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陈布雷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出版。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后，第二天，即11月14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做了如下报道：《陈布雷昨日心脏病逝世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十三）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办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噩耗传来，各方人士对陈氏学问事业之成就，公忠体国之精神，无不同深景仰。当兹国步艰难之时，失此硕彦，尤为可惜。陈氏遗体于昨日下午5时移入中国殡仪馆。蒋总统夫妇亲往吊唁。陈夫人已自沪赶返。中央党部已成立治丧委员会，筹备丧事，定明日大殓。

四天之后，即18日，经国民党高层授意，陈布雷之死以“以死报国”的标题羞羞答答地报道出来，众人皆知陈氏乃自杀身亡。

关于陈布雷何以自杀，众说纷纭，或许从陈布雷的部下唐纵日记中能寻出点滴线索。1945年7月24日，唐氏日记载：“上午往见陈主任，彼满面愁容，为国忧惶！为政府威望日落而惧，为参政会纠劾孔祥熙、盛世才案处理困难所苦！”7月26日又载：“昨日在黄山与陈主任相谈甚久。余谓抗战八年，发生许多严重问题，这些严重问题的来源，一则由于历史的积病，一则由于人为不贰。……这些问题，如果没有革命精神，是不会有决心的，无论制度、人事、理论莫不如此。布雷先生有感，喟然曰：‘我对不起领袖，这些事领袖多交给我做，可是我都打消了！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想改，可是改不过来，也许是身体的关系，也许是性格的关系！’”（《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唐纵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2][64][75]《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洪卜仁《黄金怎样从厦门密运台湾》，载《厦门商报·台商周刊》，2007年6月。

[4]《我的父亲》，蒋经国著，台北：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出版。

[5][8][9][10]《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那志良著，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

[6][7]2005年12月4日，作者采访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记录。据说，当年那位劝李济的学生后来曾对人说：“没想到，阴差阳错，这个事李老师做对了”云云。对于此言，要探讨的地方恐怕很多，假如有先见之明，学者们知道南京解放后仍安然无恙，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论，这批文物则无须转移。如果不能预测南京城陷之后的状况，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论述的角度就有多种，其间的是是非非就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并为世人所广泛接受了。

[11][12]巫宝三《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14][17]陈槃《师门识录》，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

[15]俞大綵《忆孟真》，载台北《联合报》副刊，1997年3月26、27日。

[16]陶希圣《傅孟真先生》，载台湾《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18]北京大学档案馆档案。全宗号（七），目录号第一号，案卷号1231。函中的石志仁，字树德，时任平津铁路局局长。实斋，当指华北“剿总”副秘书长焦实斋。黄澂，字敏功，乃陈雪屏在西南联大时的门生，时为国民党青年部头目之一。

[19]《胡适杂忆》，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0]季羡林《为胡适说几句话》，载《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出版。

[21]《沈卫威讲胡适》，沈卫威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此为青年学者沈卫威访问北大教授邓广铭的记录，这个说法与下列两家基本一个格调。如学者石原皋说：“蒋介石送三张飞机票，要他们立刻走，思杜虽无法阻止父母亲走，但他却坚决留下来不走，他不留念美国的生活，宁愿留在祖国做些事情。”（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又，胡思杜的本家胡应华说：“胡适的二儿子胡思杜解放前和胡适在北平一起生活，他思想进步，蒋介石接胡适时，要求他也一起走，接胡适的飞机也给他留了座位，但他坚持不走，留下来迎接解放。”（胡应华《我对胡适家庭的一段回忆》，载《天涯读书周刊》，总第76期，2008年）

到了1989年，随着思想开放和实事求是精神的提倡，一些教授、学者的思想，也从太虚空里的妄念中渐渐摆脱出来，与时俱进地试着说点老老实实的真话。如前所述的邓广铭，就对胡思杜留守北平之事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说辞。云：“胡思杜在美虽然读完大学，但因不认真学习，所以学无所长。胡先生对他一直很不满意。当他跟随胡先生回国后，虽和他的父母同住，并且也有人想为他介绍到某大学去教书，胡先生却坚决反对，并说：‘不能让他指靠我胡适之吃饭。要为他找工作，必须待他自己学有所成，能够独立谋生之后。’还说：‘他这个人，凡和他初次见面的人，都可以听到他漫谈希腊、罗马，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使人莫测高深。但你如第二次、第三次和他见面，他仍然是向你漫谈这些东西，即无条理，又无系统。’据当时情况看，他之所以不肯把胡思杜带走，是因为南下后，前途未卜，他不愿意把这个包袱背走；并不是胡思杜接受了新思想，不愿随行。”（《胡适与北京大学》，邓广铭口述、苏敏整理（1989年），载《百年国士》，王大鹏编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就从常理上分析，邓广铭此次口述除了说胡思杜随胡适回国这一点有误外，其他事实与论断较之上述石、胡等辈诸说，当更为可信。

[22][25]《致傅斯年》，载《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23][27][28][29]《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蒋天枢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24][32]《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26][52]《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六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

[30]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载台北《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卜汝克临，即布鲁克林（Brooklyn）。韵卿师母，指杨步伟，字韵卿。

[31]赵元任、杨步伟《忆寅恪》，载《谈陈寅恪》，俞大维等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33]陈寅恪《致郑天挺》，载《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徐高阮（1914—1969），字芸书，浙江杭县人。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颇受陈寅恪赏识。后参与政治，加入共产党，一度出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5年被国民政府逮捕送至南京宪兵总部关押。出狱后因与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李葆华等领导以及清华大学蒋南翔等之间存在尖锐意见分歧，被开除党籍，彻底绝了从政之路。抗战军兴后，徐先后在沪江大学和西南联大受业于陈寅恪、傅斯年等大师，在学术上多有创见发明，深得陈寅恪器重。1948年3月10日，陈寅恪曾为徐著作《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一篇，文中追述徐氏校注此书的经由，并推许其“不独能恢复杨（南按：东魏杨衒之）记之旧观，兼可推明古人治学之方法。他日读裴、刘、郦三家之书者，寅恪知其必取之以相参证无疑也”。陈把徐氏之作与前三家并列，可见对徐的推崇与期待已超出常人。惜后因种种原因，徐终未成为陈的助手。1949年，徐赴台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有《山涛论》等著作问世。

[34][36]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35]载《申报》，1948年12月15日。

[37]王昊《文人南渡》，载《历史学家茶座》，总第八辑，2007年6月出版。

[38][62][63][67][70]《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9][40][41][47]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七），目录号第一号，案卷号1231。

[42][43]《申报》，1948年12月17日。

[44][46]《申报》，1948年12月18日。

[45]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载《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一览》，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印行。北京大学乃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所国立大学，原为京师大学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立，为戊戌变法的一大“新政”。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光绪帝有意维新图强，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举办京师大学堂，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此诏不仅表达了光绪皇帝变法的决心，也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1912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

关于北京大学在国际高等学府中的座次问题，1960年6月5日，胡适在出席台北师范大学建校14周年的演讲中，有过这样一段话：“1936年，我曾代表北京大学参加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纪念，有五百多个世界各地的著名学术机构和大学的代表都去道贺。在一次按照代表们所代表学校成立年代为先后的排队游行中，埃及的一个大学排在第一，但在历史上这个大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可怀疑的。实际可考的，应该是排在第二的义大利（意大利）佛罗伦斯大学，才真正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北京大学是排到第五百五十几名。”（胡适《教师的模范》，载台北《新生报》，1960年6月6日）

[48]《齐如山回忆录》，齐如山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49]《申报》，1948年12月22日。

[50]《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1949年1月29日条。

[51]《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1948年12月27日条。

[53]《申报》，1948年12月19日。

[54]《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55]《蒋总统传》，董显光著，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年出版。

[56]《大公报》1946年7月17日第二版，标题为《胡适明日由京返沪：附志其致毛泽东之一电》，文前有编者按：“胡适博士去年八月在纽约曾有一电致毛泽东，特附志于次，以见其对国事之主张。”

[57]鲁迅《灯下漫笔》，载《鲁迅杂文全集·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58]《关于重庆谈判》，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59]陶诗原意大略为：“种桑长江边”，寓意东晋偏安江南。据傅斯年门生逯钦立释，西晋初，人们率以桑为晋之祥瑞。傅咸《桑树赋序》云：“世祖（司马炎）为中垒将，于直庐种桑一株。迄今三十余年，其茂盛不衰。”又赋云：“惟皇晋之基命，爰于斯而发祥。”诗本此义而申言东晋。“三年望当采”，喻刘裕立晋恭帝既已三年，似可做出成绩。黄文焕曰：“刘裕以戊午年十二月，立琅琊王德文，是为恭帝。庚申二年而裕逼禅矣。帝之年号虽止二年，而初立则在戊午，是已三年也。望当采者，既经三年，或可以自修内治，奏成绩也。长江边岂种桑之地，为裕所立，而无以防裕，势终受制。”“柯叶”以下六句，和傅曰：“柯叶枝条，盖指司马休之之事。休之拒守荆州，而道赐发宣城，楚之据长社。迨刘裕克江陵，奔亡相继，而晋祚始斩，故以春蚕无食，寒衣无待况之。其必作于元熙以后无疑也。”

[60]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存傅斯年档案。

[61]《“九一八”一年了！》，载《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5]《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

[66]这天宣布的战犯名单如下：

蒋介石　李宗仁　陈诚　白崇禧　何应钦

顾祝同　陈果夫　陈立夫　孔祥熙　宋子文

张群　翁文灏　孙科　吴铁城　王云五

戴传贤　吴鼎昌　熊式辉　张厉生　朱家骅

王世杰　顾维钧　宋美龄　吴国桢　刘峙

程潜　薛岳　卫立煌　余汉谋　胡宗南

傅作义　阎锡山　周至柔　王叔铭　杜聿明

汤恩伯　孙立人　马鸿逵　马步芳　陶希圣

曾琦　张君劢等。

[68]《致李宗仁书》，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9]《胡适往来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71][7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51、14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73][74][76][77]《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总编纂，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1978年出版。 XFOEJrToHGmqlsBS+kxK0oYCyV6cpR5ykMkAQZPkFWfzJIau7DAgcXnqHdz98b2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