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之所以博大精深，不是因为它的卜筮功效，而是它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思想。在《易经》中，中国传统哲学的许多概念都能找到其源头，诸如阴阳变化、天人合一、自强不息、神道设教、厚德载物等观念都是出自《易经》，并深深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坎里。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中国的传统哲学家，自先秦以降，大多都宣扬一个基本观点，即“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独特观点，值得深入探究。在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蕴涵着丰富的内涵。

“天人合一”这一成语的来源，出现得比较晚。汉代大儒董仲舒曾经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又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表达的就是“天人合一”之意，不过在那时，董仲舒并没有直接标出“天人合一”的概念。宋代的邵康节也曾经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际天人”即是穷究天人之际，但他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这四个字。最初明确地提出“天人合一”的，是北宋的大儒张载，他说 “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 在他的哲学观中，“天人合一”就是内外合一，泯灭物我之分。程颢也宣扬“天人一”的学说，他说：“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但他不赞成说“合”，批评张载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虽然张载和程颢有所分歧，但他们关于天人关系的基本思想还是趋于一致的。

不过，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说的“天”的内涵，因人而异，理解不尽相同，甚至相去甚远。大致说来，天有三种含义：一是指最高的主宰，类似于基督教的上帝；二是指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三是指宇宙间的最高法则。由于这种高理解的歧异，不同的哲学家在宣扬“天人合一”的思想时，内涵也并不相同。而所谓“合一”，古人也有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诠释。张载讲“天人合一”、“义命合一”、“阴阳合一”，而王阳明则宣扬“知行合一”。但总体来说，合一并不否认区别，而是指对立的双方，彼此间关系密不可分。

而天人合一的观念本身，则比这一成语的起源早得多。早在西周周宣王时，尹吉甫就作了《烝民》之诗，云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中就暗藏着上天赋予人美好品德的意味。孟子引用此诗，并赞扬说：“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他的 “性”、“天”相通的思想，也就发源于此。而根据《左传》记载，郑国的著名政治家子产也肯定了天地与人事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天地是人伦道德的根据。

“天人合一”是易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易经》强调三才之道：天才、地才、人才，并三者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三者中的核心地位。天有天道，天道就是万物之始，孕育万事万物；地有地道，地道就是生养万事万物。同样，人也有人道，人道就是成就万物。具体说来：天道是阴阳，地道是柔刚，人道是仁义。三者之间虽然各有其道，但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者缺一不可。

《易经》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简单的解说就是：人本是万事万物的一分子，从属于天，所以天、人原本就是合一的，不可分割。而如果详细说来，天性就是人性，天道就是人道，天德就是人德，这样，就将天文和人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乾卦，就自然现象而言，它类似六重天或多重天，初九的爻辞是“潜龙勿用”。龙指的是天上东方的苍龙七宿，地上的龙蛇之类，以及人所具备的龙德等。时令进入冬至后，天上的苍龙七宿便看不见了，地上的龙蛇之类也开始冬眠，而人类也因为寒冷的气候，潜居在家，修养生息，因此说是“潜龙勿用”。直到次年的惊蛰时节，气候逐渐变暖，万物萌生，天上的苍龙七宿又冉冉上升，出现在天空，地下冬眠的龙蛇之类也重新露面，这时，人类也开始从事耕作等事，因此乾卦九二的爻辞说“见龙在田”，说明了天上人间的事情都是一样，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最简单的内涵，这个道理人所共知。

从最初的八卦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人类与自然界生命现象的紧密联系。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卦，分别对应自然界的八种事物或现象，这些事物或现象，与人的生命紧密相连，是生命形成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乾代表天，以龙为象，而龙是水中所生之物，又能腾飞到天空。因此，其中的寓意是：天并不是生命的宇宙空间，恰恰相反，它是生命的来源。坤代表地，以马为象，而马是地中所生之物，能够不断繁衍生息。因此，地寓意着使生命得以孕育和生长。乾、坤二卦是八卦和六十四卦中，最基本的两卦，又被称为父母卦，二卦都象征着生命的来源。至于其他的六卦，也无不和生命相关，震象征雷，巽象征风，两者都是生命产生的动因，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说的就是初春过后，天气回暖，春雷轰鸣，蛰伏在地下冬眠的昆虫被惊醒了，重新开始活动起来。艮卦象征山，兑卦象征泽，山泽正是万物栖息和活动的处所。坎卦象征水，离卦象征火，水和火使生命得以维持和延续，任何活的生命都无法离开水，而火的发明和运用，给人类文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总而言之，八卦全部和生命现象紧密相连。

事实上，《易经》中没有任何哪一卦只讲物象，而不谈人的生命的，反之亦然。每一卦的卦象，不论具体所指是什么，都是在谈论天人关系。我们再次回到乾卦，从初爻到六爻的所有爻辞，无不一一对应着人的生命活动所应遵循的规律。客观地说，爻辞讲的是龙的活动状态，表现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之道;主观地说，它表明了“君子”所应遵循的规律和伦理原则。二者都表现了同样的生命过程。比如，九三爻忽然不再讲龙，却讲到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龙是纯阳之物，象征刚健奋进的精神，君子也是阳性，也应勤勉奋进。此外，它还蕴涵着更深的含义，无论是龙，还是君子，两者都体现出生命不息的精神。自然界生生不息，《易经》不过用龙来表征这种精神而已，而人类中展现这种精神的，便是乾乾君子。因此，君子应“终日乾乾，夕惕若”，从而以成就其生命。

《易传》是解释《易经》的，它在《系辞》中提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观点。在哲学史上，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的意义就在于，“天道”成为了形而上的意义世界。后来虽然发展出了象数之学，但形而上的意义世界始终是易学最为关注的东西之一。

“形而上”之道，不仅是天道，也是人道，是“天人合一”之道。《说卦》中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这显示的不仅是天人“同构”关系，而且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就卦象来说，每一卦都有六爻，最上面两爻象征天道，最下面两爻象征地道，中间两爻象征人道。就卦义来说，天地之道是阴阳、刚柔，象征自然界的规律与法则;人道是仁义，表示社会的伦理道德。

这在性质上显然不同，如何能够统一起来呢?《易经》上说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乾·文言》),又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系辞上》），亦即是说，自然与社会、天道与人事，有一种“以类相从”的关系。《乾·文言》又说：“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美也。”可见，阴阳、刚柔在相互作用中，使天地万物发生了千变万化，然后并没有神秘力量的干预或推动。《易经》中的这种有机论思想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同时是社会的主体，仁义并不等于阴阳、刚柔，但是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相似性。仁表现了阴柔的特性，义表现了阳刚的特性，它们从“类”上来说是一致的，从“本”上说则没有离开天地之道。

从形而上的哲学观点来讲，人的存在体现了天地的生生之“德”。《系辞上》说“生生之谓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都表明了 “德”是天的本质特征，也是人的本质特征。然而，天地之德却是靠人来实现的。后世的理学家将这个观点予以延伸发展，于是阐述说：天地本来没有心，它只生育万物，它以人心而为其心，只有人才能完成天地的生生之“德”。

天以“生”为德，表现于人类社会，就是“性命之理”，也就是道德理性。儒家的重要人物孟子从心灵出发，阐释了人的道德理性是可能的，而《易传》则是从宇宙论出发，阐释道德理性之所以可能，就是“生”的目的性。因此，《易传》提出“修德”的概念。《文言》在解释乾卦卦辞时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理，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万物的元、亨、利、贞之德，表现出来就是四时节序的运行，万物的滋长消亡，而它所以能够实现，就在于君子的仁义之德，亦即“性命之德”。君子的伟大，就在于他天性中具有这种德行，只要他能够尽而行之，就能顺应性命之理,达到说卦中所称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境界，从而上合天德，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

然而，《周易》所显现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却只是一种理想的宇宙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这样，人由于受到欲望和利益的驱使，会脱离正道，凌驾于自然以上、以人类自身为中心，这样人类就逐渐丧失了其本性。这种弊病，在今天的时代表现得最为严重。我们为了牟取眼前的利益，不惜滥砍滥伐，对自然索求无度，又大量排放工业废气废料，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盐碱地、酸雨等严重的坏境破坏。同时，我们自身的贪欲也越来越众，永远得不到满足，最终迷失掉了自我。

为了找回失落的人性，实现理想的“天人合一”，《易传》提出种种匡正人性的办法。首先，人应该努力寻求学问，完善自己的品德，并蠲除私欲，抑制恶念恶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恢复人的本性。其次，人应努力观察和学习天道，并从中获得感悟和启发，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或者“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只要顺从天地之道，就可以得到它的佑助。《周易·大有》上说：“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易传》对这句话予以了深刻的阐释，认为人道体现了天道，就个人来说，不仅要顺从天道，也要顺从人道。

《周易》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当今的生态文明和管理学方面，都有很深刻的启迪。就生态文明来说，《易经》告诉人们，人与自然彼此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如果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人类就会从中获利，反之，如果自然遭到严重的破坏，最终人类也会受到惩罚。这些道理，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比如，由于人们过度开垦草地和过量放牧，导致大片草地变为荒地，使沙尘暴频频得以发生。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开发西部大平原的过程中，因为大量砍伐林木，大片草地都沦为寸草不生的荒漠，最后导致了历史上三次著名的“黑风暴”。其中，1934年那次黑风暴席卷整个北美大陆，使大约3亿吨肥沃的土壤被吹走，其中芝加哥城一天的降尘量就高达1200多万吨。 再比如，由于人类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排放二氧化碳，自从1975年以来，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0.9℃，引起了全球气候变暖。科学家预测说，如果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继续增加下去，将会导致某些地区降雨量增加，而另一些地区则会出现严重的干旱。更严重的是，气温升高将会导致两极地区的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许多沿海城市可能遭到威胁，甚至可能被海水吞没……

这些典型的灾害或事例，都是人们违背《易经》思想的后果，没有和自然和谐地相处，反而一而再地侵夺自然，奴役自然。如果我们能学习“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懂得善待万物的道理，这些悲剧都不会发生，人生的未来也不会这样令人忧心忡忡。

而在管理学方面，《易经》认为，天地万物是重要的管理对象。因此，管理者应当秉持“天人合一”的精神，在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基础上顺从自然，利用自然，管理自然，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不能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杀鸡取卵。古人教导说：“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只有这样，在满足人类生活需求的同时，万物也才能够继续生长繁荣下去。

周易中的阴阳变化

阴阳是《易经》中最重要的概念。起初，阴阳的含义十分朴素，是指日光的向背。山南向日之处，被称为阳，山北背日之处，被称为阴。后来人们由此引申开去，认为昼夜的交替、气候的温暖、光线的明暗、空间的大小、物体的动静，无不具有阴阳的属性。于是，《易经》的作者们由此出发，试图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天地万物的兴衰生灭和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

然而，纵观中国先古时代的思想史，我们会发现：对阴阳观的见解，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史书上，我们可以看到先古时代的阴阳观点。《国语》一书上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同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

幽王是西周末代的昏君，历史上著名的“烽火戏诸侯”，就是他一手导演的。至于伯阳父是谁，历史上还无定论，但有学者猜想，伯阳父可能就是老子。幽王二年西周境内发生了大地震，波及泾、渭、洛三川等地。伯阳父就运用阴阳理论，来解释地震的发生。他当然不知道现代的地壳运动等理论，却认为地震的产生，是因为天地之气失序。他认为，阴阳之气都有其本来的秩序，如果阳气在下面，受到阴气的压迫，无法上升，就会产生地震。三川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是首次明确地用阴阳观点来解释自然现象。伯阳父运用了《周易》中蕴藏的“观变于阴阳”的哲学观念，他不仅明确提出了“阴”与“阳”的概念，并且将阴阳和“天地之气”联系起来，使阴阳的概念和 “气”密不可分。无独有偶的是，在《左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僖公十六年春，曾发生怪异现象，当时有五颗陨石堕落在宋国的国境，六只鸟倒退着飞行。宋襄公十分恐惧不解，就询问周朝的内史叔兴，问是吉是凶。叔兴回答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叔兴也采纳阴阳交互作用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界的反常现象，这和伯阳父如出一辙。

或许是受到伯阳父的启迪，老聃（老子，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在《道德经》一书的第四十二章，提出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概念。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万物能够秉守阴阳之气，充盈于体内，就不会失去其柔和之性。老子提出著名的“复归于婴儿”的概念，婴儿诞生之初，阴阳之气充盈于体内，至为柔和，无欲无求。后来，人懂得了知识，心中产生了欲念，体内的阴阳之气逐渐散失，于是失去了柔和之性，最终偏离大道，趋于衰亡。“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因此，如果我们想要“长生久视”，就应该努力对知识的寻求，消泯欲望，像婴儿那样无知无欲。这就是道家的阴阳观。而王弼等人义理学派的玄学家，深受老子哲学的影响，因此其《易经》哲学的形成，受到了这种阴阳观产生不少的影响。

后来到了战国末期的邹衍那里，阴阳观发生了一根本性的变化。邹衍是先秦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他将阴阳和五行联系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五行生胜”的观点。邹衍认为，世间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之间的关系既彼此相生，又彼此相克。就相生而言，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就相克而言，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这种复杂的关系，使事物的运动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阶段性——比如，木为青色，“盛德在木”的时候，就形成了春天和东方的颜色；火为红色，“盛德在火”的时候，就形成了夏天和南方的颜色……

上面这些阴阳观，都对《易经》阴阳观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易经》有64卦，384爻。爻具有两种：阳爻和阴爻。在《易经》研究者看来，每一卦中6爻的排列顺序，都暗示着阳爻和阴爻的某种内在关系。每一卦从初爻到上爻，也都反映出事物的渐变过程。尽管爻辞缺乏规范，也没有出现“阴阳”二字，但对体现出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观点。比如乾之龙、震之雷，都通过各自的爻变，昭示了事物由隐而显的过程和规律。

在阴与阳的内在关系中，和谐与统一是其思想基础。阴与阳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如果阴没有了，也就无阳可言，反之亦然。从表面来看，乾卦是纯阳爻、坤卦是纯阴爻，两卦被称为“父母卦”，但两卦作为一个整体，却能化生万物，所以古人说“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又说“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因此，阴阳的协调是易卦卦象的基础。《易传》和汉代易学都揭示了阴、阳爻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易经》术语中，存在着“应”和“中”的术语。如果初爻与四爻、二爻与五爻、三爻与上爻，为一阴一阳，则称为“应”，一般说来，有应为吉，无应为凶。 “中”即中位，即六爻中之二、五爻位，二为内卦之中位，五为外卦之中位。如果二爻是阴爻，五爻是阳爻，此时的卦象既中且正，一般来说，卦象都是吉卦。据统计，二、五爻吉辞最多，占47.06%，几乎是总数的一半，因此有“二多誉”、“五多功”一说。在这里，“应”与“中”最突出地反映出阴阳的和谐，很多卦象的爻辞和都体现了这一特征。就六十四卦而言，只要六爻阴阳和谐，都是吉卦，比如《泰》卦，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全部阴阳相应，天地交通为泰。《既济》卦不仅阴阳相应，而且二爻是阴爻、五爻是阳爻，既中又正，象征事情顺利。

在《易经》中，64卦的顺序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体现出阴阳对应的原则，一般来说，互为综卦前后相邻。孔颖达曾经总结卦序的规律为“二二相耦，非覆即变”。就是说每一组卦的关系，非覆即变。这种内在联系还体现在卦名的含义上，如乾与坤、损与益、既济与未济，它们之间都是阴阳的协调，相反相成。而且，64卦本身也体现出阴阳的和谐：上经从乾坤两卦开始，以坎离两卦结尾。孔颖达又引《乾凿度》说：“乾、坤者，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始终万物，故以《坎》《离》为上篇之终也。”这给将万物的诞育和成长，都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最终天地混沌，然后日月的光照和雨露的润泽下，逐渐产生了万物，并不断成长；下经34卦从咸恒两卦开始，以既济、未济卦告终，咸是交感，表征男女的婚配；恒是恒久，表征男女白头到老。“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而既济与未济两卦则表示，尽管事物已相对完成，但并没有终止，而是无穷无尽，生生不息。这里，最初从自然，再延伸到人、家庭和社会，思维的和谐性、系统性得以清晰地展现。

而从《易传》的思想内容来看，它的性质和《易经》有所不同。如前所述，《易经》尽管包含着一些哲学因素，但它本质上是一部卜蓍之书，而《易传》则是一部系统而深刻的哲学著作，它吸收了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易经》原始的阴阳学说予以继承与发展。

《易传》的阴阳观，首先体现在“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上，将“阴阳”概念与“道”联系在一起，这样，《易传》不仅将原始的、粗糙的阴阳学说发展为一种哲学，更将作为道家哲学核心范畴的“道”的概念改造和发展，赋予 “阴阳”的独特内涵。所谓“一阴一阳”，就如同“一矛一盾”，有相反相成之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哲学概念中的“矛盾”。

《易传》承认矛盾，不仅仅因为它宣称 “一阴一阳之谓道”，更因为它宣称，矛盾是引起事物变化的原因，即“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事实上，在《易传》中，阴阳（矛盾）之道和变化之道可差不多是两个相等的概念，因为《易传》就是这样理解事物的变化本质的，即一阴一阳的相互作用。

因此，《易传》承认矛盾，是就意味着承认变化，它宣称六爻之位“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所谓“唯变所适”，表明了《易传》对变化的态度：主张人应该顺着外界事物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做出改变，因此又说：“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易传》的作者们认为，能够顺应天地的变化，权宜行事，是一种圣人才具备的理想境界。

这种阴阳变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并使我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人生与处世哲学，比如中庸，因为阴阳之间既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且同时是和谐统一的，并且在一定时候，各自可以向对方转化，那么我们就必须懂得平衡和协调，不要走向任何一个极端。《中庸》里面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这就是说，大道的全部玄奥，都在《中庸》里面了。大到宇宙演化，小到为人处世的道理，全部都被囊括进去了。这个中庸的道理，其实就是从《易经》的阴阳思想中衍生出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的曾国藩是信奉“中庸之道”的典范。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后，权倾朝野，一时，趋炎附势之徒都前来巴结他，曾国藩却淡然处之，既不愠怒，也不恼火。然而，他手下的一个幕僚却对那些谄媚者非常反感，就想狠狠教训他们一番。后来机会来了，在一次批阅公文时，他趁机将一位逢迎者大肆挖苦了一番。曾国藩知道后，对这个幕僚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溜须拍马生存的，你现在剥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他们一定对你恨之入骨，必然要将你置于死地。幕僚听后，后怕得大汗淋漓！

除了这种中庸哲学之外，阴阳之道的进退互化，还使得古代那些睿智之士通达进退之道。老子在《道德经》中也反复鼓吹“功成身退”和“福祸相倚”的道理。某个人此时可能位居宰衡之重，威风显赫，煞是得意，但兴衰成败之间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某一天，此人可能会触犯天颜，或者失去恩宠，被革职查办，甚或被流放到蛮夷之地，满门抄斩，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种事情屡屡发生。

西汉文帝时，有一个宠臣名叫邓通，极受文帝的宠爱，动辄赏赐他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后来，文帝召集术士为邓通相面，术士仔细地观察过邓通后，说：此人以后将会因贫困饥饿而死。文帝不以为然，大笑说：我能够让邓通富贵起来，他怎么可能会饿死呢？于是文帝将邓通家乡附近的铜山，全部赏赐给他，准许他铸钱。一时间，邓通富可敌国，他铸造的钱币流通于全国各处。然而好景不长，文帝去世后，景帝即位，邓通失宠，被免去官职，闲居在家。后来他又受到别人的告发，因此家产全部充公，他只好寄居在别人家里，最终果然如术士所预言的，饥饿而死。

这个故事中的术士，就深懂《易经》的阴阳变动之理，在邓通还极受皇帝的宠爱时，他就看到了邓通的衰败，因为兴衰无常理，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在不断的变动之中。

因为洞察到这种变化，所以中国古人非常清楚“盈极反亏”、“物极必反”的道理。这个道理，就和乾卦中上九的爻辞联系起来了。上九的爻辞是：“亢龙有悔。”为什么呢？因为第五爻的爻辞是“飞龙在天，利在大人”，也就是说，第五爻表明，人到了其事业和功名的鼎盛期，功成名就，一帆风顺。然而盛极必衰，接着就要走下坡路了，所以就是“亢龙有悔”。而这个兴衰成败，物极必反的道理，在《红楼梦》的第十三回，王熙凤梦中和秦可卿的谈话中，就很好地体现了出来：

秦氏道：“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话，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

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佩，忙问道：“这话虑得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

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保永全了……”

生生不息的精神

《易经》六十四卦的首卦，是乾卦。在乾卦的《象辞》中，作者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名言后来家喻户晓，激励着无数的中国人。事实上，这种自强奋进。生生不息的精神，正是《易经》的伟大精神。

南宋著名思想家吕祖谦和朱熹曾经合著作过一本书，叫《近思录》，书中辑录的有两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等人的言行思想。其中记录有周敦颐的一则故事：“周茂叔窗前草不除。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

周敦颐是北宋著名理学家，众所公认的理学派的开山祖师。据《宋史·道学传》记载：“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从《宋史》中可见，对周敦颐的评价极高。

周敦颐为什么不肯除去窗前的杂草呢？他说“与自家意思一般”，又是什么意思呢？他自己的另一番话，也许可以给此言作注解。“观天地生物气象”，“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因为他从小草的生长中，看到上天有好生之德，从中领悟到天道的奥秘：上天原是好生恶杀的，因此，他也就循天道而行，不肯拔除杂草了。

《周易·条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为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品德就是珍爱生命，生生不息的过程就是易啊”。这其实就是《易经》的伟大精神真谛，劝导人爱惜生命，不要肆意残害生命。而且，不仅仅是要爱惜人的生命，连动物、植物的生命都要予以爱惜。这就是儒家所谓的仁者之心。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有这种崇信“好生之德”的传统的。周文王曾经留下过“泽及枯骨”的著名故事，被天下人传为美谈。当初，周文王被封为西伯侯时，有一天，他在郊野之地行走，见到死人的遗骸暴露在地上，于是心生怜悯，吩咐身边的人将枯骨掩埋。身边的人大惑不解，说：“这枯骨都是死掉很多年的人了，想来已经无主了。”文王却说：“天子拥有天下，就是天下之主；诸侯拥有国家，就是一国之主。如今我遇见这枯骨，就是这亡者之主了，怎么能够忍心看到他暴尸野外，而不将他予以安葬呢？”身边人这才将枯骨好生掩埋。当时其他地方的人们，听说文王的德行后，都说：“西伯恩泽苍生，即使无主枯骨，他也施以恩德，更何况是活着的人呢？”于是前来归附他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的德行深厚，恩泽不仅仅惠及世人，也惠及枯骨，的确是仁德君子的楷模。

而在儒家的典籍中，也有着关于“好生之德”的教导。据《礼记·月令》篇记载：“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履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此外，礼记有教导世人，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季春之月，“树木方盛，命虞人人山行木，毋有斩伐”。为什么要在这春天禁止砍伐树木,猎取麋鹿呢？这或许果然有环境保护的意识，防止人们涸泽而渔，焚林而猎，但更重要的，这是启发人们的好生之德，因为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草木刚刚萌出嫩枝绿叶，而很多动物也在这个季节哺育幼兽。

所有这些，无不符合《易经》的宗旨。因为《易经》揭示给我们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世界，万物虽然有盛衰兴亡，但整个宇宙却生生不息，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旧的事物不断衰老、死去，而新的事物却又不断诞生、壮大。自然界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幅永不消竭的画卷。一粒树种落在土中，逐渐破土而出，长出了嫩枝，然后越长越高，终于成为参天大树。几十年后，这棵树木枯萎了，倒下了，腐烂了，然而它的腐质却成为养料，被泥土吸收，从而滋育着新的动植物的生命。不仅自然界的兴衰交替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我们最初呱呱落地，在父母的精心哺育下，成长起来，而后我们自己又结婚生子，等到我们衰老死去的那一天，我们又繁衍了不少的后代子孙……

《易经》的作者们正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的变化中，最终悟出了生生不息的天道，万物虽然有新陈代谢，但从总体来说，却是充满了一片勃勃的生机，非常繁荣。于是，人们又推断说，这个天道不仅仅是生生不息的，同时也是好生恶杀的。在自然界里，这一点同样频繁地得到验证。比如，动植物常常表现出一种旺盛的、令人吃惊的生命力。长在悬崖边上的树木，或者长在岩石罅隙中的小草，尽管土地非常贫瘠，环境非常恶劣，但他们仍然能够茁壮地成长起来；动物受到严重的创伤之后，甚至被割截身体后（比如蚯蚓、壁虎），还可以活下来，甚至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长出新的身体器官……

古人将这些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都体现在《易经》的哲学中，以及对卦辞的解说中。比如《易经》的第24卦是复卦，此卦阐释的就是生生之理。物极必反，当剥落至极时，必然会否极泰来，转危为安，恢复到有所作为的时期。而恢复的办法，则是杜绝以往的错误，重新回复到善道。而且，还要经过周详的策划，谨慎行动，以促使其早日到来。

《系辞》中又说：“天地，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序卦》中则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所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就在于变化之理，说到底，也就是自然的生生之理。生生不息才是自然界的本来面目。

《易经》弘扬的这种“生生之理”，对后世的儒学家产生了很深的启发。因为这种生生之理，赋予了天地以道德的意义，说明天地本身的变化，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一种有序化的演变。而且，在演变过程中，天地并不是毫无善恶的，而是好善恶杀的。这一层意义，对于理学家建立本体论的儒家哲学，非常重要。北宋的大儒周敦颐正是因为上天的好生之德，得到其心性论的哲学根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一阴一阳之谓道”。在周敦颐看来，宇宙间充满着盎然生趣，毫无任何的计度造作，这正是天道至善至美的表现。对于周敦颐来说，人和万物都产生于“太极”，因而在乾道变化、化育万物的过程中，人自然而然地禀受了太极的本性。

这种“生生不息”的天道观，又给世人提供了伦理生活的准备和规范。因为，既然上天有好生之德，好育万物，根据《易经》所坚持的人道取法天道的原则，人们也应该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这种天道，不应该残杀无辜，虐待生命。夏朝的夏桀和商朝的纣王，为什么会最终国灭身死呢？原因很简单，在《易经》看来，这两个昏君虐杀忠良，屠戮无辜，所作所为，都完全违背了上天的好生之德，因而他们就是自取灭亡了。

儒家从此出发，阐述了一系列的道德观点。比如《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因为积善，就是尊奉好生之德，和天道相呼应。而按照《易经》的说法，如果人的行为上合天道，则必然会受到天道的佑助。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的名相范仲淹，便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范仲淹年轻时非常贫穷，但心怀天下。有一次，他到算命先生那里去占卜，想知道自己将来能否当上宰相，算命先生说他没有宰相之命，于是范仲淹说：“如果我不能做宰相，那我就做好的医生，悬壶济世吧。”算命先生听到后，奇怪地问：“刚才你还怀着雄心壮志，想当宰相，怎么现在一下子胸无大志，就想要当医生了呢？”范仲淹正色回答道：“人生在世，只有宰相和医生两种职业，最能给百姓造福。既然我当不了宰相，那么造福苍生的最好途径，就是当一名医生了。”算命先生大为赞叹，说：“你有此心，以后一定能够成为宰相！”

后来范仲淹果然做到了宰相。他非常孝顺，请堪舆家察看母亲的墓地，堪舆家说他母亲的坟是“绝地”，以后他家会断绝后嗣，因此劝他将母亲的坟茔迁移他处。他拒绝了，说既然此地是绝地，也不应别人去承受断子绝孙的后果；如果我命中该绝后，迁坟有什么用呢？结果就没有迁坟。他本是苏州人，当时苏州有块著名风水宝地，名叫南园。许多人劝他把南园买下来做宅第，使后代得以显贵起来。范仲淹却说，一家人富贵，受惠的人会非常少，不如让大家受惠。于是，他出钱买下南园，创办了“苏州书院”，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他死后，他的儿子范纯仁也做了宰相，后人中人才辈出，而且都很兴旺发达。

范仲淹可以称得上就是一个体察了“生生之理”的智者，所以他才蒙受天佑，而且惠及子孙。

此外，这种“生生不息”之理，也教导世人要奋发图强。正如乾卦开篇名义，所宣扬的那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天道周旋往复，川流不息，呈现出一派强健、活泼的气象，君子正应该效法这种气象，对任何事情都坚忍不拔，心怀豁达。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屡经变故，遭到外敌或异族的入侵：从西汉算起，我们陆续遭受到匈奴人、鲜卑、吐蕃、辽、金、蒙古、满族的侵略，但无论中华民族遭遇怎样的失败或挫折，我们的民族文化却始终没有断绝，却能够继续传承下来，发扬光大。这岂不正是昭示出《易经》的生生不息之道吗？ 8AH+yfb107ZBIs7qXO4ywieRZkF4z2NZicHB8oImMNisZ4umPk+LnJbnH83FI/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