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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 年，朱可夫出生在卡卢加省 ① ，这里是俄罗斯最穷的地区之一。全家只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才能吃上肉，住的房子也很破旧，有一天屋顶竟然塌了下来。
和村里的孩子一样，7 岁时，朱可夫就下地干活了。周围的人都像他一样劳作，直到精疲力竭，所以他从未抱怨过。他的母亲甚至要背 170磅重的粮食。
朱可夫很倔强，不管父亲怎么打他，从不认错。有一次，他被狠狠打了一顿，出于愤怒和反抗，他在地里躲了三天。回来后，父亲又打了他。
9 岁时，和别人打赌，朱可夫在一处公墓睡了一夜。
朱可夫上了三年当地的教会学校。他是个好学生，但家里连饭也吃不饱，无法供他继续上学。11 岁时，父亲把他送到莫斯科，给一个皮毛商做工。
莫斯科是一个放荡、喧闹、卑鄙的地方。来到这里后，朱可夫变得沉默寡言了。来到莫斯科的第一天，朱可夫跑着挤电车，被一个人狠狠地踢了一脚，正好踢在他的鼻子上，当时流了很多血。这是他开始新生活的第一课。
皮毛店早上 6 点开门，夜里 11 点关门。朱可夫和其他学徒们都睡在地板上，吃饭时最后才轮到他们，这时往往又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了。一次，一个学徒做错了事，被老板用鞭子抽打。老板只要心情不好时就拿学徒出气。有的学徒被打得太重了，耳朵一整天都嗡嗡作响。老板有时以此取乐，他会让两个孩子相互用树枝抽打对方。这种树枝很硬，工人们用它来弄展毛皮。老板心情好时，会带上学徒去克里姆林宫的修道院，那里的唱诗班很有名。对学徒们来说，去修道院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朱可夫一点也不安分，他上了一所夜校。15 岁那年，已离家四年了，他请了 10 天假回家。父母老了，外表比实际年龄更老。乡村和以前一样，依然贫困。朱可夫知道，他再也不会回家了。
三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莫斯科，大战是以抢劫德国和奥地利商店开始的。莫斯科笼罩在一种爱国氛围之中，受它的鼓舞，朱可夫一度想当兵。但已经开始恋爱的他，需要挣些钱，于是暂时把这个想法搁在一边。1915 年 8 月，朱可夫被征入伍。
朱可夫个子很矮，但长相英俊。沙皇的军队很看重士兵的长相，把这么英俊的小伙子放在步兵团有些浪费，很快，他就被分派到骑兵部队。1916 年 9 月，朱可夫到了西南前线。他参加了不少战役，也因为患病而住了两个月的医院，病好后又重返前线。到 1917 年俄国革命那年，朱可夫已经是一个未经任命的军官，得过两枚圣·乔治十字勋章，这在低级军官中是极少见的。
起初，朱可夫并不想介入政治。1918 年 8 月，他加入了红军，当时正值俄国残酷的内战时期。列宁提出的口号是“要让一无所有的人拥有一切”，这个口号激起包括朱可夫在内的许多贫苦农民和工人后代的共鸣。尽管红军装备很差，反革命的白军也异常强悍，红军还是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1920 年秋，最后一支白军队伍逃离俄国，与伊斯坦布尔的流亡势力会合，至此和白军的战斗转移到外围。到 20 年代中期，红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朱可夫满怀热情地加入到革命战争中。在接下来的 10 年间，他忙于学习，不断地被提拔，还组建了家庭。其间，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迅速排挤其他的领导人，红军的创始人托洛茨基和其他一些竞争对手被排挤到国外，还有一些人被降职，然而，这时尚无人被监禁。
1937 年是恐怖的代名词。稍早开始的大清洗已经让人们的思想有些困惑。对于一些被清洗的非军方人物，如共产国际的前领导人李可夫(Alexei Rykov)和前主席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Grigory Inoviev)，朱可夫了解得并不多，对他们的死或许并不感到惋惜。但对于被清洗的军方人物，他都很熟悉。朱可夫知道，他们并不是英国或德国间谍，更不要说他们会在克里姆林宫放火。如果朱可夫看不到斯大林清洗这些将领的正当理由，他会觉得斯大林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一种恐惧、怀疑和复仇的心理。一些被处死的人是因为他们盼着斯大林病死，还有一些则与托洛茨基等人关系太密切了。但所有被清洗的人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军权。
斯大林总是提醒他的手下，法国革命后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由将军们操纵的政变。他不想让自己再有这样的将领。早在 1925 年就谣传说，在一次不必要的胃溃疡手术中，斯大林安排人杀死了米哈伊尔·伏龙芝(Mikhail Frunze)。
像朱可夫这样的军方人物都知道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元帅。多年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斯大林一直在争吵，到底是谁应该为 1920 年华沙附近的一次失败承担责任。当时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只是一个 27 岁的前线指挥官，而斯大林却是一个41 岁的党代表。瓦西里·布柳赫尔(Vassily Bliukher)元帅是国内战争中有着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有着超凡的魅力，他被斯大林视为一个潜在的拿破仑。然而，如果按清洗主要军官的逻辑来分析其他军官，那么就说不通了。对于这些被逮捕或处死的军官，斯大林大多不认识。这些人包括 3 位副国防人民委员、海军人民委员，16 个军区司令，5 个舰队司令，8 个军事研究部门的领导，33 个军长，76 个师长，40 个旅长，291个团长。
在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总共有 3.5 万名军官被清洗。数百名科学家和军事研究人员因为与被清洗的元帅有牵连而被逮捕。其中就有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 ① 、佩特利亚柯夫 ② 、米亚西舍夫 ③ ，有火箭专家克列伊苗诺夫 ① 、朗格马克 ② 、科罗廖夫 ③ ，但对他们，也是区别对待。朗格马克被处死，而图波列夫则被送进一座监狱，那里也是一个思想宝库，即由入狱的全部科学家组成的第 29 设计局(KB-29)。
从事大清洗的军官看上去极为愚蠢，特别是在欧洲又要面临另一场战争的前夕。然而，这场大清洗也涉及到苏联的许多普通人。大多数苏联人是普通人的后代，他们觊觎那些地主或资本家后代的房子、职位或他们的配偶，想攫取这些。还有些人只是不喜欢他们的穿着打扮。这些富人的后代也被清洗。如果有人用带有斯大林头像的报纸包肉，也会被逮捕，从此消失。妻子告发丈夫，儿子告发父母。在严刑拷打下，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在中伤别人的、莫须有的文件上签字。
瓦西里·布柳赫尔(Vassily Bliukher)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妻子(后来也被逮捕)见到他时，一时都认不出来。用她的话说，他看上去“就像是被坦克碾压过”。布柳赫尔被捕的前夜，他曾告诉妻子：“在审问中，没有人不屈服。当你的胳膊和腿被架起来时，你会在任何文件上签字。”
内务部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y Beria)是个屠夫。在卢布扬卡监狱的办公室里，他举着橡胶棍亲自拷打元帅：“告诉我，你是怎么把远东出卖给日本人的？”
布柳赫尔被折磨的精神失常了，他哆嗦着：“斯大林，你能听到他们是在怎么折磨我吗？”
审讯者把他的一颗眼球从眼眶中掏了出来，扔在他的手掌上。
人们在等待敲门声中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
警察通常会在一大早抓人。通常是三人一组，他们会叫上一个女邻居或女招待，告诉你有一封电报。门里的人真以为是萨拉托夫或哈巴罗夫斯克的亲戚来了电报，通知有人结婚或有人去世的消息，于是就打开了门闩。这时，警察会一拥而上，实施逮捕。如果被捕的人是军人，他们会把徽章或勋章从他的衣服上摘下来。然后，还会让他们交出党证或其他身份证件，带上几件衣服，被塞到汽车里，直接开进监狱。如果是在莫斯科，这些人会被送入臭名昭著的卢布扬卡监狱或列夫特沃(Lefortovo)监狱。
这个时期，监狱里没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犯人。入狱的人会发现，同室的犯人和自己一样，是被屈打成招的。通常犯人会告诉新来的人，他们在那些诽谤文书上签过字，承认自己涉及恐怖、间谍罪行，还供出其他人。有些人屈打成招，还有些人害怕受刑。也有人以反常的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解释道，供出的人越多越好。这么多的人被捕，迟早会引起斯大林对可怕的司法不公的重视。很少有人会怀疑斯大林的真正动机。
被捕的人会被严刑拷打，有时他们会被用担架抬回牢房。这是要让他们恢复几天，然后再接受审判。审问者会说，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阴谋行为，但审问只是个形式，审问者对他们交代别人的材料更有兴趣。但因为只有一个间谍或恐怖分子知道他的同类，因而，被捕者得先交代自己的罪行。
靠近厕所的位置是牢房里最差劲的地方，那儿臭味刺鼻。新来的犯人往往要先待在那儿，等到其他犯人被处决或流放了，他才可以睡在离厕所越来越远的地方，直到有一天待在靠窗的位置。经验丰富的犯人一眼就能看出谁在牢里待了多长时间。牢房非常拥挤，一个 25 人的房间会住上 70 多个犯人。每天放风最长不超过半个小时，有时只有 10 分钟。
当犯人在所有需要的文书上签完字后，会被带到法庭，那里有 3 个法官就案件听取 4~5 分钟的陈述。如果犯人是一个重要人物，会被作为叛徒判处死刑；如果是个小人物，会被告知，他要被判处15 年劳教和 5 年流放。
很快，被判刑的人和其他犯人一起，被装入拉运牲畜的火车车厢。火车经过伏尔加河，来到遥远的西伯利亚。
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这些犯人们首先会碰到真正的犯人：杀人犯、皮条客和盗窃犯。他们会把新犯人的钱、衣服和鞋子偷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犯人被判刑后会被用一只旧船从颠簸的海上运到阿拉斯加对面的科累马河 ① 地区。
几乎所有的师长———朱可夫曾受他们的指挥，都被处决。有几次，朱可夫也被指责与人民的公敌为友，但全靠运气，他活了下来。大清洗也腾出了不少位置。一个朋友被捕后，朱可夫得到了他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职位———骑兵第三军军长。很快，他又升任西部军区副司令。这个位置让他感到有些不安，它太容易让人起疑心。他担心自己的命运会和前任们一样。然而，1939 年，他又被委任以令人垂涎的重任。当时，处于苏联控制下的蒙古国遭受日本的入侵，苏军虽然有几次反击但都失败了，斯大林想换一位新的指挥官。朱可夫受命以后非常高兴地去了蒙古，他希望这个任务能挽救他的性命。
在蒙古的战争异常激烈，但也很短暂。很快，日本就撤兵了。朱可夫没费多大力气就取得了胜利。那里的几次军事冲突并不重要，但却被报纸称之为重要的战役，苏军指挥官也被视为军事天才。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朱可夫，和蔼可亲地听取了他的汇报。斯大林喜欢这个人，固执己见而又坦诚、直率。斯大林颇为信任他，最后，任命他为西部边境的基辅军区司令。
朱可夫从蒙古回来后，没来得及赶上波兰的战事，但恰好赶上合并罗马尼亚东部的军事行动。这是苏联从外交上取得的利益。朱可夫不费一枪一弹，就得到了一些罗马尼亚试图转移的机械设备。斯大林对朱可夫的这一行动颇为赞赏。
1941 年初，朱可夫也和别的军区司令一样，保持着谨慎的乐观。斯大林宣称在 1937 年有许多人被捕，他已经下令处死了警察头目尼古拉·叶佐夫(Nikolai Yezhov)。大清洗结束之时，贝利亚从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来到莫斯科，被任命为警察头目。他是一个残忍而不讲原则的人。1939 年后，大清洗停止，包括朱可夫的同学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在内的一批将军从监狱被释放出来。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朱可夫依然战战兢兢，但至少他觉得还有希望。
1 月 3 日，演习在莫斯科如期举行。第一阶段是代表德军的蓝军进攻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地区。14 个将军作为朱可夫的助手，他们代表德国国防军。第二阶段在乌克兰进行，朱可夫和巴甫洛夫互换角色。朱可夫代表蓝军时，给巴甫洛夫了一个沉重的打击，他集中一支优势兵力，突破了红军的防线并攻入纵深地带。
演习结束后，所有的将军又回到莫斯科参加另外一个会议。会议通知是两天前，即 1 月 13 日才发出的。赴克里姆林宫的途中，朱可夫还不知道斯大林对蓝军的胜利会有什么反应。在 1941 年 1 月，朱可夫对希特勒的了解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