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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的思想

《易经》之所以博大精深,不是因为它的卜筮功效,而是它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思想。在《易经》中,中国传统哲学的许多概念都能找到其源头,诸如阴阳变化、天人合一、自强不息、神道设教、厚德载物等观念都是出自《易经》,并深深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坎里。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中国的传统哲学家,自先秦以降,大多都宣扬一个基本观点,即“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独特观点,值得深入探究。在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蕴涵着丰富的内涵。

“天人合一”这一成语的来源,出现得比较晚。汉代大儒董仲舒曾经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又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表达的就是“天人合一”之意,不过在那时,董仲舒并没有直接标出“天人合一”的概念。宋代的邵康节也曾经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际天人”即是穷究天人之际,但他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这四个字。最初明确地提出“天人合一”的,是北宋的大儒张载,他说 “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 在他的哲学观中,“天人合一”就是内外合一,泯灭物我之分。程颢也宣扬“天人一”的学说,他说:“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但他不赞成说“合”,批评张载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虽然张载和程颢有所分歧,但他们关于天人关系的基本思想还是趋于一致的。

不过,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说的“天”的内涵,因人而异,理解不尽相同,甚至相去甚远。大致说来,天有三种含义:一是指最高的主宰,类似于基督教的上帝;二是指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三是指宇宙间的最高法则。由于这种高理解的歧异,不同的哲学家在宣扬“天人合一”的思想时,内涵也并不相同。而所谓“合一”,古人也有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诠释。张载讲“天人合一”、“义命合一”、“阴阳合一”,而王阳明则宣扬“知行合一”。但总体来说,合一并不否认区别,而是指对立的双方,彼此间关系密不可分。

而天人合一的观念本身,则比这一成语的起源早得多。早在西周周宣王时,尹吉甫就作了《烝民》之诗,云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中就暗藏着上天赋予人美好品德的意味。孟子引用此诗,并赞扬说:“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他的 “性”、“天”相通的思想,也就发源于此。而根据《左传》记载,郑国的著名政治家子产也肯定了天地与人事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天地是人伦道德的根据。

“天人合一”是易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易经》强调三才之道:天才、地才、人才,并三者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三者中的核心地位。天有天道,天道就是万物之始,孕育万事万物;地有地道,地道就是生养万事万物。同样,人也有人道,人道就是成就万物。具体说来:天道是阴阳,地道是柔刚,人道是仁义。三者之间虽然各有其道,但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者缺一不可。

《易经》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简单的解说就是:人本是万事万物的一分子,从属于天,所以天、人原本就是合一的,不可分割。而如果详细说来,天性就是人性,天道就是人道,天德就是人德,这样,就将天文和人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乾卦,就自然现象而言,它类似六重天或多重天,初九的爻辞是“潜龙勿用”。龙指的是天上东方的苍龙七宿,地上的龙蛇之类,以及人所具备的龙德等。时令进入冬至后,天上的苍龙七宿便看不见了,地上的龙蛇之类也开始冬眠,而人类也因为寒冷的气候,潜居在家,修养生息,因此说是“潜龙勿用”。直到次年的惊蛰时节,气候逐渐变暖,万物萌生,天上的苍龙七宿又冉冉上升,出现在天空,地下冬眠的龙蛇之类也重新露面,这时,人类也开始从事耕作等事,因此乾卦九二的爻辞说“见龙在田”,说明了天上人间的事情都是一样,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最简单的内涵,这个道理人所共知。

从最初的八卦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人类与自然界生命现象的紧密联系。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卦,分别对应自然界的八种事物或现象,这些事物或现象,与人的生命紧密相连,是生命形成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乾代表天,以龙为象,而龙是水中所生之物,又能腾飞到天空。因此,其中的寓意是:天并不是生命的宇宙空间,恰恰相反,它是生命的来源。坤代表地,以马为象,而马是地中所生之物,能够不断繁衍生息。因此,地寓意着使生命得以孕育和生长。乾、坤二卦是八卦和六十四卦中,最基本的两卦,又被称为父母卦,二卦都象征着生命的来源。至于其他的六卦,也无不和生命相关,震象征雷,巽象征风,两者都是生命产生的动因,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说的就是初春过后,天气回暖,春雷轰鸣,蛰伏在地下冬眠的昆虫被惊醒了,重新开始活动起来。艮卦象征山,兑卦象征泽,山泽正是万物栖息和活动的处所。坎卦象征水,离卦象征火,水和火使生命得以维持和延续,任何活的生命都无法离开水,而火的发明和运用,给人类文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总而言之,八卦全部和生命现象紧密相连。

事实上,《易经》中没有任何哪一卦只讲物象,而不谈人的生命的,反之亦然。每一卦的卦象,不论具体所指是什么,都是在谈论天人关系。我们再次回到乾卦,从初爻到六爻的所有爻辞,无不一一对应着人的生命活动所应遵循的规律。客观地说,爻辞讲的是龙的活动状态,表现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之道;主观地说,它表明了“君子”所应遵循的规律和伦理原则。二者都表现了同样的生命过程。比如,九三爻忽然不再讲龙,却讲到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龙是纯阳之物,象征刚健奋进的精神,君子也是阳性,也应勤勉奋进。此外,它还蕴涵着更深的含义,无论是龙,还是君子,两者都体现出生命不息的精神。自然界生生不息,《易经》不过用龙来表征这种精神而已,而人类中展现这种精神的,便是乾乾君子。因此,君子应“终日乾乾,夕惕若”,从而以成就其生命。

《易传》是解释《易经》的,它在《系辞》中提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观点。在哲学史上,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的意义就在于,“天道”成为了形而上的意义世界。后来虽然发展出了象数之学,但形而上的意义世界始终是易学最为关注的东西之一。

“形而上”之道,不仅是天道,也是人道,是“天人合一”之道。《说卦》中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这显示的不仅是天人“同构”关系,而且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就卦象来说,每一卦都有六爻,最上面两爻象征天道,最下面两爻象征地道,中间两爻象征人道。就卦义来说,天地之道是阴阳、刚柔,象征自然界的规律与法则;人道是仁义,表示社会的伦理道德。

这在性质上显然不同,如何能够统一起来呢?《易经》上说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乾·文言》),又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系辞上》),亦即是说,自然与社会、天道与人事,有一种“以类相从”的关系。《乾·文言》又说:“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美也。”可见,阴阳、刚柔在相互作用中,使天地万物发生了千变万化,然后并没有神秘力量的干预或推动。《易经》中的这种有机论思想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同时是社会的主体,仁义并不等于阴阳、刚柔,但是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相似性。仁表现了阴柔的特性,义表现了阳刚的特性,它们从“类”上来说是一致的,从“本”上说则没有离开天地之道。

从形而上的哲学观点来讲,人的存在体现了天地的生生之“德”。《系辞上》说“生生之谓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都表明了 “德”是天的本质特征,也是人的本质特征。然而,天地之德却是靠人来实现的。后世的理学家将这个观点予以延伸发展,于是阐述说:天地本来没有心,它只生育万物,它以人心而为其心,只有人才能完成天地的生生之“德”。

天以“生”为德,表现于人类社会,就是“性命之理”,也就是道德理性。儒家的重要人物孟子从心灵出发,阐释了人的道德理性是可能的,而《易传》则是从宇宙论出发,阐释道德理性之所以可能,就是“生”的目的性。因此,《易传》提出“修德”的概念。《文言》在解释乾卦卦辞时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理,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万物的元、亨、利、贞之德,表现出来就是四时节序的运行,万物的滋长消亡,而它所以能够实现,就在于君子的仁义之德,亦即“性命之德”。君子的伟大,就在于他天性中具有这种德行,只要他能够尽而行之,就能顺应性命之理,达到说卦中所称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境界,从而上合天德,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

然而,《周易》所显现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却只是一种理想的宇宙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这样,人由于受到欲望和利益的驱使,会脱离正道,凌驾于自然以上、以人类自身为中心,这样人类就逐渐丧失了其本性。这种弊病,在今天的时代表现得最为严重。我们为了牟取眼前的利益,不惜滥砍滥伐,对自然索求无度,又大量排放工业废气废料,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盐碱地、酸雨等严重的坏境破坏。同时,我们自身的贪欲也越来越众,永远得不到满足,最终迷失掉了自我。

为了找回失落的人性,实现理想的“天人合一”,《易传》提出种种匡正人性的办法。首先,人应该努力寻求学问,完善自己的品德,并蠲除私欲,抑制恶念恶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恢复人的本性。其次,人应努力观察和学习天道,并从中获得感悟和启发,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或者“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只要顺从天地之道,就可以得到它的佑助。《周易·大有》上说:“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易传》对这句话予以了深刻的阐释,认为人道体现了天道,就个人来说,不仅要顺从天道,也要顺从人道。

《周易》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当今的生态文明和管理学方面,都有很深刻的启迪。就生态文明来说,《易经》告诉人们,人与自然彼此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如果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人类就会从中获利,反之,如果自然遭到严重的破坏,最终人类也会受到惩罚。这些道理,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比如,由于人们过度开垦草地和过量放牧,导致大片草地变为荒地,使沙尘暴频频得以发生。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开发西部大平原的过程中,因为大量砍伐林木,大片草地都沦为寸草不生的荒漠,最后导致了历史上三次著名的“黑风暴”。其中,1934年那次黑风暴席卷整个北美大陆,使大约3亿吨肥沃的土壤被吹走,其中芝加哥城一天的降尘量就高达1200多万吨。 再比如,由于人类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排放二氧化碳,自从1975年以来,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0.9℃,引起了全球气候变暖。科学家预测说,如果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继续增加下去,将会导致某些地区降雨量增加,而另一些地区则会出现严重的干旱。更严重的是,气温升高将会导致两极地区的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许多沿海城市可能遭到威胁,甚至可能被海水吞没……

这些典型的灾害或事例,都是人们违背《易经》思想的后果,没有和自然和谐地相处,反而一而再地侵夺自然,奴役自然。如果我们能学习“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懂得善待万物的道理,这些悲剧都不会发生,人生的未来也不会这样令人忧心忡忡。

而在管理学方面,《易经》认为,天地万物是重要的管理对象。因此,管理者应当秉持“天人合一”的精神,在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基础上顺从自然,利用自然,管理自然,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不能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杀鸡取卵。古人教导说:“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只有这样,在满足人类生活需求的同时,万物也才能够继续生长繁荣下去。

周易中的阴阳变化

阴阳是《易经》中最重要的概念。起初,阴阳的含义十分朴素,是指日光的向背。山南向日之处,被称为阳,山北背日之处,被称为阴。后来人们由此引申开去,认为昼夜的交替、气候的温暖、光线的明暗、空间的大小、物体的动静,无不具有阴阳的属性。于是,《易经》的作者们由此出发,试图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天地万物的兴衰生灭和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

然而,纵观中国先古时代的思想史,我们会发现:对阴阳观的见解,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史书上,我们可以看到先古时代的阴阳观点。《国语》一书上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同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

幽王是西周末代的昏君,历史上著名的“烽火戏诸侯”,就是他一手导演的。至于伯阳父是谁,历史上还无定论,但有学者猜想,伯阳父可能就是老子。幽王二年西周境内发生了大地震,波及泾、渭、洛三川等地。伯阳父就运用阴阳理论,来解释地震的发生。他当然不知道现代的地壳运动等理论,却认为地震的产生,是因为天地之气失序。他认为,阴阳之气都有其本来的秩序,如果阳气在下面,受到阴气的压迫,无法上升,就会产生地震。三川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是首次明确地用阴阳观点来解释自然现象。伯阳父运用了《周易》中蕴藏的“观变于阴阳”的哲学观念,他不仅明确提出了“阴”与“阳”的概念,并且将阴阳和“天地之气”联系起来,使阴阳的概念和 “气”密不可分。无独有偶的是,在《左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僖公十六年春,曾发生怪异现象,当时有五颗陨石堕落在宋国的国境,六只鸟倒退着飞行。宋襄公十分恐惧不解,就询问周朝的内史叔兴,问是吉是凶。叔兴回答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叔兴也采纳阴阳交互作用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界的反常现象,这和伯阳父如出一辙。

或许是受到伯阳父的启迪,老聃(老子,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在《道德经》一书的第四十二章,提出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概念。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万物能够秉守阴阳之气,充盈于体内,就不会失去其柔和之性。老子提出著名的“复归于婴儿”的概念,婴儿诞生之初,阴阳之气充盈于体内,至为柔和,无欲无求。后来,人懂得了知识,心中产生了欲念,体内的阴阳之气逐渐散失,于是失去了柔和之性,最终偏离大道,趋于衰亡。“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因此,如果我们想要“长生久视”,就应该努力对知识的寻求,消泯欲望,像婴儿那样无知无欲。这就是道家的阴阳观。而王弼等人义理学派的玄学家,深受老子哲学的影响,因此其《易经》哲学的形成,受到了这种阴阳观产生不少的影响。

后来到了战国末期的邹衍那里,阴阳观发生了一根本性的变化。邹衍是先秦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他将阴阳和五行联系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五行生胜”的观点。邹衍认为,世间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之间的关系既彼此相生,又彼此相克。就相生而言,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就相克而言,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这种复杂的关系,使事物的运动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阶段性——比如,木为青色,“盛德在木”的时候,就形成了春天和东方的颜色;火为红色,“盛德在火”的时候,就形成了夏天和南方的颜色……

上面这些阴阳观,都对《易经》阴阳观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易经》有64卦,384爻。爻具有两种:阳爻和阴爻。在《易经》研究者看来,每一卦中6爻的排列顺序,都暗示着阳爻和阴爻的某种内在关系。每一卦从初爻到上爻,也都反映出事物的渐变过程。尽管爻辞缺乏规范,也没有出现“阴阳”二字,但对体现出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观点。比如乾之龙、震之雷,都通过各自的爻变,昭示了事物由隐而显的过程和规律。

在阴与阳的内在关系中,和谐与统一是其思想基础。阴与阳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如果阴没有了,也就无阳可言,反之亦然。从表面来看,乾卦是纯阳爻、坤卦是纯阴爻,两卦被称为“父母卦”,但两卦作为一个整体,却能化生万物,所以古人说“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又说“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因此,阴阳的协调是易卦卦象的基础。《易传》和汉代易学都揭示了阴、阳爻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易经》术语中,存在着“应”和“中”的术语。如果初爻与四爻、二爻与五爻、三爻与上爻,为一阴一阳,则称为“应”,一般说来,有应为吉,无应为凶。 “中”即中位,即六爻中之二、五爻位,二为内卦之中位,五为外卦之中位。如果二爻是阴爻,五爻是阳爻,此时的卦象既中且正,一般来说,卦象都是吉卦。据统计,二、五爻吉辞最多,占47.06%,几乎是总数的一半,因此有“二多誉”、“五多功”一说。在这里,“应”与“中”最突出地反映出阴阳的和谐,很多卦象的爻辞和都体现了这一特征。就六十四卦而言,只要六爻阴阳和谐,都是吉卦,比如《泰》卦,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全部阴阳相应,天地交通为泰。《既济》卦不仅阴阳相应,而且二爻是阴爻、五爻是阳爻,既中又正,象征事情顺利。

在《易经》中,64卦的顺序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体现出阴阳对应的原则,一般来说,互为综卦前后相邻。孔颖达曾经总结卦序的规律为“二二相耦,非覆即变”。就是说每一组卦的关系,非覆即变。这种内在联系还体现在卦名的含义上,如乾与坤、损与益、既济与未济,它们之间都是阴阳的协调,相反相成。而且,64卦本身也体现出阴阳的和谐:上经从乾坤两卦开始,以坎离两卦结尾。孔颖达又引《乾凿度》说:“乾、坤者,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始终万物,故以《坎》《离》为上篇之终也。”这给将万物的诞育和成长,都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最终天地混沌,然后日月的光照和雨露的润泽下,逐渐产生了万物,并不断成长;下经34卦从咸恒两卦开始,以既济、未济卦告终,咸是交感,表征男女的婚配;恒是恒久,表征男女白头到老。“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而既济与未济两卦则表示,尽管事物已相对完成,但并没有终止,而是无穷无尽,生生不息。这里,最初从自然,再延伸到人、家庭和社会,思维的和谐性、系统性得以清晰地展现。

◆《周易经传》书影

而从《易传》的思想内容来看,它的性质和《易经》有所不同。如前所述,《易经》尽管包含着一些哲学因素,但它本质上是一部卜蓍之书,而《易传》则是一部系统而深刻的哲学著作,它吸收了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易经》原始的阴阳学说予以继承与发展。

《易传》的阴阳观,首先体现在“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上,将“阴阳”概念与“道”联系在一起,这样,《易传》不仅将原始的、粗糙的阴阳学说发展为一种哲学,更将作为道家哲学核心范畴的“道”的概念改造和发展,赋予 “阴阳”的独特内涵。所谓“一阴一阳”,就如同“一矛一盾”,有相反相成之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哲学概念中的“矛盾”。

《易传》承认矛盾,不仅仅因为它宣称 “一阴一阳之谓道”,更因为它宣称,矛盾是引起事物变化的原因,即“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事实上,在《易传》中,阴阳(矛盾)之道和变化之道可差不多是两个相等的概念,因为《易传》就是这样理解事物的变化本质的,即一阴一阳的相互作用。

因此,《易传》承认矛盾,是就意味着承认变化,它宣称六爻之位“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所谓“唯变所适”,表明了《易传》对变化的态度:主张人应该顺着外界事物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做出改变,因此又说:“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易传》的作者们认为,能够顺应天地的变化,权宜行事,是一种圣人才具备的理想境界。

这种阴阳变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并使我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人生与处世哲学,比如中庸,因为阴阳之间既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且同时是和谐统一的,并且在一定时候,各自可以向对方转化,那么我们就必须懂得平衡和协调,不要走向任何一个极端。《中庸》里面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这就是说,大道的全部玄奥,都在《中庸》里面了。大到宇宙演化,小到为人处世的道理,全部都被囊括进去了。这个中庸的道理,其实就是从《易经》的阴阳思想中衍生出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的曾国藩是信奉“中庸之道”的典范。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后,权倾朝野,一时,趋炎附势之徒都前来巴结他,曾国藩却淡然处之,既不愠怒,也不恼火。然而,他手下的一个幕僚却对那些谄媚者非常反感,就想狠狠教训他们一番。后来机会来了,在一次批阅公文时,他趁机将一位逢迎者大肆挖苦了一番。曾国藩知道后,对这个幕僚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溜须拍马生存的,你现在剥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他们一定对你恨之入骨,必然要将你置于死地。幕僚听后,后怕得大汗淋漓!

除了这种中庸哲学之外,阴阳之道的进退互化,还使得古代那些睿智之士通达进退之道。老子在《道德经》中也反复鼓吹“功成身退”和“福祸相倚”的道理。某个人此时可能位居宰衡之重,威风显赫,煞是得意,但兴衰成败之间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某一天,此人可能会触犯天颜,或者失去恩宠,被革职查办,甚或被流放到蛮夷之地,满门抄斩,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种事情屡屡发生。

西汉文帝时,有一个宠臣名叫邓通,极受文帝的宠爱,动辄赏赐他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后来,文帝召集术士为邓通相面,术士仔细地观察过邓通后,说:此人以后将会因贫困饥饿而死。文帝不以为然,大笑说:我能够让邓通富贵起来,他怎么可能会饿死呢?于是文帝将邓通家乡附近的铜山,全部赏赐给他,准许他铸钱。一时间,邓通富可敌国,他铸造的钱币流通于全国各处。然而好景不长,文帝去世后,景帝即位,邓通失宠,被免去官职,闲居在家。后来他又受到别人的告发,因此家产全部充公,他只好寄居在别人家里,最终果然如术士所预言的,饥饿而死。

这个故事中的术士,就深懂《易经》的阴阳变动之理,在邓通还极受皇帝的宠爱时,他就看到了邓通的衰败,因为兴衰无常理,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在不断的变动之中。

因为洞察到这种变化,所以中国古人非常清楚“盈极反亏”、“物极必反”的道理。这个道理,就和乾卦中上九的爻辞联系起来了。上九的爻辞是:“亢龙有悔。”为什么呢?因为第五爻的爻辞是“飞龙在天,利在大人”,也就是说,第五爻表明,人到了其事业和功名的鼎盛期,功成名就,一帆风顺。然而盛极必衰,接着就要走下坡路了,所以就是“亢龙有悔”。而这个兴衰成败,物极必反的道理,在《红楼梦》的第十三回,王熙凤梦中和秦可卿的谈话中,就很好地体现了出来:

秦氏道:“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话,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

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佩,忙问道:“这话虑得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

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保永全了……”

生生不息的精神

《易经》六十四卦的首卦,是乾卦。在乾卦的《象辞》中,作者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名言后来家喻户晓,激励着无数的中国人。事实上,这种自强奋进。生生不息的精神,正是《易经》的伟大精神。

南宋著名思想家吕祖谦和朱熹曾经合著作过一本书,叫《近思录》,书中辑录的有两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等人的言行思想。其中记录有周敦颐的一则故事:“周茂叔窗前草不除。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

周敦颐是北宋著名理学家,众所公认的理学派的开山祖师。据《宋史·道学传》记载:“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从《宋史》中可见,对周敦颐的评价极高。

周敦颐为什么不肯除去窗前的杂草呢?他说“与自家意思一般”,又是什么意思呢?他自己的另一番话,也许可以给此言作注解。“观天地生物气象”,“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因为他从小草的生长中,看到上天有好生之德,从中领悟到天道的奥秘:上天原是好生恶杀的,因此,他也就循天道而行,不肯拔除杂草了。

《周易·条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为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品德就是珍爱生命,生生不息的过程就是易啊”。这其实就是《易经》的伟大精神真谛,劝导人爱惜生命,不要肆意残害生命。而且,不仅仅是要爱惜人的生命,连动物、植物的生命都要予以爱惜。这就是儒家所谓的仁者之心。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有这种崇信“好生之德”的传统的。周文王曾经留下过“泽及枯骨”的著名故事,被天下人传为美谈。当初,周文王被封为西伯侯时,有一天,他在郊野之地行走,见到死人的遗骸暴露在地上,于是心生怜悯,吩咐身边的人将枯骨掩埋。身边的人大惑不解,说:“这枯骨都是死掉很多年的人了,想来已经无主了。”文王却说:“天子拥有天下,就是天下之主;诸侯拥有国家,就是一国之主。如今我遇见这枯骨,就是这亡者之主了,怎么能够忍心看到他暴尸野外,而不将他予以安葬呢?”身边人这才将枯骨好生掩埋。当时其他地方的人们,听说文王的德行后,都说:“西伯恩泽苍生,即使无主枯骨,他也施以恩德,更何况是活着的人呢?”于是前来归附他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的德行深厚,恩泽不仅仅惠及世人,也惠及枯骨,的确是仁德君子的楷模。

而在儒家的典籍中,也有着关于“好生之德”的教导。据《礼记·月令》篇记载:“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履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此外,礼记有教导世人,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季春之月,“树木方盛,命虞人人山行木,毋有斩伐”。为什么要在这春天禁止砍伐树木,猎取麋鹿呢?这或许果然有环境保护的意识,防止人们涸泽而渔,焚林而猎,但更重要的,这是启发人们的好生之德,因为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草木刚刚萌出嫩枝绿叶,而很多动物也在这个季节哺育幼兽。

所有这些,无不符合《易经》的宗旨。因为《易经》揭示给我们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世界,万物虽然有盛衰兴亡,但整个宇宙却生生不息,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旧的事物不断衰老、死去,而新的事物却又不断诞生、壮大。自然界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幅永不消竭的画卷。一粒树种落在土中,逐渐破土而出,长出了嫩枝,然后越长越高,终于成为参天大树。几十年后,这棵树木枯萎了,倒下了,腐烂了,然而它的腐质却成为养料,被泥土吸收,从而滋育着新的动植物的生命。不仅自然界的兴衰交替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我们最初呱呱落地,在父母的精心哺育下,成长起来,而后我们自己又结婚生子,等到我们衰老死去的那一天,我们又繁衍了不少的后代子孙……

《易经》的作者们正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的变化中,最终悟出了生生不息的天道,万物虽然有新陈代谢,但从总体来说,却是充满了一片勃勃的生机,非常繁荣。于是,人们又推断说,这个天道不仅仅是生生不息的,同时也是好生恶杀的。在自然界里,这一点同样频繁地得到验证。比如,动植物常常表现出一种旺盛的、令人吃惊的生命力。长在悬崖边上的树木,或者长在岩石罅隙中的小草,尽管土地非常贫瘠,环境非常恶劣,但他们仍然能够茁壮地成长起来;动物受到严重的创伤之后,甚至被割截身体后(比如蚯蚓、壁虎),还可以活下来,甚至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长出新的身体器官……

古人将这些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都体现在《易经》的哲学中,以及对卦辞的解说中。比如《易经》的第24卦是复卦,此卦阐释的就是生生之理。物极必反,当剥落至极时,必然会否极泰来,转危为安,恢复到有所作为的时期。而恢复的办法,则是杜绝以往的错误,重新回复到善道。而且,还要经过周详的策划,谨慎行动,以促使其早日到来。

《系辞》中又说:“天地,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序卦》中则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所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就在于变化之理,说到底,也就是自然的生生之理。生生不息才是自然界的本来面目。

《易经》弘扬的这种“生生之理”,对后世的儒学家产生了很深的启发。因为这种生生之理,赋予了天地以道德的意义,说明天地本身的变化,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一种有序化的演变。而且,在演变过程中,天地并不是毫无善恶的,而是好善恶杀的。这一层意义,对于理学家建立本体论的儒家哲学,非常重要。北宋的大儒周敦颐正是因为上天的好生之德,得到其心性论的哲学根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一阴一阳之谓道”。在周敦颐看来,宇宙间充满着盎然生趣,毫无任何的计度造作,这正是天道至善至美的表现。对于周敦颐来说,人和万物都产生于“太极”,因而在乾道变化、化育万物的过程中,人自然而然地禀受了太极的本性。

这种“生生不息”的天道观,又给世人提供了伦理生活的准备和规范。因为,既然上天有好生之德,好育万物,根据《易经》所坚持的人道取法天道的原则,人们也应该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这种天道,不应该残杀无辜,虐待生命。夏朝的夏桀和商朝的纣王,为什么会最终国灭身死呢?原因很简单,在《易经》看来,这两个昏君虐杀忠良,屠戮无辜,所作所为,都完全违背了上天的好生之德,因而他们就是自取灭亡了。

儒家从此出发,阐述了一系列的道德观点。比如《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因为积善,就是尊奉好生之德,和天道相呼应。而按照《易经》的说法,如果人的行为上合天道,则必然会受到天道的佑助。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的名相范仲淹,便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范仲淹年轻时非常贫穷,但心怀天下。有一次,他到算命先生那里去占卜,想知道自己将来能否当上宰相,算命先生说他没有宰相之命,于是范仲淹说:“如果我不能做宰相,那我就做好的医生,悬壶济世吧。”算命先生听到后,奇怪地问:“刚才你还怀着雄心壮志,想当宰相,怎么现在一下子胸无大志,就想要当医生了呢?”范仲淹正色回答道:“人生在世,只有宰相和医生两种职业,最能给百姓造福。既然我当不了宰相,那么造福苍生的最好途径,就是当一名医生了。”算命先生大为赞叹,说:“你有此心,以后一定能够成为宰相!”

后来范仲淹果然做到了宰相。他非常孝顺,请堪舆家察看母亲的墓地,堪舆家说他母亲的坟是“绝地”,以后他家会断绝后嗣,因此劝他将母亲的坟茔迁移他处。他拒绝了,说既然此地是绝地,也不应别人去承受断子绝孙的后果;如果我命中该绝后,迁坟有什么用呢?结果就没有迁坟。他本是苏州人,当时苏州有块著名风水宝地,名叫南园。许多人劝他把南园买下来做宅第,使后代得以显贵起来。范仲淹却说,一家人富贵,受惠的人会非常少,不如让大家受惠。于是,他出钱买下南园,创办了“苏州书院”,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他死后,他的儿子范纯仁也做了宰相,后人中人才辈出,而且都很兴旺发达。

范仲淹可以称得上就是一个体察了“生生之理”的智者,所以他才蒙受天佑,而且惠及子孙。

此外,这种“生生不息”之理,也教导世人要奋发图强。正如乾卦开篇名义,所宣扬的那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天道周旋往复,川流不息,呈现出一派强健、活泼的气象,君子正应该效法这种气象,对任何事情都坚忍不拔,心怀豁达。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屡经变故,遭到外敌或异族的入侵:从西汉算起,我们陆续遭受到匈奴人、鲜卑、吐蕃、辽、金、蒙古、满族的侵略,但无论中华民族遭遇怎样的失败或挫折,我们的民族文化却始终没有断绝,却能够继续传承下来,发扬光大。这岂不正是昭示出《易经》的生生不息之道吗? z2dWQ3sxotvxrhkkIIPOUynXYxSTZsFdF3R+LQAPqFPhrlZsxe37fKfIM2Hcch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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