出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教授，讲授“中西诗之比较”等课程，自此开中国比较文学先河。按当时规定，清华留美公费生为五年学制，吴宓本应继续学习深造，一举拿下博士学位，可他经不住梅氏的蛊惑，还是决定提前归国了。按吴宓的女儿吴学昭的说法，“他实在是太关心中国文化的命运了，迫不及待地回国参加弘扬民族文化、沟通中西文明的战斗。”（《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也就在这一年9月，陈寅恪离美，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吴宓回到国内至上海两周后的1921年8月，即与陈心一女士结婚，自此开始在起伏跌荡、飞转升腾的爱情与婚姻旋涡中打起滚儿来。1922年初，吴宓同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骕等一帮志同道合的留美学者共同创办《学衡》杂志，吴出任总编辑，这个文化团体，时人称之为“学衡派”。

此时正值国内新与旧、传统与西洋文化交织争斗的关键时刻，学衡派的知识分子成了专一和陈独秀、胡适为首的号称新文化派作对的一个学术团体。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反对胡适否定传统文化，搞另类文化，以梅光迪为最早。梅和胡适是安徽同乡，二人关系很好，并以兄弟相称，常在通信中讨论学问，梅对胡很是钦敬。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开始以朋友的口气讨论、相劝，但无效。二人关系越来越僵，说话的口气也越来越生硬，往来书信中渐渐夹杂着火药味道。胡适回国后，得到一批知音，特别是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北大教授支持，声名大噪，剑锋所指，大有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之势。此举令哈佛相当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为之愤怒，张鑫海曾愤然曰：现在我们“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到了1922年《学衡》创刊后，很快云集了一群文化精英与宏通博学之士，除了吴、梅与胡先骕三人，尚有刘伯明、吴芳吉、刘扑、易峻、曹慕管、张鑫海、李思纯、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郭斌酥、马宗霍、汤用彤、黄华、萧纯棉、柳诒徵、徐则陵、张其昀、王焕酥、徐镇颚、束世澂、向达、刘永济、刘盼遂、林损、王易、王浩、黄节、刘善择等。另外还有大师级人物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均为《学衡》撰稿人，其阵营与声势可谓浩大壮观。为此，倒胡的积极分子梅光迪曾在《学衡》创刊号上发表战斗檄文，引春秋时楚国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子能覆楚，我必复之”，准备与《新青年》周围的陈独秀、胡适、周豫才（鲁迅）等另类文化派来一番“鏖战”。

其后的十余年间，学衡派与陈、胡领导的《新青年》派展开决战，两派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争论都围绕着这一个大的战线展开，即如何对待祖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一概打倒，还是甄别优劣，优者保存继承，劣者扬弃的问题；对西洋文化是盲目崇拜，臣服在地，全盘引入，还是有区别地明白辨析，审慎取择，供我所用的问题。学衡派号称要以“论究学术，阐述真理，倡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为宗旨；以陈独秀为首的另类文化派则倡导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吃人的礼教文化一概打倒，并云：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槌碎，烧去！等等。

对以梅、吴、胡先骕为首的学衡派之行为举动，当时和之后的社会人士有毁有誉。毁者，斥其为保守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逆历史潮流而动，在死路上爬行。誉者，称其不随时尚为转移，挽中国文化狂澜之既倒，为继承绵延优秀传统文化血脉作了重大贡献云云。道不同，不足为谋。两派的大多数中坚，直到死都未能与对方和解，吴宓更是如此。当时的周氏兄弟对吴宓与学衡派人士不以为然，周作人指斥学衡派为复古主义；鲁迅亦为：“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鲁迅《估＜学衡＞》）周氏兄弟的文章，当时反响并不是太大，只是令鲁迅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文章竟在半个世纪之后的“文革”时期，给上海的一个写作班子“石一歌”提供了炮弹，以余秋雨等学者组成的“十一歌”，借此对学衡派人物一顿猛烈开炮，指斥整个学派“对新旧学问都是一窍不通的”，并扣上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合的复古逆流“遗老遗少”以及“穿西装的卫道士”等等几顶颇为吓人的帽子，大有让其遗臭万年之势，为此吴宓等人倒了大霉，成为批斗整治的对象。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此处主要叙述吴宓到清华园的情形。据云，当时东南大学管理完善，学风甚好，学生颇为上进，为各方所瞩目。吴宓在日记中载：“又适为东南大学前后多年优秀之两班学生”正为自己所教，乃深受鼓舞，“以东南大学学生之勤敏好学，为之师者，亦不得不加倍奋勉。是故宓尝谓‘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的三年中，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者，不仅以宓编撰之《学衡》杂志能每月按期出版，亦以宓在东南大学之教课，积极预备，多读书，充实内容，使所讲恒有精彩，且每年增开新课程。”（《吴宓与陈寅恪》）由此可看出，吴宓当时确是意气风发，颇有一番作为的。

1923年下学期，由于一个意外插曲，使吴宓最终与清华结下了渊源，也使他的事业达到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高峰。这个插曲的制造者就是后来在文坛大名鼎鼎且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治华，也就是后来颇有文名的梁实秋。

这年下学期开学之后，清华学校高等科四年级（本年毕业留美）学生梁治华（字实秋）等几人到南京东南大学游览、参观，顺便听了吴宓的几堂课，梁为吴之风采和学问倾倒，回到清华后作出了积极反应。据吴宓日记载：“梁君本人，连听宓课两三日。适值宓讲授《欧洲文学史》，正至卢梭之生活及其著作。梁君回校后，即在《清华周刊》中著论，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又述其听宓讲卢梭课，宓预先写大纲于黑板，讲时，不开书本，不看笔记及纸片，而内容丰富，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清华今正缺乏良好教授，此人之所共言。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哉！云云。”

梁实秋的文章发表后，在清华引起了较大反响，也引起了立志改革，正准备办国学研究院的校长曹云祥重视。鉴于东南大学俊彦云集，士气高昂，整个学校蒸蒸日上的态势，曹校长没有采取挖墙脚，强行将吴拉入清华的打算与行动，而是引而不发，静静地等待机会，想不到这个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1923年夏天，刘伯明代校长郭秉文主持校务，秋初赴湖南讲学；积劳成疾，10月27日陡感头痛，以后诊断为脑膜炎，医治无效，20余天后去世，年仅37岁。刘伯明的英年早逝，全校师生为之悲痛。吴宓曾撰一长联哀悼。据《吴宓日记》载：随着刘氏的溘逝，“事变纷来。本年（一九二四年）四、五月之交，校中宣布裁并西洋文学系。于是诸同道如梅（光迪）、楼（光来）、李（思纯）诸君，均散之四方。”此时的吴宓自然“亦处不可留之势，一再审思计议，卒于五月底，决然就聘奉天东北大学”，为英语系教授，主讲《世界文学史大纲》等课程。一直暗中关注吴宓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在得知东南大学变故与吴宓人生转折后，适时向吴伸出了橄榄枝，吴接到聘书自是心中欢喜，乐意回母校任教。待一个学期结束，吴宓便决然地离开东北大学，来到他曾生活过八年的清华园，开始了一生最为辉煌的事业。作为研究院筹备处主任的吴宓为了实践新的办学宗旨，特别提出并通过了聘任教授及讲师的严格标准：（1）受聘者必须具有中国文化之全部知识。（2）必须具备正确和精密的科学研究方法。（3）熟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果。（4）愿意和学员亲近、接触、热心指导，期其于最短时间内学到丰富的知识和治学方法。此一标准不可谓不高，而吴宓也确实是以此高标准聘请到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位教授和讲师李济。其标准和操作过程令后人为之钦佩的同时，也为一个大师消失的时代至堪扼腕。

[26]《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27]《王静安先生年谱》赵万里编载《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1928年4月）。

王国维受清华之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生活所迫与溥仪“小朝廷”的喧嚣混乱。据顾颉刚回忆，最早推荐王国维至清华是他向胡适提出的。顾在《我是怎样编＜古史辩＞的》一文中说：王国维“以南书房行走的名义教溥仪读中国古书。溥仪出宫，这个差使当然消失；同时，他又早辞去了北大研究所导师的职务，两只饭碗都砸破，生计当然无法维持。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于这年（1924）十二月初写信给胡适，请他去请清华大学校长曹某，延聘王国维到国学研究院任教。胡适跟这个校长都是留学生，王国维又有实在本领，当然一说便成。”

从胡适保存的资料看，顾说不妄，有书信为证。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静安先生清宫殿俸既停，研究所薪亦欠，余月入五十元，何以度日。曾与幼渔先生谈及，他说北大功课静安先生不会担任，惟有俟北京书局成立时，以友谊请其主持编辑事务。然北京书局不知何日能成立，即使成立而资本有限，亦不能供给较多之薪水。我意，清华学校既要组织大学国文系，而又托先生主持此事，未知可将静安先生介绍进去否？他如能去，则国文系已有中坚，可以办得出精采。想先生亦以为然也。清宫事件，报纸评论对于先生都好作（多）尖酸刻薄之言，足见不成气候的人多。”《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手稿本，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由此看出，顾信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甚至酝酿前，说是他首先向胡推荐王国维入清华并不为过，而从胡与曹云祥书信来往可知，胡正式荐王任教国学院都在此信之后。但从整个过程看，荐王之头功，还属于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有“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迁幽居”的诗句。按陈的弟子蒋天枢解释：陈诗中的前一句，来自《昌黎集》嘲鲁连子诗，诗云：“鲁连细而黠，有似黄鹞子。田巴兀老苍，怜汝矜爪觜”。胡适乃安徽绩溪人，盖胡怜王氏之身世处境，荐入清华也。（《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

另，当时住在天津张园的溥仪，身边一帮旧臣随从仍阴魂不散，相互倾轧，斗法争宠。与王国维亦师亦友的罗振玉在角逐中渐渐败下阵来，不再受宠。而郑孝胥等一帮孤臣孽子借此得势，开始在“皇上”身边出谋划策，发号施令，整个张园“小朝廷”充满了无休止的争论、表演、欺骗与榨取，在这种污浊的环境之下，已被折腾得晕头转向的逊帝溥仪，整日沉浸在一连串的热闹、烦躁、激动、梦想、失望、希望、滑稽之中不能自拔。耳闻目染这种环境和人事，王国维大为苦恼，于是较痛快地答应了清华之聘。此事在王氏给友人蒋汝藻的信中可见得分明：“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南按：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慢，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蒋汝藻回复曰：“顷知已毅然决定，为之颔首不置。从此脱离鬼域，重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几篇有用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王国维全集·书信集》，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或许，王国维这一无奈中的选择，不只对他自己是个解脱，对中国文化而言亦算是一个大幸运吧。

[28]《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9]《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30]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贰陆》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31]《胡适的日记》，第3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32]孙敦恒《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载《吴宓纪念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33]转引《主角与配角》，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34]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载《梁实秋散文》，第一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

[35、36]《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37]《梁任公先生演讲词》，载《清华周刊》，第20期，1914年11月10日。

[38]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据云因倾慕明末清初顾炎武之行事、志向，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国学造诣极高，以能文善论著称于士林，被时人誉为最著名的国学家与金石家。此人对时势政治亦特别感兴趣，堪称革命家，为当时文坛政界备受瞩目的名士。其受业弟子多一时俊杰，如著名的钱玄同、黄侃、沈兼士、胡以鲁、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许寿裳、沈尹默、马裕藻、吴承仕、黄子通、刘文典等。由于弟子之多之出众，章氏大有天下儒林盟主之势，更受社会各界所重。当年袁世凯称帝，惧其凭借在学界身份和地位，以言论惑众煽乱，遂禁章于京师龙泉寺，欲杀之。内史监阮斗瞻慕章之才华，不忍，欲救之。乃谓袁皇帝曰：“武曌读骆宾王之檄布，犹许为人才，燕王受方孝孺之口诛，尚欲其不死。章之文章学术不可多得，无罪而戮之，公之智岂下于燕王、武曌乎？”袁动容，乃止。（陈赣一《新语林》，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南按：方孝孺终被燕王朱棣所杀。）

侥幸捡得一命的章氏仍性情不改，继续从事他的学术与政治主张，只是后来思想和学术眼光越来越僵化死板，尤其在对待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问题上，更是顽固不化，终被时代所淘汰，后来他的弟子也造起反来。据董作宾云：章太炎是那些不相信甲骨文并抨击对其进行任何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龟甲刻文不见于经史”；而龟甲乃“速朽之物”，不能长久，焉能埋于地下三千多年不腐烂；“龟甲文易作伪”，是最不可信的。他还说罗振玉“非贞信之人”，那末他流传的甲骨文也不可信。（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出版）同时，李济也说道：“本世纪（20世纪）头二十五年里，甲骨文在收藏家心目中之所以重要，主要因为这些骨片上发现的契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它们受到宗教式的尊敬，一些中国的古文字学家把它们视为中国古代最神圣的文字。但也并不是没有不同的看法的。这一时期的经学名家、古典音韵学大师、革命家并为孙逸仙博士的朋友的章炳麟，就认定甲骨文是以罗振玉为首的一群江湖骗子伪造的假古董。”（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的重要性》载《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关于章氏弟子造反事，李济举例说：有一件逸事有趣地记述了关于章太炎对待这些古代遗物，即殷代甲骨文的内心感受：‘在章太炎作生日那天，他的弟子黄（侃）季刚送了一份礼物，是用红纸包扎着的长方形东西，看去像一盒子点心。过后章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罗振玉写的四卷本《殷墟书契前编》。……’逸事的结尾仅提到，他弟子的这份礼物没被掷掉，被放置在自己的床头枕边。很显然他真的读了这些被他认为应判罪的假文字。”但据李济说，“章的看法，在安阳科学发掘证实这些新发现的甲骨卜辞存在后，仍未改变。”（《安阳》，李济著）

[39]关于陈寅恪放洋十数载未得学位而独得学问事，学界坊间多有赞赏者，但岂不知正是没有博士这顶帽子，才让好友吴宓“费尽力气”。可以想象，陈氏倘有一顶博士帽戴在头上，清华聘请事应该更加顺利，至少无需举荐者多费口舌，赵元任、李济都是极好的例子。据云，陈氏应清华之聘，除了吴宓竭力相荐外，还得到了王国维与梁启超的赞许与鼎力相助。

王国维与梁启超皆陈家旧识，王国维与陈寅恪均受过晚清大学者沈曾植（1850——1922）的指导与影响。沈是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学识渊博，早年通汉宋儒学、文字音韵，中年治刑律，治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并研究佛学。又究心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欧。余事为诗，郑孝胥、陈衍推他为“同光体之魁杰”，诗篇有《病僧行》等。工书法，由帖入碑，结体险峻，用笔生辣，生拙高古，奇趣横生。著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等几十种。1915年，王国维经罗振玉引识沈曾植，后二人情谊甚笃。沈为寅恪父执，与陈三立酬唱密契，作诗吟赋，共为“同光体”诗派领袖。寅恪作为晚辈亦对沈抱极大崇敬，向其求教问难。陈寅恪后来从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与沈之影响颇有关系。通过沈氏这一中介，王国维与陈家相识相交并成好友。陈寅恪游学巴黎得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即得王国维作书引介（伯希和氏曾把敦煌藏经洞的经卷运出国外，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但作为汉学家，曾在傅斯年的帮助下，于1935年到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现场等地作过考察）。

梁启超不仅是陈家旧识，且与寅恪祖父宝箴、父亲三立、长兄衡恪祖孙三代交谊笃厚。据《民国人物碑传集·陈三立传略》（吴宗慈，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出版）载：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因中年于金陵筑散原精舍，故以“散原”为号。清光绪八年乡试中举，光绪十二年进士及第，在京师以主事分吏部行走。此时朝廷部吏弄权，成积重之势，吏部尤甚。而父亲宝箴颇有政声，名扬海内，三立遂决定辞官随从父亲，亲侍左右，并藉与当世贤士大夫交游，讲文论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宝箴诏授巡抚湖南，一切新政，裒然并举，“一时贤哲如朱昌琳、黄遵宪、张祖同、杨锐、刘光弟辈，或试以事，或荐之于朝。又延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等，创立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之属，风气所激厉，有志意者，莫不慨慷奋发，迭起相应和。于是湖南士习为之丕变，当时谈新政者，辄以湘为首倡，治称天下最。凡此为政求贤，皆先生所赞识别勷而罗致之者也。”

1897年，也就是戊戌变法（1898年）的前一年，已有才名的梁启超受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与其助手陈三立之聘，出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从此，梁氏与陈家结交，有机会对祖籍义宁的陈氏家学有所了解，并极为崇敬。据云，1924年，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去世，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东面小山，梁启超曾想让陈三立为之书写墓碑文，后因故作罢。

正因为陈寅恪与王、梁二人有如此渊源和交情，后者为其进清华园助力当是合乎常情与人情的。据清华研究院第三届学生蓝文徵回忆，当年梁启超曾亲自向校长曹云祥面荐过陈寅恪，当时的情形是，“曹说：‘他是那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载台湾《传记文学》1970年16卷3期）陈哲三是蓝文徵的再传弟子，关于梁曹对的故事，是陈从蓝处得来的，因而有人谓“颇具小说家之描述”，只能“为一种传闻”，不能全部置信。其理由是到了陈哲三氏这里，与梁曹已隔三代，时间久远，难免有以讹传讹之嫌，即使真有此事，也多有演义，致使后人难辨真伪了。如同顾颉刚氏搞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一样，年代越往后，编造的成分越大，色彩越浓，当年清华园中的梁曹对亦当如此吧。

[40]《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另据吴宓晚年《自编年谱》云：吴于1918年秋到哈佛大学后，与初到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俞大维相识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后又与进入哈佛就读的陈寅恪相识。俞与陈是姑表兄弟，此前“俞大维君又多称道其姑表兄义宁陈寅恪君之博学与通识，并述其经历。诗人陈伯严先生（名三立），前夫人罗氏，生长子衡恪（字师曾），诗人，画家。继配夫人俞明诗（俞大维之姑母，能诗）。生（二、三、四，虚，无）五子隆恪、六子寅恪、七子方恪（字彦通，能诗，而狂放佻达），八子登恪，留学法国，撰有《留西外史》小说。（宓按，陈寅恪君一八九〇年庚辰年生。年十一（吴学昭按，此处疑为年十五之误。南按，应为年十三。）留学日本。两度游学欧洲，先居巴黎，后再赴欧洲，今始到美国。一九二五年，由宓荐，清华聘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月薪四百圆，乃回国。计其在外国留学之时期凡十八年，与玄奘同。）宓深为佩仰。”（转引《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当吴宓向曹云祥举荐陈寅恪时，陈仍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和佛经。1925年2月16日，吴以曹云祥校长的名义致电柏林，陈有过迟疑，后决定就聘，但言不能即刻到校。据吴宓日记4月27日载：“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为此，吴宓感慨道：“介绍陈来，费尽力气，而犹迟疑，难哉。”于是，吴再致电陈寅恪劝说。此后，吴、陈之间电报频传，往返协商。6月25日，吴在他的日记中又出现了“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之语。同年8月14日，吴宓再记道：“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面对陈的困难，吴宓几次面谒校长曹云祥，请求予以设法资助，最后曹校长同意先预支薪金数千元，兑成美金汇至柏林，陈寅恪得款并料理一切事务后，于同年12月18日由马赛起程回国，直到次年7月7日方到京。

据云，除陈寅恪外，吴宓还向曹云祥荐介了柳诒徵、张尔田两位前辈和汤用彤、楼光来几位哈佛同学，皆学界一时之名流，不过作为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并无人事决定权。陈寅恪之来校，都令吴感“费尽气力”与“难哉！”而介荐的另外几人就更难上加难了，其结果是皆成梦中之花。当陈寅恪到校时，吴已辞去研究院主任职，改任新制大学部外文系教授。

[41]赵杨步伟《四年的清华园》，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4期，1965年10月。

赵元任（1892—1982），字宣重，江苏常州人。清著名学者赵翼（号瓯北，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著作）是其六世祖。宣统二年（1910年）十八岁时考中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该批留学生在全国400多名投考者中录取70名。从当年金榜题名、后来成为著名气象科学家竺可桢保留的一份原始发榜名单看，江苏震泽县的杨锡仁排名第一，赵元任名列第二。全体留学生中，后来在社会上名气较大的有：张彭春，排名第十；沈祖伟，第十三；竺可桢，第二十八；胡宪生，第四十三；胡适，第五十五；胡达，第五十七；周仁，第六十七。处于古代科举考生“孙山”地位的最末一名是浙江平湖的张宝华。至于谁是“名落孙山”者，已不可考。

又，杨步伟文中所说的张彭春（字仲述），乃著名的南开大学校长、教育家张伯苓之弟。1910年，张彭春与赵元任同期以第十名的成绩考取庚款二期生放洋留美，在克拉克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文学、欧美现代戏剧。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为杜威的得意门生，此后在美国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指导。1916年归国，任南开中学部主任，并兼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开始了他在天津的话剧创作活动。周恩来、万家宝（曹禺）等均为南开新剧团张彭春的学生。同年10月，南开新剧团公演了张彭春在美国创作的《醒》。1919年张彭春再度赴美国攻读哲学，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离美，赴英、法、德、丹麦等国考察。1923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26年因与校长曹云祥、吴宓等派系矛盾致发展到相互倾轧，你死我活之不能容忍地步，被迫辞职回天津任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代理校长，兼南开大学教授，协助其兄发展南开教育事业，抗战爆发后从事外交活动。

[42]载：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载台北《传纪文学》1962年，第1卷第5、6期。

[43、44]《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45]李济《我与中国考古工作》，台北《新时代》，创刊号，1961年。

[46]《王国维遗书》（5），载《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出版。

[47]关于李济没有成为“五大”的原因，据192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的第二届研究生戴家祥说，李济当时正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事宜，在时间分配上，考古发掘占相当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300元，清华每月发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陈、赵“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参见戴家祥《致李光谟》，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另据戴家祥信中云：当时的清华研究院有王、梁、陈、赵等教授四人，各有工作室一间，助教一名。李济同样得到了一间工作室，一名助教的待遇，其助教是第一届毕业生王庸（字以中）。根据院方安排，研究生可以直接找导师谈话。因清华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给个特别讲师的帽子戴在头上。想不到这“教授”与“讲师”两顶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与不解。

另一种说法是，当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荐李济时，曹一开始欲聘李为研究院专职教授，与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个“五大导师”，即当年西蜀霸主刘备手下“五虎上将”的阵营，并借助“五虎”的实力与名气，以威天下。但当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奉命与李济接洽后，发现情况并不如曹校长所想的那样简单，对田野工作特别倾心的李济，因此前与毕士博已经签约，不太愿意完全放弃在弗利尔艺术馆考古队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其回母校效劳的机会，对是否到清华做全职教授犹豫不决，他向吴宓提出的公开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与指导之事”。此两难情形由吴宓禀报曹云祥，经过曹、梁、吴、丁等人共同商谈，认为李济虽然年轻，但毕竟是中国第一位攻读人类学的“海龟”，其学术前景不可限量，决定采取让李济一担挑的方式两头兼顾，聘为特别讲师。丁文江更是不遗余力地对李劝说，认为清华研究院的工作性质与南开毕竟不同，在南开是纯粹的教书，而在清华则以研究为主，所带学生不过几人而已，谓李“不要放弃作第一手科学研究的机会”云云。李济听了丁的劝导，遂欣然就聘。此情形在《清华周刊》第345期“新闻”栏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来校，与吴宓博士晤谈。闻校中拟请其任教授，惟恐有碍Bishop（毕士博）先生方面之考古事业，则李先生暂任讲师云云”。另吴宓在日记中也有如下记述：“下午二时，李济如约来，愿就聘。以特别讲师为宜。”据清华国学研究院院史研究专家孙敦恒称，如此聘法是按当时清华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办事的，如此聘任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与李济一同去山西进行考古发掘的袁复礼，因先任职于地质调查所，来清华讲课，被聘为清华新制大学部地质学讲师。再后，著名学者梁漱溟、马衡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也是因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职教授。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赵元任此时已是正式入围“四大”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担任研究员，并兼任语言组主任后，再来清华授课，其头上顶的也是中文系讲师衔的帽子。

据清华档案馆所藏《研究院纪事》称，1927年6月，清华学校评议会在讨论李济函询其下年度待遇问题时，议决：“如毕士博方面仍续约，则本校继续聘李济为研究院讲师；如毕士博方面不续约，则本校聘李济为大学部教授。结果毕士博继续聘李济与之一同进行考古发掘，李济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讲师。”

关于这段公案，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后来有一补充推断：“可能李济教的是人类学、考古学，不被人们视为‘国学’，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则——这一点或许最关紧要，李济受聘入国学院时，年龄尚不足二十九岁，太不够‘大师’的身价了。当时的助教和第一、二两届研究生里，比李济年长好几岁的也不乏其人。尽管如此，他确是货真价实的导师，也是第一位以特约讲师身份任研究生导师的，这是有官方文件为证的。对此，季羡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岁诞辰的座谈会的发言中明确提到，“成立时的导师应是五位，其中李济之先生当时的职称是讲师，但他属于五位导师之一。”李光谟在分析了几乎与孙敦恒所述清华的聘任制度之后，又说“看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终其‘一生’（四年之久），也仅仅在第一批导师中有四位是教授衔的，称他们为‘四大’，也的确是实至名归。”（李光谟《“好像刚出笼的包子”——记李济二进清华园》，载《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或许，这便是李济没有被后世誉为“五大”之一，而只称“五位”之一的缘由和内情吧。当然，那时的李济并不知道日后会为“几大”问题产生如此繁乱的纠葛与争论，他只是带着自己的兴趣与志向满怀激情地走进了清华园。

[48]袁复礼（1893—1987），字希渊，河北徐水人。1915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在伯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生物学、考古学和地质学，1920年获硕士学位。1921年10月回国后，入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在此期间，随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参加了河南“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1923年5月至1924年8月，在甘肃作地质调查，对中国石炭纪地层划分和古地理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与李济赴山西省西阴村遗址发掘。1927-1932年，袁作为成员之一参加了由中、瑞双方合作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到西北考察，并任中方代理团长3年（瑞典方面团长是斯文赫定）。在长达5年的蒙新地质考察中，全靠骑马、步行，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1928年在新疆吉木萨尔县三台大龙口首次发现了水龙兽、二齿兽和袁氏阔口龙等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称赞，为此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勋章”。1932年，参加创办了清华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和系主任。1937年后，在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为中国地貌和第四季地质学的创始人。

[49]就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事宜，毕士博代表弗利尔艺术馆，曹云祥代表清华学校共同商订如下协议：

（一）考古团由清华研究院组织；

（二）考古团的经费大部分由弗利尔艺术馆承担；

（三）报告用中文英文两份：英文归弗利尔艺术馆出版，中文归清华研究院出版；

（四）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暂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永久保存。”（见清华国学研究院档案）

[50]张光直《对李济之先生考古学研究的一些看法》，载《李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系列活动》（资料），李光谟编，手稿1996年6月。

[51]《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52、53、54、71、73、74、78]《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55]此次茶话会没有吴宓在座的原因，是由于吴已辞研究院主任之职，由梅贻琦兼理。吴宓辞研究院主任之职，情形颇为复杂，但总体而言是清华的吴宓一派与教务长张彭春意见不合，相互倾轧导致的。当时的张彭春与胡适、赵元任等庚款二届留美同学往来密切，与学衡派成员或支持学衡派者则成对立状态，想当初吴宓进清华乃学校正急需人才之时，且是曹云祥校长一手促成，作为教务长的张彭春与“暴得大名”的胡适都不好从中作梗，于是乃有了吴宓顺利到来并成为研究院主任的机缘。但自吴主持研究院工作后，情形就变得复杂微妙起来。在校长曹云祥行将出国之时，荐张以自代，因长期在校政施教方面不合，吴宓和张彭春彻底决裂，成为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由于派系的成见，吴与胡适、赵元任的关系也越来越生硬。当时深受校长曹云祥器重的张彭春，正在青云直向，一飞冲天之际，并不把吴宓放在眼里，并认为吴宓的为人为学是不值一提的，在人前人后很不应该地表露出轻视意味，这一点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出。1925年10月22日，吴宓初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不久，正在志得意满之际，受邀为清华普通科学生作“文学研究法”讲演，万没想到的是，讲完之后，却被张彭春借机当场讽刺戏弄了一顿。为此，吴觉得自己“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言辞中见出吴宓的书生本色，也透出他处境的尴尬与内心的痛苦。

1926年1月19日，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校务会议举行临时会议讨论研究院事务。张彭春和赵元任，李济主张研究院只任专门研究，不容纳普通国学。赵元任同时主张“研究院为大学院，先办国学，久后乃设科学”等等。吴宓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异议力争，王国维初无意见，后亦附张，校务会议最终否定了吴宓意见。研究院同学会代表全体师生为此发表了《宣言》，以“破坏研究院”等语句，对张彭春等给予指责，同时指责吴宓保护研究院不力，在全校师生中引起震动。在双方的挤压下，心情焦虑的吴宓被迫表示提出辞职。这个时候，吴、张两个派系的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余地，其情势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绝无缓和并肩共事之可能。

吴在表示辞职的同时，张彭春的所作所为也引起了校长曹云祥的警觉与吴派盟友和研究院学生的强烈不满，借此机会，吴派联盟决定实施绝地反击，一举将张彭春斩于马下。在斗士王祖廉、庄泽宣、徐然三位资深教授的公开操纵、指挥下，清华学校爆发了要求张彭春去职的学潮。在一片人喊马叫的吵闹、混乱声中，不知如何是好的曹云祥听从了身边谋士与号称世外高人的指点，突然改变拥张的态度，决定令张即刻离校，越快越好。曹氏这一急转直下的姿态，令张彭春如同吃了一记闷棍，顿觉晕头转向，天旋地转，完全失去了回应和反击能力，只好甘拜下风，强忍怨恨，打起铺盖含泪向他的同派人物胡适、赵元任等话别，出走天津，回到他老兄经营多年的南开大学，以图东山再起。

张彭春在决战中滚鞍落马，令吴宓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张氏去职离校，如竟成事实，则实为权臣威加于主者之普通下场。各方反对虽烈，然已司空见惯，久已无足重轻。此次去张，纯由校长自决。而校长之为此，必自有不得已之原因，或缘大权旁落，恐驾驭为难；或张竟有图谋去校长而代之之举动，为所觉察，故而出此。诸人之谗言，以及宴会表示，不过适凑其机，校长亦乐于俯从而利用之耳。”（《吴宓日记》第三册，142页）

就吴宓的性情言，在学术教育界中，算不上一个热衷于派系争斗的人，只是被偶然卷入了这个圈子，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但吴毕竟不是个糊涂人，得胜之际，也心生惴惴，自起反思。1926年1月27日，吴在日记中写道：“念宓初无与人为仇之意，惟此次倒张运动，竟以研究院事件及宓之辞职，用为导火线，作为张氏大罪状之一，则宓所不及料，亦无术洗清者也。平心而论，张君仲述实有胜过诸人之处，允称清华办事惟一人才。……宓之卷入与张氏为敌之党，实亦不得不然者也。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宓庸碌，愧无能。直至此时，则更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而不与敌张氏者敷衍。语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盖若出身任事，卷入政治，则局势复杂，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其结果，不得不负结党之名，亦不得不为违心之事”。（《吴宓日记》，第三册。）此可谓吴氏一段切身体会领悟的惨痛经验，要独立不倚地做人行事，在这个世俗社会和利益纠葛的纷繁人群中，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此时的吴宓不但无法从这群乱的纠葛中抽身，且事态的发展已非他能预料，他虽有悯人之心，而人不我悯，不久即轮到了他的大尴尬、大狼狈。

1926年2月4日，张彭春离校的当天，在胡适派与张的铁杆心腹合力鼓动、组织下，清华部分师生集会游行，强烈要求学校当局挽留张氏，并对校长曹云祥是否包藏私心大加指斥、攻伐。至次日，集会的师生强迫校方命所谓“反张元凶”王祖廉、庄泽宣、徐然三教授立即辞职，否则此事将继续闹将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被列为“陪凶”的吴宓，此时正居于城内，得到心腹报告后，顿感大事不妙，“遂决久住京中，以避内潮焉”。（《吴宓日记》，第三册。）

2月21日，清华学生贺麟、张荫麟、陈铨向吴宓报告，言昨晚学生评议会又议决驱逐曹校长。3月6日，清华校务委员会在研究《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时，国学研究院原办学宗旨中有几条被改变或裁撤。是日吴宓记道：“惟念去年三月六日，研究院中，英文章程，方在大学筹备会中通过，而今年此日，复在委员会之《组织》大纲中取消之。由我作成，复由我手破坏。我乃如杀身自焚之蝉儿。因为顾大局，希望全校改良，协助钱（端升）、子孟（宪承）诸君，并愿以身作则之故，乃自在委员会中，将研究院主任之职位取消。如此高尚之心情，谁复谅解？”（《吴宓日记》，第三册。）同意裁撤研究院的办学宗旨，是校方向张彭春一派的妥协，而研究院的学生又因此质问吴宓：身为研究院主任，为何不为研究院争利益云云。

3月9日和10日，研究院学生出面约吴宓在教室谈话，双方不欢而散。11日，研究院学生会派吴其昌和杜钢百作为代表向吴宓递交要求其辞职的“哀的美敦书。”吴进退不得，乃以“研究院之性质及发展方向，已与宓所持之国学研究院之说完全反背”为由，向校长提出辞职请求，并另抄一份，送交研究院学生会。曹云祥正为张彭春辞职出走之事被部分师生搞得心烦意乱，见吴自动送上门来，正好借此机会给吴一刀，以平息张派的愤怒。于是，曹云祥不但立即批准了吴的请求，还把吴调离研究院，安排到大学部外文系任教授，研究院事务由曹本人“兼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留有光荣一面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吴宓生前身后久被人赞誉的辉煌，但最后还是被迫辞职。从吴留下的日记可知本人此时的心境，同时也显出即便如学术重镇之堂堂清华学校乃至象牙之塔国学研究院，亦并非理想的圣洁之地。此时的吴宓，就是在这种矛盾与相互倾轧的处境中搞得心憔神悴，最终如他在日记中所言“如杀身自焚之蝉儿”“以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事业”。

张彭春辞职离校后，改由梅贻琦任教务长，未久，又“兼理研究院事务”。自此，梅贻琦在清华崭露头角，终得大用，而吴宓的身影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消失了。

[56、57]戴家祥于1989年致李济之子李光谟的信。转引《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58]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出版。

[59]梁启超《给梁思成等孩子们书信十一封》，载《薪火四代》（上），梁从诫编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下同。

[60、62、63]《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61]叶德辉其人与被杀经过：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号郋园，又号直山。祖籍江苏吴县。太平天国动乱之时，其父叶雨村始迁居湖南，占籍长沙（后叶德辉读书岳麓书院时，又买了个湘潭县籍）。叶德辉出生于长沙，故自称是“半吴半楚之人”。年少时，曾一度弃学经商，又弃商就学。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与张元济、李希圣为同年，三人均分部主事，叶德辉到吏部不久便辞归湘里居住，以提倡经学为己任，与王闿运、王先谦为湘中三名士。叶德辉政治上不赞成相互砍头式的革命，在生活上沉溺声色，常夜御十女。1903年，他编辑出版《双梅景闇丛书》，含《素女经》等六种，道学家哗然，斥为淫书，而叶之名益著。1927年，时任长沙总商会会长的叶德辉对国民党北伐大为不满，对时兴的农民协会和“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更视为仇寇。对此，他送给农民协会一副对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横额是：“斌尖卡傀”（长沙方言）。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正因了这副对联，不赞成相互砍头式革命的叶德辉被农民协会的梭标队抓去，并在1927年4月11日砍了头。

关于王葆心其人与死因，可参见1927年6月15日，梁启超致信在北美的女儿梁思顺，告以王国维之死事，并涉王氏之死。信中说：“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对于梁氏之说，后世学者多有考证，但不得其详，王葆心其人其事可能系误传。

[64]《挽王观堂先生》，载《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65]《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66]关于王国维为何拖着辫子自沉昆明湖，后世臆测大致分几种：一为“愚忠殉清”说；二为“逼债”说（王曾与罗振玉合作做生意亏本，欠下巨债）；三为“惊惧”说（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四为“谏阻”说（以“尸谏”劝阻溥仪东渡日本避难）；五为“文化殉节”说；六为“妻妾出轨受辱”说。

王国维的亲家兼师友罗振玉认为是殉清而死，而清逊帝溥仪却认为是罗振玉逼迫而死。在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第四章（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南按：罗女嫁王氏子），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律，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又，溥仪在“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引的头”一句后，加了一个“附注”，注云：“我在特赦后，听到一个传说，因已无印象，故附记于此，聊备参考。据说绍英（南按：清室内务府大臣）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王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的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帐，王国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因溥仪的名声和特殊地位，在后世流传的诸种说法中，以“罗振玉逼债而死说”影响最大。这一“逼债说”后被郭沫若著文加以肯定并传播，遂成为王氏之死诸说中的主流观点并为时人广泛采信。

另有史家商承祚认为王国维妻妾有外遇，王氏不愿受辱而一死之说。此说由于为尊者讳之故，罕有见于文字者。罗振玉之孙罗继祖主编《王国维之死》一书，所引商承祚之说语焉不详，只有“中冓不可道”一句，罗继祖理解为亲戚之间的矛盾，似不附合商氏本意。常任侠1940年1月12日日记载：“晨，商锡永（南按：即商承祚）来，留其在舍午餐，杂谈男女琐事，商云王静安以妇有外遇，故愤而自杀，未知信否也。”（《战云纪事》，常任侠著，海天出版社1999年出版，232页。）

后世有研究者认为，溥仪只是道听途说，任意捏造事实，卖画之事纯系子虚乌有，罗振玉“逼债”说难一成立，商承祚“妻妾受辱”说也不大靠得住。从王国维遗书上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可以看出，他的死正如陈寅恪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陈氏之“殉文化”说，与梁启超之论王国维死因相接近，因而陈氏之说最为接近本真，亦多为后世研究者赞同。

[67]《寒柳堂集》，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68]《罗雪堂先生致陈寅恪书》，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

[69]碑文见陈寅恪著《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关于为王国维立纪念碑情形，有一插曲。据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就读的研究生戴家祥回忆：王国维跳湖自尽后，1928年初冬研究院同学会更选，最后选出宋玉嘉为会长，吴其昌副之，戴家祥为文书，姚名达任会计，然后决定为王国维立碑纪念。为此，梁启超捐资五百元，陈寅恪二百元，马衡（南按：字叔平，当时被聘为研究院讲师）一百元，新任校长严鹤龄二十元（南按：曹云祥已辞职，被师生逐出校园），李济二十元等等，大多数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都捐了款，共得银3000元。碑由陈寅恪撰文，马衡书丹，梁思成设计，于1929年夏竖立于清华园工字厅东南土坡之下，前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背为陈氏撰文。当时“只有赵元任和助教杨某（赵师母的内侄）一文不名（南按：即杨时逢），他们是另有看法的。”（《致李光谟》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赵对王国维有何看法或成见，戴家祥未明言，但从当时的情形看，“老实得像根火腿”的王国维并未参加清华派系斗争，平时亦不好自命不凡，盛气凌人，究竟何时何地与赵产生过节，或许如吴宓所言之情形？1928年3月23日，吴宓日记载：“戴家祥、姚名达持捐册来，欲强宓捐助研究院学生为王静安先生立纪念碑经费。且谓宓昔为研究院职员，义当捐助云云。宓极不赞成此举，又愤若辈之无礼，但含忍之。晚7-8时访陈寅恪，托其惋告彼等，言宓家庭负担重，又常捐巨款于《学衡》，故不克捐助云云”（《吴宓日记》，第三册。）查吴氏日记，内中有大量施舍金钱于朋友学生的记录，如吴芳吉、王尧城、毛彦文等用他的金钱都是千元以上的大数，而张歆海、张荫鳞、胡征、高棣华等学生辈也常向吴借钱并得到资助。但吴宓此时在金钱处置上却显得很不尽人情，亦很不明智。尽管戴家祥、姚名达辈不尽懂礼数，言语中引起吴之反感，但此事非彼事，看在王国维临终托孤的份上，亦应略尽绵薄，何况梁启超与陈寅恪所捐都是五百与二百元的数目。吴宓书生意气在此，或许赵元任亦类似吧。

[70]《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寒柳堂集》。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故陈寅恪在诗中以“新会”代之。

[72]就在梁启超去世四十多年后的1971年，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因病入住协和医院，于一个偶然机会，从自己的医生那儿得知父亲早逝的真相。具体情形是：当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后，鉴于其在社会上的显赫名声，协和医院相当慎重，决定由留学美国的中国人、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美国医生副之，其他人员也是从各方面选拔而出，可谓阵营强大，应该不会有什么闪失。意想不到的是，闪失还是发生了。据当时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后来私下对同行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博士（按：刘瑞恒）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但因关乎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中国建筑之魂》，56页，[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未久，不少传媒把此事炒得沸沸扬扬，且成为一件秘闻流传于坊间。其实，梁启超出院不久协和医院就已默认了，梁启超也已确切地得知自己的好肾被割掉，但为何割掉仍是雾中看花，不甚明了。梁氏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曾这样写到：“……伍连德（大夫）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岐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他对于手术善后问题，向我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当这内部生理大变化时期中，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唯一的戒令，是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吃东西要清淡些。……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所以连德忠告我的话，我总努力自己节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梁启超年谱长编》。）

有研究者分析，认为协和误割好肾当然是一劫，也是梁启超致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若切实按照伍连德提出的要求进行疗养（南按：伍连德、梁启超好友，留英、德等国学医和研究，医学博士。回国后创办多所医院并任院长，1935年，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还是有可能多活一些岁月的。而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导致梁启超患病和屡医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上后来夫人李蕙仙病故等刺激，又成为他发病的一个导因。再有就是梁氏的写作欲过于旺盛，夜以继日地写作，不愿过“享清福”的疗养生活，“家人苦谏节劳”而不听，没有认真考虑劳累为病体带来的恶劣后果，是他早逝的第三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原因。梁思成在追述父亲得病逝世经过时说：“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哉！”

2006年8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一大批珍贵的病案走出历史尘封，其中包括梁启超病例档案。经专家对其观察研究，与梁思成听说的原因基本相同。至此，历经八十年的梁启超“错割腰子”一案，总算尘埃落定。

[75]1927年5月5日，梁启超给女儿梁思顺的信。载《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76]《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南海先生，指康有为，康氏1927年3月31日在青岛病逝。

[77]《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老白鼻，梁启超小儿绰号。坟上，指位于北京西山卧佛寺旁的梁启超夫人李惠仙墓茔，李夫人于1925年薨，墓茔有梁启超预留穴位，梁殁后与夫人合葬此地。

[79]清华国学研究院从1925年兴办到1929年停办，只存在了四年，共录取学生74人，除2人退学、4人病故外，实际完成学业68人。先后在研究院任教的教职员共17人。根据办学规定：“学生研究一年完成论文一篇，经导师核可即准毕业，毕业证书由校长及全体导师签名盖章。第二年起准许成绩优良者继续研究一二年，每年毕业一次，照发毕业证书，但不授予学位。”（《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从这个规章制度看，即表现出鲜明的“重学问而轻学位”的态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极为罕见的成功案例。短短四年中，清华研究院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毕业的68人，后来大都成为海峡两岸以至海外教授与研究中国学术的栋梁。1995年7月，清华大学特别举办了“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有三：一、纪念创办研究院的六位学者——王、梁、陈、赵、李、吴；二、清华人文学术范式的建立及其当代意义；三、国学研究院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成就与经验。（《清华校友通讯》[J]，第31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再次成立国学研究院。据校方称：“希望以此续写其在该领域创造的辉煌历史”云云。 eN5QYSOvVdj0apa/7OY/qOCrzNUMJ22SDakmTvyytaNIzjLAlN3sWX4v5B7TPuE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