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2]《近代之世界学者—陈垣》，张荣芳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3][4][5][6][7]《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8]载台北《自由中国》，第2卷第3期，1950年2月。

[9]刘乃崇《不辜负陈援庵老师的教诲》，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10]刘乃和《陈垣的一生》，载《名人传记》，1994年第4期。

[11][12][13]《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4]胡适《我的儿子》，载《每周评论》，第33号，1919年8月3日。

[15]此为《中国青年》1951年1月第56期转载胡思杜文章时所说，此文与《大公报》文稍有差异。

[16]《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胡适此文实发表于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务》）7月号。

[17]《胡适日记》影印本，1950年9月24日条，转引自《重寻胡适历程》，[美]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8]《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关于胡思杜在美国期间的情形，外界知之甚少，只有傅斯年等几个胡适的好友知道内情，有人谓是被美国当局强行驱逐出境的。如罗尔纲说：“1948年4月，我从家乡来南京医病，胡适也在南京。我到南京第二天清晨，王崇武同志就走来关照我：‘你见胡先生，千万莫要提到胡思杜。胡思杜在美国读书，美国要驱逐他，胡先生十分恼火。’我问王崇武美国为什么要驱逐胡思杜，王崇武说不知道，他是同学来信关照他的。我见了胡适是问到胡思杜的。胡适说：‘思杜在美国学文学，还未学成，现因没有钱，便回国了。’胡适是心里难过不愿说的。”又说：“看来北大同学所传的信息比傅斯年所谓‘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可信得多。”（罗尔纲《胡思杜》，载《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罗尔纲所言虽没有可靠材料证实，但通过后来胡适与秘书胡颂平的谈话，可知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1961年5月14日，胡适在晚饭时突然对胡颂平谈到了胡思杜，说：“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庆祝每位做母亲的人，喝了这杯酒。”接着，胡适想起：“1946年坐船由美国回来的途中。那天是6月8（？）日，是美国的父亲节，我想起我的第二个儿子思杜，我打一个电报给他。父亲节，儿子没有电报给我，倒由我打电报给他，他在印弟安那大学读书的。谁知他这个学期根本没有上课，他把我汇给他的钱全部跑马跑光了，还欠了一身的债。结果为了两张支票的事，险些儿被警察找去了，后来由我的一位朋友把他救出来。他的两个衣袋里全是当票，一张是我给他的一架打字机的当票。这个儿子五尺七寸高，比我高一寸，比大儿子高两寸，肩膀很阔，背也厚—孟真的肩膀很阔，所以孟真特别喜欢他。后来他回来了，我也没有责备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19]国立西南联大组建后，南开部分规模最小，教授仅占联大总数的十五分之一，与战前相比实力已大为减少，鉴于“将来复校必感才荒”的预感，张伯苓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开始提前谋划复校事宜。

1942年春节前，张伯苓拜会蒋介石，就南开复校问题进行沟通。蒋介石本着当年“有中国即有南开”的诺言，允南开复校时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江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开大学的存续与发展》，载《团结报》，2010年7月29日）1944年元旦，国民政府为张伯苓颁一等景星勋章以示奖励。4月5日，张伯苓七十寿庆，蒋介石亲书“南极辉光”条幅祝寿。1946年4月3日，蒋介石批准教育部提出的南开大学改为国立的“签呈”，在拨付西南联大复校资金30亿法币中，南开分得8亿元。以南开师生在西南联大的规模，此项经费分配实有照顾之意。4月9日，教育部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任校长。从此，南开大学进入与北大、清华并驾齐驱的国立大学时代。

1948年5月，中华民国实行“行宪”，蒋介石邀请张伯苓出任“行宪”政府首任考试院长。张氏同意到南京“跑跑龙套”。7月6日，张伯苓正式出任考试院长。此时的张伯苓既有感于蒋介石多次关照之情，更有以这顶官帽宦游于庙堂之上，为南开谋得复校财路的考虑。

根据教育部章程，国立大学校长不能同时兼职。张伯苓在南开的声望无人能及，师生不愿其离职，张氏本人更不愿离开寄托其生命的事业。鉴于此，蒋介石认为可以打破规则，仍以张伯苓为校长，由南开出身、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访学的经济学家何廉代理校务，并面谕教育部长朱家骅照办。但朱与张在个人感情上较为冷淡，且朱对张的教育理念另有成见，不愿因此破了规矩，故坚持不让张身兼两职。

未久，答应执掌南开帅印的何廉从美国归来。何氏之所以接受张伯苓之请回国，用何的话说：“我同南开大学和校长的感情很深，深深感到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必须回去。”（《何廉回忆录》，何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下同）。10月14日，张伯苓及南开大学师生参加了何廉校长的就职典礼。10月15日，行政院正式发布张伯苓辞职、由何廉出任南开新校长的命令。未久，张伯苓离津赴京。11月底，平津战事一触即发，何廉觉得南开大学非自己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能掌控，强撑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遂产生了离津赴沪，回到家中静观待变的念头（时何氏的家人在上海居住）。12月1日，何廉由北平乘机南下，想不到在上海机场遇到了在此候机飞渝的张伯苓。二人相见，自是百感交集。当何向张简单介绍了南开的情形后，张只是“点头不语”，最后道别时，张伯苓面色沉重地低声留下了一句：“一定不要再回天津去了。”上海一别，竟成永诀。1948年12月底，何廉携家离开上海辗转赴美，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大陆。

何廉离津后，南开大学一直处于无人主政的状态。1949年1月，解放军攻克天津，由中共天津市委指定黄钰生、杨石先等代为管理校事。

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曾两次专程到重庆沙坪坝津南村会见只身在此养病的张伯苓，请他随国民政府迁台，并许诺：只要张氏乐意行动，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腰不好，可以在飞机上专设卧铺，家属均可随行。此时，周恩来辗转托香港的南开校友，以“无名氏”署名的信件挽留张伯苓：“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谢绝，并坚辞有名无实的考试院长。蒋介石转往成都后，再令蒋经国催请张伯苓，“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但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由拒绝，坚持留在了大陆（赵光宸《张伯苓年谱长编》）。

1950年5月，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在周恩来安排下，暂住傅作义寓所，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另类学生的攻击。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天津，此时南开已被另类师生控制，对归来的老校长怀有敌意，许多另类学生认为张是“战犯”，应按“战犯”处决。只有一批南开老人在情感上偷偷给予张一些慰藉和温情。未久，南开校庆，已是75岁高龄的张伯苓打起精神前去参加，但南开中学不许他跨进大门，而南开大学也只允许他在校庆后的小型活动中坐后排不显眼的位置听众人演讲。经此一击，张伯苓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再也没有抗战初起时“因此挫折而愈奋励”的神勇之气了。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于郁闷、孤独中凄凉地告别了这个世界，终年76岁。

张伯苓逝世后，只有《天津日报》以《前南开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刊载了张伯苓遗嘱，以及他三个儿子的一则79字“哀启”，其他的大陆新闻媒体一片寂然。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闻讯后于第二天亲往天津吊唁并发表讲话，但也未做公开披露。其间，周恩来在审读张氏遗嘱时，从政治高度表示遗憾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第352页，梁吉生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直到张伯苓逝世后44天，即1951年4月8日，才由张的朋友和几个老学生张罗，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一个小型追悼会。尽管周总理对张的遗嘱有遗憾之处，但同样有“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之讲话，但大多数人怕受株连，骑驴观望，不敢或不愿前往参加。

下午2时许，追悼会开始，致悼词者乃早年的南开大学秘书长、国立西南联大时代的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抗战胜利后，他作为南开大学秘书长最早由昆明赴天津筹备复校事宜，张伯苓临终前的遗嘱（大陆版）的执笔者就是黄钰生。据一些参加悼念会的人回忆说，黄氏写就的万余言的长篇悼文，新旧观念混杂，既有饱含深情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追随时代话语的笨拙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堪称一篇难得的用心良苦的纪念文字。黄钰生说道：“……张伯苓四十多年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也是一代人师。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他是真诚的爱国者，甚至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也由于他爱国情切，把希望寄托到错误地方上去了，如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但是，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悼文最后列举张伯苓读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檄文后的感悟，特别为张申辩道：“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头了，如果天假以年，这位老人或者还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黄钰生读到此处，悲不自胜，而专程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南开出身的陶孟和早已泣不成声，在场者无不同声悲泣。

1952年，随着思想改造运动展开，张伯苓再度受到南开大学各院系师生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兴办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等罪名伴着大小字报随处可见，张伯苓的教育事业与人格风范遭到了全面否定。

此时，猫在台湾的蒋介石对张伯苓在大陆的动向依然密切关注。1951年2月27日，当蒋介石得悉张伯苓病逝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下了“痛悼无已”的字句。未久，台湾为张伯苓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党政军首脑集体出席，蒋介石亲写“守正不阿，多士所宗，伯苓先生千古”的挽联以志哀悼。以后，每至张伯苓逢十华诞纪念日，台湾都要举行纪念会。1975年4月5日，是蒋介石生命的最后一天。据蒋经国日记载：“忆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当天晚上，蒋介石撒手归天。按史家江沛的说法，蒋介石此举，显然已非简单的政治利用可以解释的了。

张伯苓死后先葬于天津永安公墓，后迁至杨家台祖坟，1962年夫人逝世后，合葬于天津北仓烈士公墓。1975年火化后，两人骨灰置于长子张希陆在北京的家中。1979年在天津水上公园烈士陵园举行了夫妇骨灰安放仪式，后迁至北仓烈士陵园。1979年，南开大学60年校庆，出了一个小纪念册，仍然没有张伯苓的名字。由于张氏生前曾有“愿故后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的遗愿，因此，校庆之后部分有头有脸的人留下来就此事展开了讨论。南开大学党委的一位要员称：“现在的同学与张伯苓的关系不深，同学们认为南开大学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因此最好不要葬于南大。”听了这番话，特地为此事赶来现场，已是82岁高龄的黄钰生悲愤地说：“现在南开大学代表着落后势力的仍有一部分群众，如葬张伯苓于南大，可能会使落后势力更加嚣张，更恐怕进步群众有意见！”

直到1986年，南开大学才同意张伯苓的骨灰埋葬于校园，算是实现了张氏生前的遗愿。也就在这一年，南开大学出了一个简介小册子，细心者发现上面有张伯苓的名字与一张小照。其原因或如张的学生、物理学家吴大猷院士所言：“是张氏创办南开及他的功绩，即后人亦不能抑没也。”（载台北《中央日报》，1987年4月6日）

[20]1960年6月2日胡适与胡颂平谈话，载《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1]1961年，胡适因病入台湾大学医院。12月10日，胡与前来照料的秘书胡颂平因其他的文章谈到了当年赠陈光甫的诗。胡说：“那是1938年做的。那时中日战争发生一年多，我和陈光甫两人在美国华盛顿替国家做了一些事（桐油借贷）。我有一张照片。光甫说：你在照片上写几个字纪念吧！我就写了这四句诗。一直到了1947年在南京选举‘总统’那年，陈孝威要我写字，我因为这首诗只有24个字，就写了给他。这是完全对抗战发生而写的。陈孝威回到香港，在《天文台》上发表了。当时有人把这首作为过河卒子‘胡适卖身给蒋介石’的话，大大的攻击我。这首诗变成我最出名的诗了。现在《征信新闻》，又误把它作为1948年在北平出来后做的诗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胡氏所说的“有人”，不能说单指郭沫若，但至少是包括郭氏在内的。

[22]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23]李长之《胡适的思想面貌和国故整理》，载《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24]《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胡适对罗尔纲的栽培，可谓充满了挚诚并付出了心血，但胡适从不以此沾沾自喜或居功自傲，正如他在《师门辱教记》序言中所说：“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罗）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学习漏洞，就会闹笑话。”胡氏的提醒，应该说不仅是对罗尔纲一人。“不苟且”三个字，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谈何容易。几年和十几年后，学界那些“我的朋友”知识分子，在经过三番五次的“洗澡”后，几乎全面倒伏，一个个走上了“苟且”之路。在这条路上所发生的不只是“漏洞”和“笑话”，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叹息与悲怆情怀，即便如罗尔纲这样一个平生以“不苟且”自励的学者，面对胡思杜的公开声明和胡适的朋友、学生与亲人纷纷与之划分界线的新的大背景，也产生了“苟且”的念头并且“有所为”。可以说，罗尔纲当时的想法和做法是有违“不苟且”的师教的，而在过后的回忆文章中仍作如是言，颇有为自己开脱的意味。当然，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要做到“不苟且”是大不易的。这个“大不易”绝不逊色于胡适所说的“抗战不易”。在那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欲“苟且”尚且不易，何况“不苟且”乎？诚如史家唐德刚言：“个人的行为原只是沧海之一粟，在社会行为的整体中，只是随波逐流，奚足臧否？”（《胡适自述》，第8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25][26][27][28][29][30][31]《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32]《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据该书附1958年12月7日胡适写的后记，说：“尔纲这本自传是1945年修改了交给卢吉忱的。后来吉忱要我写一篇短序，我的序是1948年8月才写的。可能是我的序把这书的付印耽误了。1948年8月以后，吉忱就没有印这书的机会了。1952年我在台北，问吉忱取得此书的修改稿本。1953年我去美国，就把这稿子带了去。如今吉忱去世已好几年了。尔纲和我两人，成了‘隔世’的人已近10年了。这几年里，朋友看见这稿子的，都劝我把他印出来。我今年回国，又把这稿子带回来了。我现在自己出钱把这个小册子印出来，不作卖品，只作赠送朋友之用。”

罗尔纲在该书所附的《关于〈师门五年记〉》中说道：“他（胡适）于1958年12月17日，在台北过68岁生日，和北京大学成立60周年的校庆纪念日，在12月7日晨把《师门辱教记》书名改为《师门五年记》，写了篇后记，亲题了书名，赶着付印，以为十日后作对贺寿人的回礼之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8年，68岁12月谱记：……在这个聚餐会上致词的，有梅贻琦、黄建中、陈大齐、朱家骅、王世杰、罗家伦等人。聚餐前全体校友向胡博士三鞠躬贺寿，会后同学会上向胡氏赠送织锦签名祝寿册。胡氏回赠校友每人一本《师门五年记》。”

又，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2年2月24日记：“下午一时与出席院士共同午餐。……饭后回到住宅。……四点十分，先生起床了。……胡颂平……问：‘吴健雄是中国公学的同学，送她一本《中国公学校史》吗？’先生说：好的，你送她一本。午饭时，我和他们谈起《师门五年记》；他们从外国回来的四位院士，也送他们每人一本。”胡颂平提到的四位院士是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刘大中。这天下午5时，胡适宴请院士酒会。致辞完毕，心脏病突发，倒地不起，当场去世。

[33][34]罗尔纲《两个人生》，载《光明日报》，1955年1月4日。

[35]任继愈《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36]夏鼐所言即殷墟发掘早期著名的“殷墟漂没说”，因李济、董作宾等发掘人员当时缺乏对殷墟地层，也就是考古学上所说的层位学的充分认识，把发掘出土的宫殿旧址当成是洪水冲击留下的痕迹，这个错误直到梁思永加盟之后，才有了正确的识别并改正过来。

[37]王家楫《批判我的旧思想》，载《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6日。

[38]周一良《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载《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39][40][41]《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会发言摘要》，载《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

[42]冯友兰《哲学史与政治》，载《哲学研究》，1955年第1期。

[43]吴景超《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载《光明日报》，1955年2月8日。 djlK3GPlH+ffF8bTwnam+FD9UaFo/8AshnZUGMJEWihKilSixs1Jx2X1ctyoim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