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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赫赫“世界第一女记”，传奇的女性，传奇的人生，传奇的报道
“活着就意味着身体和思维的行动。”——奥琳亚娜·法拉奇
“我读了《野性的呼唤》，那时只有9岁，从此决心当一名作家。”——奥琳亚娜·法拉奇
“如果我不做新闻记者，我不知我的价值何在？我生来就该当记者，置身于社会时局之中。”——奥琳亚娜·法拉奇
“你一定要去工作！去旅行！去全世界！”——奥琳亚娜·法拉奇的母亲
“哭什么？坚强点，女孩子是不哭的！”——奥琳亚娜·法拉奇的父亲
“年轻时她拥有一种文学精神，成年后她悉心培养这种精神，作了记者后她使其在实践中得到提高。”——圣·阿里科（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教授）
奥琳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意大利著名女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小说家，名扬天下的“世界第一女记”，有人誉其为世界“政治采访之母”。翻译家王大迟认为：“在人类 20世纪文化史中，有 3位伟大女性必将被人们所铭记，她们就是哲学的波伏瓦、诗歌的普拉斯和新闻的法拉奇。”评论家斯蒂芬也说过：“法拉奇是 20世纪最优秀的女性之一。”最近某刊物评出世界十大职业女性，法拉奇被称为“勇气型”代表。她的访问记和其他作品，不仅获得了意大利及欧美各国颁发的许多重要新闻奖、文学奖（如著名的意大利最高新闻奖——“圣·文森特”奖等），她本人还被授予包括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文学荣誉博士在内各种称号。
“活着就意味着身体和思维的行动。”法拉奇是一个非常富有个性魅力的、言语行为都有男子汉气概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为无数人（尤其女性）所崇拜与追随的当代国际伟大女性。很多人都说她“文风酷似男人”。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她被人们视为一种反暴政、反集权、反专制的象征，广为热爱自由、追求民主的人士所喜爱。毛喻原说：“法拉奇不仅仅是一个记者、一个作家、一个以其行为去实践着她心中理想的人，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她同时也是一种象征、一个文化上的奇迹、一个思想上的谜。”
但法拉奇绝对算不上“美女记者”，才1． 55米个头，不施粉黛，长期叼着烟打稿，做了 40年新闻告老时，己是满嘴黑牙、一头灰发。她爱吸烟，爱穿长裤与男装；她的头脑也是男性的，思辩力与分析力一流。无论与基辛格对话，还是接受阿拉法特反采访，从来没被一个对手击退。即使男性，也不是大多数人能具备这种勇敢与从容。她那低沉而有磁性的嗓音，也使她具有一种不可名状的魅力。法拉奇是女性的骄傲，同时又使许多女性显现出生命质量的一种低劣。有学者认为她有“双性气质”，许多伟大女性都有这种气质，如西蒙·波伏瓦等。
自从1980年第一次来到中国采访邓小平以后，法拉奇对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一代青年记者的影响与启示是多方面的，他们在采访与写作方面的探索，如纪实文学中的口述实录，电视访谈节目中的论战交锋，新新闻主义的写作观念等，都可以追溯至她后来被陆续介绍到中国的作品中。据说当时有人甚至模仿她的无畏精神与冒险行为，单枪匹马去偏远荒芜危险的境地从事采访……
有关法拉奇的书籍，在中国出版的并不少。1982年和 198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人物专访文集《风云人物采访记》。 2002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199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宇晖等人撰写的《世界第一女记者——奥琳亚娜·法拉奇》。 2000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圣·阿里科（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教授）所著的《女人与神话：奥丽亚娜·法拉奇传》。
法拉奇本人的著作，采访手记也好，小说也好，像她本人一样出色，不必因为她的名望和荣誉让人倾倒，而是因为书本身而将人慑服。男人的心胸、女人的感觉、记者的敏锐、作家的才华……许多优点合为一体，故多为畅销书，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行销于全世界；尤其是她70年代以后的作品，一旦出版，都会引起读书界强烈反响。她的自传体小说《男子汉》曾以 10多种语言的译本在全世界发行数千万册。
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不久，高龄 71岁的法拉奇再次挑起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重要国际新闻。亲眼目睹世贸大厦双子星座倒塌的她，在自 1990年海湾战争结束沉默了多年之后，在极端愤怒和充满激情的状态下，出版了一部标志着她从左派往右派转向的新书《愤怒和自豪》（她认为穆斯林恐怖份子绝不仅仅是对着美国，他们是要与整个西方文明价值为敌），猛烈批评伊斯兰教和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反响极大（被美国媒体视为其“复出”后首次发表的文章，“已成为欧洲新闻历史上最具震撼性的事件之一”），发行极多（最初发表该文的报纸在 4小时之内就卖出了 100多万份，打破了国际新闻史上的最高纪录；该书 7个月内在意大利卖出了 100多万册）；却也遭到阿拉伯世界强烈谴责和左派媒体激烈围攻，指责它是“病态、垃圾和挑衅”。两个意大利穆斯林组织给她发信，声言要像当年霍梅尼下令处决《撒旦的诗篇》作者、英国小说家拉什迪一样去“杀死”她（《华尔街日报》把她列为拉什迪之后第二个因文章观点而生命受到威胁的西方作家；并对这种勇敢站出来谴责自杀炸弹和恐怖主义行为赞誉说“欧洲的良知有了名字：法拉奇”）。法国 3个社会团体以“散布种族歧视和仇恨罪”把她告上巴黎法庭，要求立即查禁她的书。该案的进展，已将成为法国如何对待言论自由的标志，甚至可能挑起十字军东征以来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新仇旧恨，所以引起西方知识界热烈瞩目。
阿里科说：“法拉奇把自己造就成了明星，她是现代神话创造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法拉奇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质朴但又最复杂的人之一，即使是在她与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她也不失那份神秘感。她对人世始终抱有某种对抗的态度，始终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法拉奇的妹妹宝拉也曾说过：“奥琳亚娜是一本打开的书，用中文或是梵文写的书。”（对西方人来说，“中文”或“梵文”意味着神秘。）
长期以来，西方新闻界在视法拉奇为20世纪最著名的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同时，也为她的成功涂抹了一层浓重的神话色彩。受其影响，中国同行不免对这位传奇人物持仰视态度，而忽视了对她成功背后种种因素的探究。这些书便有助于我们走出神话的影子，去接近一个本真的法拉奇。
法拉奇1930年出生于被地中海环绕的南欧亚平宁半岛中部的佛罗伦萨城（在中国文人徐志摩笔下被译为很浪漫但不乏阴柔的“翡冷翠”），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心之一，历史上诞生过许多文化巨匠（大诗人但丁、作家薄伽丘、艺术家与科学家达芬奇、雕塑家与画家米开朗琪罗、画家与建筑师拉斐尔等）。虽然文艺复兴已过去几百年，但人文主义余热犹在。她的家庭和她早年的生活，深受意大利人文主义传统的浸染。
法拉奇出生于一个工匠家庭。其父母虽未上过大学，但都是狂热的书迷，并深深沉湎其中，从但丁的《神曲》到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从莎士比亚的剧本到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俄国作家的小说……他们竟习惯于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不停地买回一些好书细细品读，然后放进书橱里，怀着无比的虔敬和满足默默欣赏着。他们对文学作品的热爱深深影响了法拉奇的早年生活。中学时代的她，是一个终日沉醉在名著之中，看起来总是若有所思、严肃认真的早熟少女。或者说，文学名著竟成了她的生命本身。在漫长而浩繁的阅读中，法拉奇形成了几乎所有从小痴迷于读书的孩子共同的性格特征：离群、沉默、孤独、忧郁、敏感。
更重要的是，读书的结果使她早早在心里许下成为作家的愿望：“我读了《野性的呼唤》，那时只有9岁，从此决心当一名作家。”于是这个愿望像一颗种子在她心底深深扎下根来，不仅一生挥之不去，而且愈到晚年愈加强烈，成为终生的希冀。神奇也并不神奇的是， 20世纪初另一位伟大女性——法国文学家、哲学家西蒙·波伏瓦，与法拉奇童年的读书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可以想见，文学精神（或作为精神血液的文学）对法拉奇的深刻影响，甚至重新塑造。
童年经历与生活、父母的性格与教诲，也对法拉奇产生了很大影响。她的母亲痛恨成为家庭主妇，一再强调法拉奇要有自己的事业。她曾回忆小时候母亲给她穿衣服时脸上愤怒的泪水，及母亲的训话：“你绝不能做我现在做的事！你绝不能成为人妻成为人母，成为无足轻重的奴隶！你一定要去工作！去旅行！全世界！”母亲认为家庭生活不是生活而是奴役的思想，影响了法拉奇的职业选择和强烈的事业心。母亲的话和后来的生活，一直提醒着她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要成为职业女性。她“自幼就被灌输逃离家务劳动、投身于某项事业的思想”（阿里科语）。
如果说法拉奇童年的阅读经历与西蒙·波伏瓦是极为相似的，那么她们童年的生活经历则大为迥异。战争打破了她童年的宁静，战争和战争中的残酷经历深刻影响了她的个性的成长，以及思想倾向。二战时，一次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10岁的她恐惧地蜷缩在防空洞里一个煤箱中放声大哭。父亲看到她的眼泪后非常生气，狠狠地打了她一耳光，严厉的训斥道：“哭什么？坚强点，女孩子是不哭的！”多少年后，她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并深有感触：“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得承认我对弱者不够宽容大度。这并非因为我的天性或个性如此。我的父母对弱者就不够宽容，明白吗？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童年的这个经历对法拉奇至关重要，父亲的一耳光几乎使她在一瞬间长大，意识到一个人必须成为生活的强者，坚持不懈地战斗。甚至可以说，她的生存哲学就是强一些，再强一些！正如她自己所说，一个人如果很强，她就会击退哪怕生活中的歧视。
法拉奇早早走出盲信，同时也学会用自己头脑思考问题。不容忍软弱，不怜惜弱者的坚强甚至残忍的性格，从这里开始拖下长长的影子，直接导致她后来作为一个记者提问的犀利和咄咄逼人。法拉奇强硬尖刻的形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想到她时，觉得她更像一个“男子汉”。在她的同事中她也更像一个“兵营里的兵士，像所谓战友”。
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十三、四岁的法拉奇和父亲一起参加了抵抗运动，传送消息，护送联军俘虏到安全地带……这些经历在她心里留下永恒的记忆。她的反法西斯思想也开始逐渐形成（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使她一辈子都厌恶极权，甚至偏激地厌恶整个德国。1986年她曾去德国两次，但都很快离开，而且她始终不肯在德国为自己的书籍举行促销活动）。她体验了战争的残酷与凶险，锻炼了勇敢、无畏和坚持；同时也认识到善与恶、好与坏并不是那样抽象和泾渭分明。她不相信权力，宁愿独自挑战；她不迷信权威，更善于独立思考；她不安于仅仅做一个事实的机械记录者，更倾向于从自己角度出发，关照世界。
几乎所有心理学理论都注意到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整个生命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更是如此。因而，法拉奇童年、少女的经历——传统陶染、家庭影响、战争经历和学校教育，都可以为她日后的所作所为作上注脚。
作为少女的法拉奇，接受了完整的意大利古典文学教育，还花了许多时间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阅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著作，吃力地啃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和奥维德的《变形记》，并体验那种“被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纠缠的奇妙感觉”。由于学习优秀，她连跳两级，16岁中学毕业，并在会考中取得高分。早熟早慧的她已开始悄悄写些新闻稿子往外投，很快在当地报纸发表。
法拉奇怀着美好愿望想成为一名作家；无奈迫于家庭压力，在佛罗伦萨大学注册时她选择了医学。入学才几个月，由于经济等原因（一则“走廊事件”使她对高等教育感到失望；再则她父亲遭遇车祸，伤势严重），她不得不在一家报社找了份工作，半工半读。她意识到家里必须有人采取主动行为，于是决定去找份全职工作。她的古典文学素养、她对阅读和冒险的渴望、她的精神和纪律、她成为作家的理想共同决定了一个意向，一个唯一选择——新闻事业。对法拉奇而言，新闻事业既是主动选择又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接受。
二战结束后第一年（1946年）， 16岁的法拉奇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意大利中部晨报》新闻编辑室作警事和医院报道员。 1952年该报编辑要求她写一篇关于共产党人政治集会的讽刺性报道，法拉奇认为这种未经调查就设定观点的行为有悖新闻客观性，于是断然拒绝，遭到解雇。后来她又做过《晚邮报》驻外记者。
经过5年磨炼，她初露头角的文学天赋受到全国性杂志《欧洲人》注意，不久被该杂志延揽，于 1953年派往美国好莱坞电影城从事文艺报道。这是她职业生涯的真正开端，也是她走向神话世界第一步。好菜坞艺圈仿佛强有力的催化剂，使得法拉奇天性中的激情与想象力无拘无束爆发出来。她采访了玛莉莲·梦露、格里高利·派克、希区柯克等大牌明星和导演，与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及西蒙·波伏娃对话，并同辛·康纳利（ 007扮演者之一）、剧作家阿瑟·米勒等人成了好朋友，他们为她的文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从 1961年到 1963年，法拉奇为《欧洲人》共撰写近百篇国际知名人士访谈录，包括有关演员、制片人和电影节的 67篇，有关上层社会和贵族人物的 8篇，有关时装设计师的 4篇，以及 10多篇对其他名人的访谈记。这些文章使她在欧洲声名鹊起。
但很快地，法拉奇就对这种无休无止报道音乐节、电影名人及学界名流之类题材感到索然无味，而渴望与更广阔和隐秘的世界对话。她后来为世人所瞩目的采访与写作方式的不少特征已初露端倪，即在采访中将谈话用录音机全部录下来，然后誊写在纸上，一字不漏地以原对话形式加以发表，并在每一篇报道描述性前言中交代此次采访来龙去脉：她是如何得到采访许可；她对被采访者的看法与意见；采访如何进行，又如何结束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逐步把报道范围扩大到世界各大城市，不断锤炼和改进业已成型的采访方式，采访对象也趋向罗伯特·肯尼迪（美国参议员）、休·海弗纳（《花花公子》发行人）、尼尔德·衣阿蒂（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艾尔·考多贝斯（西班牙斗牛士）等五彩缤纷的各类人物。
到60年代中期，法拉奇己走进世界新闻舞台中心，在各种重大采访活动中频频亮相。通过对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调查性报道，对美国空间工业的深入观察，对科学家和登月宇航员的采访，并大胆走进“阿波罗”号太空船亲身体验身处密封舱的生理感受（后来写成《假如太阳陨落》一书），她逐步奠定自己的明星地位。随后她主动请缨去战火中的越南，经过几年断断续续战地记者冒险生涯，赢得了人们对其勇敢无畏精神的钦佩。此时正值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法拉奇还走访了中东和拉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1968年墨西哥举办奥运会期间，在采访大学生反政府示威活动中，法拉奇和其他记者一起受到军警血腥镇压，负了重伤，几乎丧命。这种为亲身经历历史事件而付出血的代价，强化了一个不计后果、献身真理的高尚记者形象。至此法拉奇进入使她获得“终身表演奖”的领域——对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的采访。这是法拉奇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她的形象正是从这些采访中浮现出来，成为广大受众的偶像。
请看看她这个时期采访、撰写、发表的新闻作品，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战地报道：《我在监狱访德布雷》、《我回到烈焰中的西贡》、《我采访了越南独裁者》、《我在毛的卫士中间》、《我受到武元甲将军的接见》、《法拉奇报道：血洗之夜我不幸受伤》、《法拉奇遭枪击》、《法拉奇在北越》、《法拉奇采访法塔赫的真正领袖》等。
著名学者张功臣在其文章中写道：“走进报道中心，把所有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这既是法拉奇尖锐泼辣、具有强烈自我表现欲的天性所致，也是她试图打破传统新闻学界限的一种尝试。随着读者和社会不断认可，这种方式渐渐演化成一种个性化写作风格，充满神秘感的女记者法拉奇也在公众心目中被定格了。”
尽管法拉奇在新闻事业上的最大贡献是对国际政界要人的人物专访；但她最初成名的角色还是战地记者，是战事报道首先塑造了她的世界大牌记者形象。使她开始赢得巨大荣誉，在国际新闻界大放异彩的，是60年代中期她以《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身份对越战进行采访。当法拉奇在南北越战场奔波时，数次被弹片击伤，幸好被送进医院得到及时治疗，侥幸大难不死。前文已提到，在这个时期，她撰写了大量优秀战事新闻作品。而且作为战地记者，撰写战事报道，一直贯穿她的人生旅途，她的新闻生涯。直到晚年她还亲自前往海湾战争现场，她还关注伊拉克之战。
有人认为“法拉奇是男人世界的无冕之王”，并高度评价她，在20世纪中叶的越南战场、战事频繁的中东之地、暴乱的斯里兰卡、复杂的石油纷争中采访历史真相，将比在歌舞升平之中采访杰克逊、麦当娜之类娱乐明星要付出多得多的勇气与力量。并不是硝烟、炮火、血腥、人的残肢刺激了法拉奇对自由、和平、人道的热爱，而正是处于对自由、和平、人道的捍卫，她才从不畏惧地一次次踏上险途。她的足迹遍布越南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除了非凡的勇气和才能，法拉奇取胜之处还有她作为女性的弹性和灵性；她把在战地中采访到的新闻进行故事化叙述，通过细节描写，让读者深入其中，赢得男同行尊敬。
在越南，她经历过长达8年的战地记者的冒险生涯，并采访过北越的武元甲和南越的阮文绍。她反对越战，同情越共，堪称比较激进的左派分子。
在墨西哥，她曾在两次被子弹击中的情况下，仍始终与青年学生站在一起，做反政府运动的现场报道。
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赫赫“世界第一女记”法拉奇，作为 60岁老妪，竟毅然走上战场，忘记了害怕牺牲、害怕受伤，以其无畏精神、敬业作风，赢得了全世界新闻同行与人民大众的广泛赞赏，盛名更加远扬。在海湾战争期间，她竟亲手俘虏了 4个伊拉克军人，令人称奇。她在欢呼对伊动武的同时，还在批评布什动手太晚——不过，在今天这要被视为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她的有关海湾战争报道，还获得了麦西纳最佳新闻报道奖。
直到最近的2003年伊拉克之战，尽管因为年老病重，她没法亲自去中东战地，但她还在关注事态进展。她写的有关文章，分析深刻，态度诚恳，笔端带着感情，在读者中影响很大，传播得很广。她还在此年 4月 3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报道《一个伊拉克士兵的独白》，回忆 12年前在伊拉克战地一次见闻，对这个受伤被俘的伊拉克士兵达卡尔·阿巴斯表示深切同情，而对大独裁者萨达姆表示强烈控诉。但她也认为，美军在巴格达不会遭遇二战时盟军进入意大利所受到的欢迎；于是体现出她的前后矛盾心情。
法拉奇之所以名声大噪、誉满全球，之所以被称为“世界第一女记”、“政治采访之母”，主要还是她多年来对大量国际政界要人、各国元首的采访，这是她事业成就最高的领域，是她记者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是她的第一张“名片”。尤其是自70年代初以来直到 80年代，法拉奇那些陆续问世的一系列风云人物采访记，令她大出风头，好不自豪。她那尖锐的提问、泼辣的言辞、别具一格的人物访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具有独特风格。《风云人物采访记》一书先后译介了她对基辛格、阿拉法特、西哈努克、勃兰特、卡扎菲、霍梅尼、沙龙、侯赛因、穆吉布·拉赫曼、亚马尼、班达拉奈克夫人、甘地夫人、贝布托夫人、梅厄夫人等风云人物的采访文章，可以说是当时国际政治关系风云录。从七、八十年代开始，美国新闻学教授就以该书为教材，来讲解法拉奇式采访技巧。
法拉奇既是作为报道者的记者，又是参与者、目击者与旁观者、评论者，这四种角色在其新闻作品中交相呼应，互为烘托。这些采访记录不仅仅是录音记录，处处刻下了她的个人烙印。正如法拉奇自己所言，每一次采访经历“就像在戏剧演出中一样，我事先会准备一些问题，但有时也会跟着感觉走；我设置悬念，然后如剥茧抽丝般慢慢解决”。这些特点她在《风云人物采访记》“前言”中有详尽说明。它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不断出现神秘与冒险气氛。她对阿拉法特、卡扎菲、霍梅尼、布托等政治人物的不少采访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在巴勒斯坦人营地和东南亚丛林里，采访者自然也被描绘成一个身处险境、充满勇气的形象。这些时时点缀的背景，使采访记不再是枯燥乏味的记录，而成为一种洋溢着生气与活力的独创性文体，深深吸引了读者。在这种形式的采访中，法拉奇不再是一个机械的重复者或历史事件无动于衷的记录者，而成为传记作者所说的“剧作家”，“不断为自己编写剧本，并在每次演出中都出演主角”。其中也有不少战地记者特征。
我们读这些采访记时会发现，由于她的提问和表达个人意见的方式，被采访者往往居于次要地位，重要的却是她自己在采访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把握谈话节奏、驳斥不同意见、揭示内幕新闻、变换各种语气，并作典型的法拉奇式亮相”。也有新闻学者称之为“记者主体意识”。
这个闯进国际舞台中心的初生牛犊，从一开始就对外部世界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她采访尼尔德·衣阿蒂时，并不同意后者称“二战中共产党是最重要、而且几乎是唯一的抵抗力量，所受伤亡最多”之说，并以自己经历为例与之争论；在与休·海弗纳会晤中，她嘲讽他死后会进天堂，“呆在圣徒和烈士们中间，与那些俏妞们在一起，讨论天使的性别”；她还用激将法促使希区柯克对自己多年来一直拍摄恐怖电影作出解释：“我和耶稣会会士一起学习了3年。他们的一切都吓得我要死，现在我要吓唬其他人聊以报复”。这是她个性的天然展示，也是她后来征服一系列风云人物的秘诀。关于法拉奇，她的提问是人们谈论最多的，她自己却说：“我认为在采访中，重要的不是提问，而是回答。”
她的采访生涯除去充满冒险冲突的历史风云，还极具单刀直入和不留情面的个人风格。尖锐是法拉奇新闻采访的主要方式之一。其实尖锐也是一种才华；它需要足够的知识面、洞察力、概括能力，能一针见血击中要害，能准确无误效率奇高。她就是以一个个尖锐的问题，使被采访者现出其真实面目。法拉奇并不因为被采访者是强权人物或处世机警而丧失发问勇气，也不因为对某些被采访者有好感而减弱话题的尖锐。当对方守口如瓶时，法拉奇却能观察到他（她）的性格。她的眼睛、嘴、头脑与手，从来不会错过她需要的东西。她的穷追猛打、惊险刺激的提问技巧和政治智慧，被美国新闻专业教科书称为“法拉奇式采访”。
在采访基辛格时她说：“权力是诱人的，基辛格博士，权力对您有多大吸引力？希望您说真话。”“基辛格博士，人们说您对尼克松根本不在乎，说您关心的只是您干的这一行，同任何一位总统都可以合作。”“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个人共进晚餐，那您会选择谁？”
当基辛格回答法拉奇“你是如何成功的”时，他说事业成功的诀窍在于他从来都是单独行动。美国人就是喜欢这样子。基辛格一不小心流露出了真实的自己，尼克松为他突出个人而恼火。基辛格简直被她问得气急败坏。后来他声称接见法拉奇是“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事实是他在同意接受采访前低估了这位女记者，他遇到的是一个强手。
基辛格还回忆道，“我接见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虚荣心。她采访过世界上各国名人。我当时刚出名不久，对于能加入她采访对象的行列感到荣幸。”当哪天有大人物追着赶着邀你采访他时，你就从芸芸小记者挤身为大牌了。
在采访英甘地时，法拉奇说：“我想从最糟的问题开始。您打赢了一场战争，但我们认为这是一次危险的胜利。您认为孟加拉能成为真正盟友吗？”“甘地夫人，我说您的胜利中有危险的种子，不仅指孟加拉，还指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它正在闹独立。而且我听说在加尔各达发生了农民武装斗争。”“甘地夫人，跟您这位受过非暴力教育的人谈论战争，我有一种奇怪的感受。在发生冲突的日子里您有何感受？”而她对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夫人的采访，由于追问出该国和孟加拉国的关系等问题，导致原来两国要签署的条约被迫推迟，几乎流产。
她曾不顾伊斯兰教禁令，当着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揭开面罩，还大声说：“许多人说你是个新独裁者”；她又对沙龙说“我觉得我是在面对魔鬼对话”；又曾因等候卡扎菲时间过长，她生气地将手中的书掷向其秘书；在与瓦文萨会晤后，她才发现这个工运领袖竟那么傲慢无知和狂妄专横，她自己当然也不会给对方好脸色了。
除了尖锐的提问，法拉奇还有着极好的语言天赋，她往往能用简洁、准确、形象的句子来描绘对方的外形。她的描写给读者非常深刻的印象。她也用比喻，通常是人们熟知的一些事物，这使她的文章变得有力。
尽管她提问尖锐，但她拥有营造亲密关系的天赋。她的性格爽快、态度诚恳、观点公正、准备充分，也很会打动人。有记者评价说，她给人一种印象，她会告诉你任何东西，因此你会感觉到将全部情况告诉她是安全的，或者应该是安全的。所以，还是会有很多人，主要是各国领导，愿意接受她的采访。
1973年， 43岁的法拉奇去希腊雅典采访抵抗运动英雄、反政府左派领袖与著名诗人阿莱科斯。阿莱科斯曾企图谋杀希腊军政府独裁者帕帕多普洛斯，结果被判处死刑，后被改为监禁， 5年内被囚禁在 1． 5米宽、 3米长的水泥牢房里，特赦后被警察宣称：“从现在开始你会受尽痛苦以至后悔来到人间。”就是这个 34岁、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男人做了法拉奇爱情故事的男主角。
阿莱科斯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既是天才、又是疯子的人物。他是个诗人，诗句写得极漂亮，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当他把诗人的激情贯注于政治当中，难免走上一条偏执而危险的路。他不习惯安宁的正常生活，被关进死牢的经历已使他视折磨为甜药，只有危险与死亡才能激起他的兴奋和斗志。他一方面发起一个个计划，并沉浸在离奇的狂想之中，一方面又没有耐心把每个行动坚持下来；他在对手面前非常坚强，但面对孤独又异常脆弱；他是为自由而战，但从不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
阿莱科斯的主动追求是一个因素；但奇怪的是，在踏上希腊之途时，法拉奇已忐忑不安，预感有一种她还不知道的不幸和痛苦在等着她。爱情有时就是意味着不幸和痛苦。其实法拉奇在早年发过誓，为了自己的新闻事业，她决定不结婚，不生孩子。
这样一个危险的男人，带给法拉奇的只能是痛苦多于甜蜜。幸福是有的，但也是短暂的，更多存在于两人初见初识碰撞出激情火花时。在3年多情史中，是迷惘又是责任，使法拉奇将自己命运与阿莱科斯联系在一起。她一直说阿莱科斯是唐·吉诃德，她是桑丘·潘沙；她的使命就是跟着他梦呓、撒谎、夸夸其谈，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和想象中的敌人格斗。
法拉奇的迷惘使她回复为一个女人。爱情是盲目的，她因为有着一般女人的缺点而显得可爱。法拉奇在爱情之中所负的责任，更令我们看到她品德极其优秀的一面：她无怨无悔、宽宏大量，尽自己所能帮助这个倒霉的情人。是她把阿莱科斯弄到意大利，让他继续革命，丝毫没考虑到这是给自己增加负担。她陪他一次次进出雅典，帮他竞选议员筹款，有几次差点被对手追击得出了车祸。
而阿莱科斯这个连和情人散步时口袋里也会揣着炸弹的男人，却并不珍惜她的付出。他困窘时会埋怨责怪法拉奇，丢下一堆牢骚怨语；有时竟当着别人面讽刺挖苦她。需要她时，便提出一小时内为他准备好一艘游艇这样不合理的要求，甚至要求法拉奇送他一辆小汽车。他的自大，在民众的怂恿恭维与法拉奇的宽容厚待里变得只看到自己。在一次无聊的吵架中，他竟一脚踢死了法拉奇腹中的孩子。
法拉奇的爱情里有着诗人与战士般的激情、勇敢、圣洁，因为面对着危险、死亡、别人的不理解；法拉奇的爱情里也浸透着凡人与农妇般的无奈、悲凉、愚蠢，因为面对着一个不负责任的无赖男人。
法拉奇坦言并不爱阿莱科斯的容貌、身体。对他的缺点，她比谁都看得清楚，分析得比谁都深刻。她在爱与不爱之中盘桓了很久，在阿莱科斯提出要她为他买汽车后终于愤然辞别。
但在她离开17天后，阿莱科斯的一个电话又重新激起她的柔情。她发觉自己难以抗拒阿莱科斯的声音。仿佛是要让这故事有个较美好的结局，仿佛是要让法拉奇无所遗憾，在阿莱科斯被对手杀害之前，他们又和好了，情意绵绵，温柔如初。
其实，在这场多灾多难的爱情里，法拉奇一直拥有母亲情怀。如果女人的爱情带着母性因素，它便只有牺牲了，谁都无法摧毁。理智与感情的矛盾，只不过更加说明法拉奇感情的分量。
这是伟大女性、杰出记者、优秀作家法拉奇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一次失败了的、短暂的爱情；对她而言，虽然显得很幼稚、可笑，却很真实、可爱。
1980年 8月，法拉奇首次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谈话。过去不久后，《人民日报》介绍了她的生平并发表了邓小平接见她时的访谈录。这是法拉奇首次被中国读者、大众所认识，却也让她一夜之间在诺大的中国几乎家喻户晓。我们在《邓小平文选》中都可以找到她的名字。
因法拉奇以提问刁钻尖刻著名，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女记者，她多次要求采访邓小平都遭中方拒绝。但她锲而不舍，搬出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来为她说项。法拉奇父亲与佩尔蒂尼是朋友，她本人又是意大利名记者，佩尔蒂尼难以拒绝她的要求，亲自出马给中国大使打电话，说明法拉奇是一名严肃的记者，对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很赞赏，对中国很友好，要求中方同意她采访邓小平。外交部立即打报告请示邓小平，邓小平很快批复同意。外交部及时发出邀请函。法拉奇喜出望外，她拿到签证后立即启程，于8月 18日到达北京。
法拉奇多年前还曾想采访周恩来。她请西哈努克亲王去说服周恩来接受自己采访，并对亲王承诺，若能成行，她到北京时定会为他捎带两公斤鲜奶油鹅肝。但当时由于文革动乱，她没有实现愿望。
法拉奇一到北京，就把自己关在民族饭店一间没有空调的小房里，不见任何人，既不上街，也不打电话，也不找意大利驻华使馆的人汇报情况，一心准备采访提纲。当时没有因特网，她带来大量有关邓小平的书，仔细阅读。据时任翻译施燕华回忆，那会天气炎热，但房门紧闭，室内光线很暗，法拉奇不断吸着烟，埋头看笔记；每次她们都弄到晚上7点钟左右，吃点饼干就罢。“真是一个工作狂！”但这次被法拉奇后来认为是成功的采访，与她之前的充分准备是分不开的。从她的新闻稿中可以看到，她对邓小平﹑毛泽东﹑林彪﹑“四人帮”﹑中苏﹑中越﹑中柬关系都有一定了解。她当时看了好几公斤材料。
1980年 8月 21日、 23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 118厅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在两次共 4个小时谈话中，邓小平重点谈了对毛主席的评价，并对国际形势作了深刻分析。
初次见面，或许是为了先给邓小平一个好印象，法拉奇一坐下就对他说：“明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邓小平幽默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76岁了，到了衰退年龄啦！”法拉奇说：“如果我父亲 76岁，我这么跟他说，他一定会打我！”邓小平微笑着说：“那当然，你不能这样跟你父亲说。”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一直到中午 12点多。
前文说过，尖锐是法拉奇新闻采访的主要方式之一。时年50岁的她采访邓小平时仍锋芒毕露：“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要永远保留下去。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永远不能抹杀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真的？”（“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思想。”）“对江青你觉得应该给她打多少分？”（“零分以下。”）“邓先生，你如何评价自己一生？”（“我自己能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你觉得斯大林比赫鲁晓夫好？”（“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错误，我也有份。”）“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
她问得犀利，邓小平也答得精妙。一个尖锐犀利，一个干脆利落。中国一代伟人与国际新闻界“政治采访之母”高手过招，进入棋逢敌手的最佳采访状态。整个谈话过程中时而短兵相接，时而谈笑风生。谈话结束时，邓小平也仿佛卸下重担，站起来高兴地与法拉奇握手告别，并幽默地说：“怎么样，我考试及格了吧？”法拉奇由衷地说：“精彩极了！”采访过数十名国际领袖的法拉奇事后说，不少人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但对邓小平的睿智与稳健，她由衷折服。邓小平不回避问题，真诚坦率，没有外交辞令，没有虚与委蛇，这使法拉奇非常敬佩，叹为观止。法拉奇后来说：“我见过那么多的领导人，邓小平先生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人；性格很不寻常。我很喜欢邓先生。”“那次采访很深入﹑很详细，用了两天时间，很有意思。对于记者来说，那是一次很成功的采访，不太难。对方合作得很好，应该说是一次很成功的采访。我想提的问题全都提了。”
大约是英雄惜英雄，法拉奇快人快语、锋芒毕露的采访反而让直率坦诚的邓小平也产生了好感。他原先只打算谈一次；但是当3个小时会见快要结束时，勇于接受挑战的邓小平谈兴未尽。“今天晚上，再找时间继续谈吧！”法拉奇大喜过望，差一点蹦了起来。他们相约两天后再谈一次。邓小平也是有话要说，他希望借助法拉奇向世界传达一个重要信息：中国共产党不会全盘否定毛泽东主席。几个月后，当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访的佩尔蒂尼总统握手时，真挚地说：“你们意大利有位很伟大的女性，一位很伟大的法拉奇！”显然邓小平对这次采访亦很重视与满意，后来还把此文收入自己选集。
到后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华莱士采访时还提到此次会谈。华莱士问他：“您以前接受过电视记者采访吗？”邓小平说：“电视记者还没有，与外国记者谈得比较长的是意大利的法拉奇。”华莱士马上说：“我读了那篇谈话，感到非常有趣。法拉奇问了您不少很难答的问题。”邓小平稍稍停顿了一下说：“她考了我。我不知道她给我打了多少分。她是一个很不容易对付的人。基辛格告诉我，他被她剋了一顿。”华莱士说：“是的。我采访过法拉奇，我也问了一些她很难答的问题。”邓小平晚年与法拉奇、华莱士的两次谈话，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接受西方媒体（甚至包括国内媒体）记者采访。
1993年法拉奇再次来到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乘公共汽车前往听讲的大学生们不顾主办单位反对，把整个演讲大厅及走廊挤得水泄不通。她还在回忆当年采访邓小平时的情景，动情地说道：“我和邓小平先生之间有一种个人的、充满人性的互相理解。邓小平喜欢我，我更喜欢邓小平。我在采访时就被他迷住了，因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人。当然我的提问是很尖锐的，以致有一刻邓小平问我：‘你对你父亲也这样说话？你父亲会不会给你一记耳光？’我回答说：‘我父亲不敢那么做。如果他真敢打我，我就去叫警察。’邓小平听后笑了……”
法拉奇又表示：“无论是战争时期或是和平时期，我都忠于自己原则，为了自由，为了反抗各种形式专制主义而奋斗不已。我的生活就像我的作品，我从未放弃过斗争。”在演讲结束后的提问时间里，一名意大利语专业学生站起来说：“我并不是来问问题的，因为我从学会阅读起就一直阅读您的书，我已经知道您的答案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同学向您表示感谢。我感谢您，我们感谢您，因为通过您的作品，您教给了我们两件世上最重要的东西：勇气与自由。我们非常需要您。”
人到晚年，法拉奇在结束了30多年记者生涯后，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一套高层公寓里当起了自由撰稿人。她每天写作时要抽 60支烟，使自己一直处于亢奋当中。到 90年代，已 60多岁、身染重病（她被查出患了癌症）的法拉奇，在美国旧金山为成千上万听众朗诵她的小说《印沙安拉》片段时，仍极富感染力。但前文说过，这并不排除她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关注国际战事，只是此后多年很少抛头露面而已。她基本是隐居状态，几乎足不出户，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许多人都要求采访她，但她一律拒绝。
受到父亲影响，法拉奇一直将美国看成是意大利的拯救者和解放者，这使她长期保持着对美国的好感。法拉奇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美国，她选择纽约而不是意大利作为其主要居住地。在其早期文学作品中，她借主人公之口叙述对美国的偏爱之情：“我爱美国。我爱他的友善，他的高效，他的高度文明。我觉得自己更多属于这个国家，而不是我的出生国。”
法拉奇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新闻工作者、杰出的战地记者，还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实际上，文学写作在她的职业理想中占有首要地位。尽管作为一名记者，她也会积极参与活动和采访，但对文学强烈的爱才是她新闻工作的动力，她的新闻工作具有强烈的文学化倾向。在她的职业生涯里，在她的各种作品中，始终充满着一种把自己从新闻工作中解放出来的愿望。正因为这种愿望如此强烈，以至读者很难在其新闻报道与其他虚构类作品中划出一条明显界限。
按照《女人与神话》作者阿里科说法，法拉奇的“神话”，就是一个记者运用自己的文学天才，把文学化的新闻工作作为一种表达方式，使自己的形象一次次融入作品，从而凸现在公众面前，使读者能够发现、观察并体验到她所叙述和描写的一切，“共同经历冒险事件，共同体验爱情滋味，共同分担哲学焦虑”。
阿里科认为，“大量、深入的阅读激发了法拉奇对写作的热爱，促使她接近文学，并给她的生活方式打下深深的烙印。”“年轻时她拥有一种文学精神，成年后她悉心培养这种精神，作了记者后她使其在实践中得到提高”。有人撰文评论法拉奇与她的新闻、文学事业时，题目就叫做“为文学所撕扯的记者法拉奇的心灵”。
我们从法拉奇的新闻作品里不难看出，叙事冲动始终把握着她的新闻写作方向，她在有关越战等题材报道中表现出来的透过外在价值看内涵、从人的境遇发现其本质的才能，都表明她的写作无时无刻不在向文学化靠近。她的报道中的许多技巧都是这种渗透性影响的结果。有人称之为“新新闻主义”。更重要的是，法拉奇的天性无法抗拒把自己的生活故事公诸于众的诱惑；她认为新闻事业束缚了自己的创造力，只有文学才能把其想象力从“新闻原则紧身衣”中解放出来。因此她的理想并不是做一个活跃的文人记者，而是成为一个文学家，写出一流小说来。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又使得法拉奇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同时顾及新闻的权威性事实和小说的虚构范围。所以，她在80年代以前创作的几部小说无一例外又都是写实风格的。
她于1962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战争中的珀涅罗珀》，描写一个名叫吉奥的年轻女性的思想感情历程，实际上吉奥的原型就是她本人。她后来出版的著名的诗体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反映人工流产），取材于她的个人生活经历，同样有自传性；她用寓言的方式隐曲地叙述战争中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它是社会历史、真诚忏悔与虚构故事的混合物；其中出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法拉奇形象——儿女情长、柔情似水，但也柔中带刚、刚柔结合。她 1979年发表的《男子汉》（描述她与阿莱科斯的爱情故事）风靡世界，更鲜明地代表了她那种将新闻、小说、自传结合在一起的写作方法。直到 1990年，她的以黎巴嫩战争、贝鲁特战场为背景的小说《印沙安拉》问世（主题是反战、热爱自由与生命），标志着她已成为她希望世人把她看作的那样，是一个“不受外界影响，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的文学作家”，一个全新的法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