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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也许没有哪本书，比《易经》的背景更加深不可测、扑朔迷离了。至今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此书写成的年代，以及成书的作者。关于这部神秘的书籍，史书上只有零零星星、而且模糊不清的记载。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在《论语·述而》中，孔子如此感叹道。孔子的学问，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无人能及的。据说，楚昭王渡河时，见到河面上游有东西漂流而下，渔夫取来后献给昭王。昭王问遍所有的人，没有人认识它。后来听说孔子博学多能，昭王就派使臣带着它，千里迢迢，去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使臣这是萍实，是楚国将要振兴的征兆，这才解答昭王的困惑。孔子的博学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然而，当孔子说出这番想要学《易经》的时候，从他的口气判断，也许已是迟暮之年了吧。来日无多，此时才见到这部书，翻阅之下，心中大喜，因此希望天假其年，使他得以穷尽此书的智慧。以孔子的博学和睿智，兼以年迫桑榆，早已阅尽人世的坎坷和沧桑，面对《易经》，却发出相见恨晚的叹息，这不得不令人惊奇和困惑——《易经》究竟是怎样神秘的书呢？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神秘莫测的智慧，以致激起孔子如此强烈的求知欲望呢？
《史记》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照司马迁的这种说法，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禁起来后，于是发奋写出了《易经》一书。然而《汉书·艺文志》却有另外的说法，“人更三圣，世立三古”。照后者的说法，《易经》是先后经过三个圣人的编纂，才最终得以成书的。这三个圣人分别是：伏羲、周文王、孔子。其中，伏羲氏画出最初的八卦；周文王将八卦加以发展变化，演变成六十四卦，并作了卦辞和爻辞；而到了孔子的年代，因为卦象太深奥，变化太多，很少有人能够看懂，于是孔子作了《易传》，用以解释此书，使后人得以理解它。但“五四”运动以来，史学界掀起疑古的风潮，有史学家提出质疑，其证据是：卦辞和爻辞中讲到了周文王以后的人物和朝代，因此足以证明《易经》并非出自于一人之手，而是集体创造出来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易经》在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和文人阶层心目中，占据着不容小觑的重要地位。在儒家六经中，《易经》被列于群经之首。从其编排体例及文字内容看，它属于占卜类书籍。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焚烧掉诸子百家的众多书籍，此书也岌岌可危，据说是李斯偷偷将《易经》列入医术占卜之书，从而使它逃脱了劫难，因为医书之类当时并没有被列入禁书之列。因为这个很偶然的缘故，《易经》才得以幸运地保存下来。
古代民智未开，但凡有重大的行动或决策，比如祭天或征伐之类，都必定要求神问卜，占卜吉凶。经考古证实，殷代盛行用龟甲或兽骨占卜，具体办法是：将它们放在火上烧灼，根据其裂纹的形状或走向，来推测未来的吉凶，这种办法称做“卜”；到了周代，占卜的方法得以改进，人们多用蓍草占卜，称做“筮”。
根据一些史书的记录，我们还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古人运用《易经》占卜的实际情况。《左传·哀公九年》：宋公伐郑……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他。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阳虎认为宋君和郑君是甥舅关系，爻辞说宋国的先王帝乙嫁女有吉禄，说明宋国正处在有利的地位，因而宋国讨伐郑国，顺承天意，必然会取胜。所以，晋国不可逆时而动，出兵救援郑国。又如，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楚国攻打郑国。郑襄公向晋国求援，晋景公就任命荀林父为将，率军前去救援。部队走到黄河边上时，郑国就已经向楚国投降，荀林父也准备撤兵回国。但大将先谷刚愎自用，违反军令擅自出兵，渡过黄河向楚军开战，晋军于是惨败而归。当时智庄子担任晋国的下军大夫，得知先谷不服军令而擅自出战的消息后，引用《易经》中师卦的初六爻辞，预测战争的结局。其爻辞为：“师出于律，否藏凶。”意思是说：严明的军纪是军队胜利的保障，违抗军令就有凶险。所以，智庄子作出判断说：“我军一定会战败，先谷也会战死，即使幸免逃命，也会受到严重处分。”战争的结局果然不出所料，先谷后来被晋景公处死了。所有记载的这些故事，都很明确地表明了，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常常利用《易经》来决定诸如是否出兵救援邻国或攻打敌军的重要军事决策。
根据《周礼》的记载，太卜（专门主管占卜的官员）依据《三易》来进行占卜。所谓的《三易》，指的是《连山》、《归藏》、《周易》三种不同系统的易学。其中，《连山》是夏代的易学，由艮卦开始；《归藏》是殷代的易学，由坤卦开始，《周易》是周代的易学，由乾卦开始。三种易书都是六十四卦，但《连山》、《归藏》已经失传，今人无法窥探到其中的内容。我们如今所说的《周易》，是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其中《易经》是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类似于后代经学家给经书所写的注疏，但今天说到《周易》，一般讲它笼统地等同于《易经》，如果不做严格的学术研究，这样说也未尝不可。
由于《易经》最初被归为占卜类书籍，后世很多学者往往据此轻视《易经》，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占卜违背了伦理道德。人应当依据良心行事，不应该存着侥幸心理来占卜吉凶。这种态度，以宋朝的大儒朱熹最为典型，他说：“易是用来占卜，以决断疑惑的，但依道理，应当做的，就应当做，不应当做，在这种情形下，根本用不着占卜。惟有正事，在方法上有分歧，因而以占卜。恶事、私欲，不可占卜。”可见，在他的伦理观中，本质上是反对利用《周易》来占卜的。只有遇到“正事”的方法上存在分歧时（事情本身不存在善恶之分），才可以利用占卜来予以解答。相反，诸如偷窃、通奸等“恶事”，是否可以做，是绝不能用《易经》来解答的，因为这样的事情，“依道理”就知道是不合道德的，应该被厌弃。
尽管易经最初的确被用于占卜，但将它仅仅视为占卜书籍的观点，是有失公允的。孔子虽然写过《易传》，却从没有将它当做卜筮之书，而更多地是在考虑周易中包含的深奥而宏大的哲学思想。比如，《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种阴阳的观点，可以说是中国哲学较之于西方哲学最独特的地方之一。它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面，如生和死、强和弱、男和女、大和小、昼和夜、明和暗、吉和凶等等；而且，这种对立面并非是绝对的，很多时候，它们是可以转化的，比如，昼和夜循环转化的，死掉的动植物尸体又可以做生命的养料，如此不一而足……后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从《易经》中汲取灵感，以建构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比如周敦颐，就根据《易经》的思想，形成“太极”的说法，来解答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而理学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程颐，则汲取孔子的易学思想，“推天道以明人事”，将《易经》视为圣人之道的载体，将他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正是《易经》中包蕴着的这种深沉宏大的哲学思想，最终吸引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心灵，使它们最终将《易经》置于六经之首。
◆《古三坟》书影
佛教中有一种神奇的摩尼宝珠，它本来没有颜色，但随着映照的各种物体，能呈现出各种颜色，遇青色便呈现出青色，遇红色则呈现为红色。佛教的修行人，通常将德行高深的得道之人的心性，比喻为摩尼珠。《易经》或许也是这样的一颗神奇的宝珠，在高明的占卜家邵康节那里，它就是灵验的占卜书；在哲学家周敦颐那里，就解答了关于宇宙本源的难题；而在另一位哲学家程颐那里，《易经》则暗含了扬善弃恶的道德教益。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原也不必强求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占卜书也罢，还是哲学书也罢，《易经》都是一部神奇的，值得我们下工夫研究的好书。
顾名思义，《易经》中的“易”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历来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易纬·乾凿度》的说法，易字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即变易、不易和简易。那么这三种不同的含义，又当作何解释呢？
变易
《易经》这本书，最早的名字叫做《变经》，而不是《易经》。为什么要命名为《变经》呢？因为宇宙间瞬息万变，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赫拉克利特，他说过一句名言：“一切皆变，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河流时刻都在发生变化，你第二次踏进去的河流，已经不是先前的河流了。而佛经里面，佛陀最根本的教导之一就是诸法无常。《易经》首先研究的，也是这个变化的道理。
自然界的万象，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们变动的道理。春天树木长出了嫩芽，花儿也开得很鲜艳，夏天时变得郁郁葱葱，等到秋天，树叶就变黄了，一片片凋零，冬天来临时，树干大都变得光秃秃的，非常萧条……或者，我们常常看到一颗小小的种子，若干年后就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瞻顾历史，如果探索得足够久远，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某块陆地，在几千万年之前是一片浩瀚的大海；某一座峻拔的高山，若干年以前却是广袤的平原，又或者，若干年前某个朝代的繁华都城，如今早已荒无人烟，榛莽丛生……自然界就是这样始终变易的。
岂止自然界，人类社会也是始终在变易之中。我们看到一个婴儿呱呱落地，非常可爱，可是弹指之间，他就成为了一个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然后再等一些年，他的头发白了，牙齿脱落了，背也驼了，眼睛也昏花了，总之，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而这一切，回想起来，却仿佛就在一瞬间，童年时发生的种种乐事也都记忆犹新。佛教的《楞严经》上有一段佛陀和波斯匿王的有名对话，也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变易之理：
波斯匿王说：“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我观现前念念迁谢，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渐渐销殒，殒亡不息。决知此身，当从灭尽。”
佛言：“如是。大王，汝今生龄已从衰老，颜貌何如童子之时？”
王言：“世尊，我昔孩孺，肤腠润泽。年至长成，血气充满。而今颓龄，迫于衰耄，形色枯悴，精神昏昧，发白面皱，逮将不久，如何见比充盛之时？”
佛言：“大王，汝之形容，应不顿朽？”
王言：“世尊，变化密移，我诚不觉。寒暑迁流，渐至于此。何以故？我年二十，虽号年少，颜貌已老初十岁时。三十之年，又衰二十。于今六十又过于二，观五十时，宛然强壮。世尊，我见密移，虽此殂落，其间流易且限十年。若复令我微细思惟，其变宁唯一纪二纪，实为年变。岂唯年变，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迁。沉思谛观，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终从变灭。”
波斯匿王说“念念之间，不得停住”，就恰如其分地点明了这个变化之理。每一秒钟，我们的容貌、身体，以及身边的一切，都在飞速的变化之中。
其实，不仅人的容貌会变，心理更是变化无常。我们常常看到：处在热恋期的年轻人，彼此间如胶似膝，恨不得时时刻刻都黏在一起，偶尔分开了，便一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魂不守舍的样子；花前月下间，两人又互相山盟海誓，约定彼此不变心；可是往往过不了几年，回头一看，当年的热情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早就劳燕分飞、反目为仇，即使依旧还在一起，当初的浪漫和热情也早就消失殆尽了……又或者，我们有很好的朋友，两人关系融洽时，是刎颈之交，可以毫不犹豫地为对方舍命赴难，后来不知不觉就起了龌龊之心，两人产生了嫌隙，逐渐疏远，轻者互相敷衍，重者势不两立，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世说新语》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桓公北征时，经过金城，看见以前在这个地方种的柳树，如今都有合围之粗，于是就慨然叹息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他折下枝条，伤感地流下了眼泪。好一个“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这句话怎么沉痛地表达世事沧桑、物事人非的岁月变化啊！
而《易经》首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变化，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也包括人的，以及人心的变化等等。以为既然世事都在变易之中，我们首先就要留心，仔细地观察到这种变化。因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会有些征兆。比如一个人在生病之前，他的脸色、皮肤、声音、脉搏、心跳都必然会发生些微妙的变化，但我们常人往往觉察不出来。古代的名医扁鹊，见到蔡桓公时，在他身边站了片刻，就知道他生病了，隔了几天，再见到蔡桓公，说他的病情变严重了，但蔡桓公自己并没有觉察到，不肯相信。扁鹊的医术为什么这么高明呢？就在于他懂得变化之理，在病人自己还没有觉察到之前，他就看到了生病的征兆。我们今天去找中医看病，中医会看我们的舌苔，替我们把脉，也就是想要通过这些变化的征兆，来诊断我们的病情。
那么，《易经》首先教导我们的就是这个变动的道理，告诫我们细心地观察，留心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大至国家大事，小至油盐米醋，预先看到事情变化发展的征兆。我们常常将《易经》视作卜筮之书，古代也的确有不少的占卜大师，如宋朝的邵康节，据说就料事如神。其实，占卜这件事也许并不神秘，只是这些大师比常人更敏锐，在常人没有发现变化的地方，他们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征兆。
变易
“易”的第二含义，就是不易。我们刚刚说“易”的第一个意思是变易，现在又说不易，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万物的确都在变化之中，这些变化背后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个不变的东西存在。
我们在想到变的时候，一定也要想到不变。变与不变两者是合在一起的，就如硬币的两面。
我们还是以赫拉克利特的两条河为例。一个人这次踏入一条河，和下次踏入这条河时，很多因素都可能发生了变化，比如水的温度，水的清浊度，或者水位的高低，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有些因素是不会变化的，比如水的成分，都必然是H2O，是由氢原子和氧原子构成的，在一般情况下，水的形态也必然会是液体。这些规律是不会变化的。再比如说，在夏天时，太阳通常会升起得很早，落得很晚，而冬天则恰恰相反，升起得很迟，但落得很早。太阳升降的时间在不断地变化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不论升降的时间如何变化，必然都是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这个规律是恒定不变的。
对于人来说，同样也遵循着这种规律，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既有不断变化的东西，也有不变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四十岁和三十岁相比，相貌肯定会有些变化，事业的成败，或者心境的悲喜也都会有所不同，但我们内在的某些性格气质，或者癖好之类，都会继续保留下来。比如，我们三十岁时喜欢吃甜食，可能到四十岁时，这个嗜好仍然保留着。三十岁时，我们喜欢旅游或登山，到了四十岁，仍然乐此不疲。再比如，我们和朋友分别几个月之后，一般来说，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彼此认出对方，不会认为他是隔壁的张三。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朋友身上还保留着某些不变的东西，和我们记忆中对他的印象吻合一致。要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每个瞬间都在完全的变动之中，那这个世界非乱套不可：两个好友一转身，就互相不认识了；我们刚坐的凳子，转瞬间就朽坏了，刚刚买的钟表，下一刻秒针就停止了跳动……
而这个世界，之所以没有乱套，就是因为它有一种连续性，也就是变中有不变。《易经》的要旨，除了告诉我们万物皆变的道理，要我们留心万事万物变化的征兆之外，同时也要我们认识到这个变化背后的不变之理，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规律。鱼儿离开水就会死亡，鸟儿没有翅膀就无法飞翔，这是自然规律；人骄傲自满就会止步不前，行动轻率就会导致失败，这是为人处世的规律；国家横征暴敛就会导致民众反叛，言论自由就会促进社会民主，这是国家兴衰的规律。这些规律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亘古不变的。无论是《易经》的卦象、爻辞，其实都是在诱导我们去认识现象背后的这个不变的规律，让我们不要因为被变动不息的纷繁万象，迷惑住了双眼而不知所措。
中国魏晋时期，清谈的风气盛行于世。那些清谈家的议论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执一御万”。它的意思是说：只要掌握了“一”，也就能够驾驭“万”。这和中国谚语说的“万变不离其宗”，其实是同一回事。所谓的“万”，就是指变动的纷繁万象；所谓的“一”，就是指万象背后的规律。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一”，懂得了这个不变之理，我们为人处世就有举重若轻、高屋建瓴之感，不为轻易受到迷惑。而反过来，如果我们迷惑于万象的变动，而不去注意变动背后的不变之理，那就违背了《易经》作者的本意。
当然，对于这个不变之理，不同的哲学或学说，称谓不同。老子称为“常道”，基督徒称为“天主”或“上帝”，这无关宏旨，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努力去认清这个道。
简易
除了“变易”，“不易”之外，易还有另一个意思，那就是“简易”。
什么是“简易”呢？这个“简易”，就是说，当我们接触到无数瞬息万变的现象之后，我们逐渐琢磨出这些“变易”后面的“不易”，也就是万事万物发展的恒久规律。我们光明白了这种规律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将这种规律应用到生活中。比如说，我们知道了“谦受益，满招损”的道理，但如果我们不将它运用到生活中去，在生活中依旧自高自大，目空一切，那这规律就对我们毫无益处。同样，学习《易经》也是这个道理，就是要将《易经》中表达出来的这个“不易”之理，灵活地运用到生活中去，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如果我们掌握了规律，做任何事情都能举重若轻，在难题面前，我们也能很快找到化解的办法。这就如同三国时代的诸葛亮，遇到困难了，将手指头这么轻轻一掐，就能预算到过去、现在、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同时很快也能想出锦囊妙计。佛教经典《维摩诘经·弟子品》说：“吾见此释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庵摩勒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看大千世界，就如同看手中的一枚果子一样，一目了然，毫不疑惑。
从根本上来说，简单的本原生成并支配了纷纭的万事万物，所以《易经》上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我们如果不想迷失其中，就只有返本归元。打个通俗的比方，如果我们要研究复杂的计算机语言，我们就必须研究这个二进制代码，因为二进制是计算机语言的基础，是“本”。如果我们不首先弄懂这个二进制代码，而直接扎进繁杂的程序语言中，必会累得筋疲力尽，却仍然晕头转向，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我们在为人处世上也应该这样，一定先要明白根本，不要舍本逐末。所以《大学》上说：“物有本末，道有终始，之所先后，则近道矣。”一旦掌握了这个本，掌握了“不易”之理，我们就能因势利导，顺应事情的规律，结果会事半功倍。古代的名相，讲究“垂拱而治天下”，就是坐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结果天下政治清明，国家就非常富强了。难道他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吗？不是的，因为他掌握了规律，懂得本原，哪怕面对再复杂的问题，他都能够看得很透彻，胸有成竹，毫不慌乱，然后在恰当的时候付诸行动，结果费力很少，却能顺利地获得成功。这就是因为他通达“简易”的道理啊，能够化难为易，化繁为简，化大为小，所以事事都处理得十分妥帖。
《道德经》中有句话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就是说，做学问的人，每天觉得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因此心中很高兴；而学道的人，则每天觉得自己所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少，所以孔子说“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这个道理，也正和《易经》的“简易”之理暗中契合。为什么呢？因为他反本求源了，他看到那些纷杂的万象，都是虚假不实的，都是末，于是他就越来越不受这些变化的假象的蛊惑，开始通达大道了。
如果说到具体生活中，“简易”就是告诉我们要生活得简单一些，越简单越幸福、越充实。我们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体验，如果你每天吃的菜都口味鲜美，放了很多调料，色香味俱全，最初你当然觉得好吃，但吃上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嫌腻了，发觉不仅胃口不好了，没有食欲，而且品不出食物本来的味道了，但如果相反，你吃得很清淡，你就一直能保持很好的胃口，而且能品出食物的本味。又或者，我们看年轻人谈恋爱，常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会哭哭啼啼，寻死觅活的，或者为了获得对方长久的欢心，想尽各种办法，使尽各种心计，最终弄得身心都疲惫不堪，然而最后的结果却又往往是鸡飞蛋打，竹篮打水。若干年后回首，或者自己也觉得非常荒唐，莞尔一笑。这其实都是没有通达《易经》的“变易”和“不易”之理。如果我们能够参透人心瞬息万变的“变易”之理，我们就能够看到不少爱情不谐的征兆，从而预先做出调整，免得弄出难堪或伤心的结局；如果我们懂得“姻缘自有定分”这一“不易”之理，我们在面对爱情纠葛时，就会坦然得多，很多复杂的纠葛也就会变得简单起来，我们的烦恼也会减少许多。
所以，这个“简易”，就是《易经》的最高境界，我们最后所要学的，也就是这个“简易”之理。
《周易》包括《易经》与《易传》两个部分。《易经》是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类似于后代经学家给经书所写的注疏。《易传》包括彖辞、象辞、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篇，其中彖辞、象辞、系辞，又各分为上下篇，因此总共是十篇，旧日称为《十翼》，我们总称之为《易传》。
易经
《易经》指的是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什么是卦象呢？这得从古人最早占卜的由来说起。《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术数”，共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术。这儿所说的蓍龟，就是古人最早使用的占卜方法。龟是指龟甲，用龟甲占，这种方法叫做“卜”。蓍是一种草，用这种草占，这种方法叫“筮”。 至于使用龟甲的原因，有的学者推测：乌龟的拱形背甲和苍穹相似，而布满纹路的扁平腹甲则似大地。而且，在古代文献中，乌龟象征着长生不死、活力永存等神赐的品质。用龟甲占卜时，是将龟甲经过特定的处理后，放在火中烧灼，然后根据其裂纹的走向和图案，来判断吉凶。
周朝的礼官通常只进行蓍占，只有遇到极重要的大事时，才进行龟占。蓍占指的是用蓍草进行占卜，通常连续进行六次，结果不是以数字表示，而是以图符来表示，这些图符所代表的数字，要么是六、七，要么是八、九。人们在每次蓍占时，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图符所代表的具体数字，而仅仅关心数字的奇偶，因此每次的结果只有两种：奇数或偶数。奇数代表阳，由一条没有断开的长横线表示；偶数代表阴，由两条断开的短横线表示，不过，两条短横线长度之和，应与表示阳的横线长度相等。六次蓍占的结果出来后，占卜官将六个图符相叠，组成一个图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卦象。所以，卦象就是指由六个图符组成的全卦。在卦象中，表示阳的那根长横线，被称为阳爻，表示阴的中间断开的两根短横线，被称为阴爻。
《易经》最初是由一组八卦符号组成的系统，这八卦据说最初是伏羲氏所发明的，指的是：乾卦、坤卦、坎卦、离卦、震卦、艮卦、巽卦和兑卦。每个卦都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代表山，巽代表风，兑代表泽。这八卦互相搭配就得到了八八六十四个卦象，六十四卦的每个卦象，都是由两个八卦的卦象叠加而成，称为上卦和下卦。这六十四个卦象指的是：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这些卦象符号所表达的意思，过于艰深晦涩。如果不对其予以说明，人们就难以明白卦象所潜藏的意思。因此，后人就对这些符号系统，加以初步的解释，这就是卦辞与爻辞。对整个卦象的解释，就是卦辞。对卦象中每个阴爻或阳爻的解释，则被称为爻辞。以《易经》中的乾卦为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卦辞，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再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在这一卦中，“元亨利贞”就是乾卦的卦辞，初九到上九，都是每一爻的爻辞。而“用九”，照晋代杜预对《易经》的注解，意思是说乾卦六爻皆变。
最初，《易经》作为占筮之书，就是以这样一些符号和卦爻辞来预测吉凶祸福，并指导人们的行动。求卦的人先通过蓍占，获得一个适当的卦象，然后根据卦辞去解释所求的那件事的吉凶，卦辞所解释的对象，本来是爻的变化与卦的变化，而在古人的哲学观念中，卦爻是代表整个宇宙的，因此，也就是根据宇宙的变化，去观察和预测人事的活动。而古人向来秉承着人道取法天道的信念，因此这些卦象便能告诉占卜者，他所卜筮的那件事的吉凶祸福。
殷商时代，人民利用龟甲占卜，而《易经》则采纳一套八卦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并根据卦爻之辞予以占卜，虽然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思维模式却是相同的，即通过巫术宗教活动，来贯通天人之道。但是，比起殷人的占卜，《易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因为：甲骨卜辞是通过兆纹，对某一件具体的事情给予某确定的解释，占卜不是用来推论，而仅仅是将过去的认识记录下来，具有直接性与具体性的特点。而与此不同的是，《易经》则是一套符号系统，它的结构比殷商占卜复杂得多，也含有更多的逻辑推论。借助于这种系统，人们一方面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增加了，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并由此进行推理，为而后的卜筮提供经验。这样，人们只要知道某个符号，就能预测某事的吉凶，而不必再像殷商时候的人那样事事占卜了。
易传
《易传》最初被称为《十翼》，据说是由孔子所撰写。因为《易经》成书很早，由于年代久远，写作的背景逐渐变得模糊，文字的含义也随着时代不断发生演变，所以，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易经》的内容便已不易读懂，于是孔子和门人就撰写了《十翼》，以解读《易经》。他共有十篇，包括：一、彖上传，二、彖下传，三、象上传（又称大象），四、象下传（又称小象），五、系辞上传，六、系辞下传，七、文言传（文言是解释卦象经文的言语），八、序卦传，九、说卦传，十、杂卦传。据说，《十翼》尚有其他的分类方法，但目前已无从知晓。到了汉武帝以后，《十翼》被称为《易传》，并被视为《周易》的一部分。
在《十翼》中，《彖》是对《易经》卦名和卦辞所作的注释，《象》是对《易经》卦名和爻辞所作的注释。《文言》对《乾》、《坤》二卦作了更深入的诠释，而《系辞》是《易经》的思想纲领，内容博大精深，它是《十翼》中最重要的文字。它第一次对《易经》的产生、原理、意义及易卦占卜的方法等，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说明。此外，它还有独到新颖的创见，阐发了许多《易经》原文中没有的思想。和《彖》、《象》不同的是，《系辞》并不对易经的每个卦名、卦辞或爻辞逐一进行注释，而是对易经予以整体的阐释和评价。除系辞外，还有《说卦》。《说卦》对八卦的卦象予以具体的阐释，术数学研究的理论根基就发轫于此。《序卦传》研究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而《杂卦》则将六十四卦排成两两相对的综卦和错卦，从卦形的变化中，来研究卦与卦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严格意义上说，《易传》是对《易经》的哲学说明，它既继承了《易经》的思维方式和基本精神，同时又在具体思维内容上作了彻底的改变，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作者们所生活于年代的重要社会人生问题，因此，《易传》的基本特点是通过天道引出人道，通过对天道的认识，学会对于现实社会的理解和分析。
《易经》以一整套卦象和卦爻辞来占断吉凶，并由此来引导人们的活动，因而没有摆脱原始的巫术宗教的阴影。而《易传》则完全不同，它从人文的立场出发，将人道当做问题的中心，使包罗万象的《易经》义理和现实的社会政治紧密关联，确立了一条贯通人天之路，向上体达天道，向下惠济万物生灵。于是《易传》作者的人格理想就是成为圣贤之人，提出了天地人三才的概念，并构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思想体系。
为什么《易传》和《易经》在主旨上会产生这样一种本质的变化呢?
首先，这有其社会背景的因素。战国末年，诸侯国连年战争，给国家和百姓造成了极大的创伤。社会渴求统一，百姓要求和平，以安居乐业。这种社会背景下，促使《易传》从《易经》衍变而来，并对《易经》作出了人文主义的解释，并运用阴阳、道器等概念，营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思想体系。
而在思想理论上，《易传》明显被打上了儒家的烙印。翻阅《十翼》时，儒学的倾向表现得十分露骨。对于孔子、孟子和荀子来说，仁与礼是其思想的核心，他们对社会现实政治的论述，都是围绕着这两点进行。《易传》同样充分体现了这种倾向，比如就礼来说，《序卦传》说：“物畜而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者，礼也。”《大壮卦象传》说：“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儒学在强调君臣父子之间的尊卑等级时，又强调他们彼此之间的和谐共存，比如“君使臣以理，臣事君以忠”。在《易传》中，同样可以看到，《易传》的作者，将仁义作为立身之本，将它与天道遥相呼应。
然而，《易传》和孔孟的学说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易传》阐述了道家的天道自然的思想，而孔门弟子如孟子等人，则以伦理为本位，在他们的观点中，天道只是一种伦理的规范，而不是外在的自然法则。因此，两者在性善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易传》的性善论是对外在自然的认识，是具有阴阳互动的天道，而孟子的性善论来源于现实的人伦关系，尤其是宗法血缘关系。这样，《易经》的核心思想既体现了儒学的基本理念，但是又具备了不同于孔孟的思想特质。
《易传》对宋明理学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程颐、朱熹等人将客观的天道自然加以改造，形成一种客观的精神实体，认为万物无不禀受天理，形成了性善论的理论基础，既然天理是善的，人性的本源也是善的。这种从天理着手的人性论，明显受到了《易传》思想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