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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记者，一个象征着勇敢的职业，一个代表着荣耀的职业，一个最能体现身而为人的骄傲的职业，一个无惧于生死的职业！
战地记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渴望和平，但是他们不得不冒着枪林弹雨；他们希望描绘生命的美丽，但是他们不得不直面绑架、鲜血、死亡。
没有记者的战地，是莫衷一是的战地，是谣言纷纭的战地，是缺少历史记录的战地，是看不到真实面孔的战地，是只看见炮火而听不到声音或呐喊的战地。在现代战争中，战地记者和红十字救援，犹如法庭的证人一样不可或缺，是战地最为客观的书记员和监护人。因为他们，我们了解战争。
兵马未动，记者先行。战地记者是战争的见证人。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曾留下一句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说明你离得还不够近。”他还说过：“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展。”因揭露水门事件而闻名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认为：“战地记者应该留在战争前沿，因为独立、完整、无畏的新闻是真正的民主中最崇高的价值之一。在阿富汗战争中，五角大楼禁止媒体披露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这迫使记者不得不去探求更深层的真相。”著名记者鲍波·多根说：“别人都在向外跑，记者们却蜂拥而入。这是标准的记者形象，他们总是赶往那些没人想去的危险地区。”著名记者西波汉·达柔说：“每次完成报道，我都对自己说，‘我要马上离开，再也不回来了。’但第二天起床后，我又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工作。”
中国新闻界前辈于右任曾以诺曼底登陆为例说：“数千架飞机、千条舰船，真是世界的壮观，我们心目中壮观是意会的，但是当时许多随军记者是亲历目击的。”新华社记者陈俊锋从阿富汗回来后，曾在其书中这么写道：“战地记者是记者这个职业在极端条件下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一种最光荣的称号，但同时也是有条件的。当我在阿富汗前线时，我非常愿意接受这个称号；但在回到国内和平环境中后，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记者。战地记者总是穿行于炮火与硝烟之中，用自己的汗水、泪水、鲜血去目击、融入战争及其酿成的苦果，甚至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任务，是向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描绘战争的进程，传递在亲历战火的残酷与苦难后的感受。”新华社记者马晓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常驻被占领土的中国记者（同时也是唯一常驻加沙的非阿拉伯记者），他描述自己被派往加沙时夫人所说的话，“无论如何你要平安回来，如果你无谓地死在外面，我和女儿是不会为你哭泣的，也永远不会原谅你的。”新华社记者戚恒也说过：“我们奔波在战地的人，记录战争和灾难，描述痛苦与悲伤，正是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让这个世界显得更清晰，让生活在和平世界中的人们通过我们去了解灾难、品尝苦涩，从而倍加热爱生活、珍视生命。”
战争意味着枪林弹雨、炮火、伤亡、流血。战争是最直接的打着文明旗号的野蛮。战争是罪恶的。但因为人类穷兵黩武、利益纷争，世界始终离不开战争。（记得某本书中有这么一个数字：“在人类近两千年历史中，彻底没有战争和冲突的时间只有58天。”）而有战争，就一定会有无数战地记者以大无畏精神、强烈职业责任心，亲身前往炮火震天、硝烟弥漫、浴血奋战、生死未卜的前线，为公众作客观、公正、及时、生动的报道，他们也随时可能做出流血受伤的牺牲，甚至慷慨捐躯残酷战争时时有，战地记者处处在。他们因了无畏，因了敬业，毅然奔赴战争最前线，接受血与火、生与死的洗礼，必定就有许多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壮烈、动人故事。
曾有人把战地记者分成三类，一类是“旅游记者”，到战争边缘象征性走一遭便打道回府；一类是“作秀记者”，武装到牙齿，写下几行字后就赶紧后撤；第三类是“铁杆记者”，他们在用自己的生命换回真实的战地报道。我们要敬重、歌颂的自然是这第三种，他们以其超乎常人的勇气向世人揭示战争的残酷细节，在靠近炮火旁以生命为代价记录战场每一处细节，从而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2002年好莱坞还拍过一部专题纪录片《战地记者》，便以美国著名战地摄影家詹姆斯·纳奇威尔为主人公。
而且笔者在做这本书时发现，在中外著名的战地记者金榜中，女性记者比例非常高、表现非常佳，玛格丽特·希金斯、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奥琳亚娜·法拉奇、克里斯蒂安·阿曼波尔、伊冯娜·里德利、闾丘露薇、隗静（可惜篇幅有限，她们不能都在本书中展现风采）……都是绽放在战地的夺目玫瑰，是在硝烟弥漫中显示出大智大勇的巾帼豪杰。她们的勇敢、敬业、聪颖，一点也不逊色于那些七尺男儿、阳刚汉子，让须眉同行们瞩目，使红颜同胞们骄傲。
出色的战地记者才有出色的战事报道，出色的战事报道不仅能为国家和军队利益服务，而且还能极大提升媒体自身影响力。著名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诞生于1996年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都有出色表现。中国新闻媒体也有不俗业绩：3月20日新华社英文报道抢先10秒在全世界第一个报道伊拉克战争打响的消息；中央电视台用一、四、九3个频道连续直播战争发展情况……
战地记者的无畏与敬业是值得推崇的，职业精神让他们崇高。新浪一网友甚至在博客上撰文说，战地记者是记者中最危险、最值得敬佩的一类人。和战地记者比起来，那些小道记者、刺探别人隐私的记者简直就是那么渺小。如果没有对记者这一行的热爱，没有对新闻真实的追求，即使让某个人去了，也只是没有作用的。在那一刻多少人会不怕死？没有！如果有人想说：“冒次险，拍到好的镜头，抓到好的新闻，就会出名！”是的，但如果把我们这些自认为不平凡的人送到战场上，你能保证你的手不抖，你的思想不害怕吗？我们不需要去评价战地记者的丰功伟绩，其实他们也只是人，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做着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我们没有权利说他们好与不好。就像他们只是在做新闻，把真实的东西让人知道，没有去评价新闻。说到底，战地记者做的事情和他们的回报不成比例，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他们呢？
新闻前辈范长江告诫说：“视生命如草芥，直至完全将视察所得报告读者！”若按非正常死亡比例之高，战地记者肯定会排名在全球最危险的十大职业前列。战地记者是超值奉献的：新闻前辈范长江在白区出生入死；新华社记者刘江在索马里采访，残疾于摩加迪沙；邵云环、朱颖、许杏虎被炸死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吕岩松好不容易逃过大劫。1999年全世界有33名新闻工作者以身殉职，其中10人死于战火纷飞的塞拉利昂；2000年全球有62名新闻工作者成为“暗杀和谋杀事件”受害者；2001年的阿富汗被称为战地记者的天堂和梦魇，在这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国际媒体行动”（《纽约时报》资深记者费利西蒂）中，法国记者若阿娜·苏顿、皮埃尔·比约，德国自由撰稿人福尔克尔·汉德洛伊克等7人顷刻间殒命；2003年4月8日，刚刚过去3年的中东伊拉克前线（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规模最大的被直播的战争”），连续发生两起记者死亡事件，西班牙电视五台摄像师何塞·科索、路透社摄像师塔拉斯·普罗兹尤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驻巴格达记者塔里克·阿尤布在美军的“误炸”中丧生（早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军就“误炸”过该台驻喀布尔记者站），至此已有来自9个国家、至少12名记者在伊战场殉职，而被称为“战地记者悲哀日”（另有4名记者在当天袭击中受伤，阿联酋阿布扎比电视台25名记者在其驻地受到美军轰炸后被困在危险地带难以脱身），记者在战场不但随时有生命危险，而且又累又饿，他们一天只吃一顿，熬到深夜后唯一希望就是能找个舒服地方睡一觉；2003年4月15日阿根廷记者波德斯塔在前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公路上遇车祸身亡，女摄像师卡布雷拉受伤；2003年4月20日以色列军在约旦河西岸巴控区纳布卢斯打死巴勒斯坦记者达鲁扎……
请再看看伊拉克战场的战地记者死亡名单吧。保罗·莫兰、特瑞·劳埃德、加比·劳多、卡韦赫·戈莱斯坦、迈克尔·凯利、戴维·布卢姆、考毛兰·阿卜杜拉扎克·穆罕默德、胡利奥·安吉塔·帕拉多、克里斯蒂安·利比希、塔里克·阿尤布、塔拉斯·普洛兹乌科、何塞·科索、波德斯塔（可惜篇幅有限，他们不能都在本书中展现风采）……面对这长长的名单，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莫非仅此而已？这可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啊！
但是生命是宝贵的，我们在强烈抗议嗜战者暴行、要求保护战地记者人身安全的同时，也不应提倡所有记者都去战地采访，去冒生命危险。西方新闻界也说：“没有任何报道值得拿自己生命去冒险。”记者的职业注定他们是危险工作者，但是记者毕竟并不等于“送死”，“死”不是也不应该是他们的使命，他们的工作只是去如实报道战争。战地记者有权选择生存，这是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原则。有时更多的还得靠他们自愿，不能强迫，也不能谴责。
反响最大的自然是那年香港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在伊拉克战场向巴格达主动前进，有人说其勇敢使“中国战地男记者实在不如”，“男记者要为自己的‘贪生怕死’而‘感到汗颜与羞耻’”，于是他们觉得“叹息、无言、失望、悲哀”。他们未点名，实际上就是指责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等人奉命撤退。王石先后撰文《语言施暴怎能对准战地记者》、《灵魂的拷问该不该？关于闾丘露薇和水均益》（见《中国青年报》）说，不怕牺牲、擅自冲入战火中的闾丘等人应赢得我们的掌声和鲜花；而遵从命令撤离，在相对安全（仅仅只是相对！）的地方采访，也不应受到道义上任何指责。就像我们歌颂黄继光用身体堵枪眼，并不意味着其他所有战士都要接受批判一样。我们应学会平静、宽容、秩序、人性地让人说话。王石写道：“美英联军有人说了，下面的轰炸和激战很难不伤及平民——当然，也很难不伤及战地记者。这时，当看到屏幕上头发蓬乱的闾丘和面容憔悴的水均益，我也为网上曾有过的一窝蜂讥讽和指责感到遗憾。”水均益是在按所供职媒体指令行事，去留由不得他，他的主管让他撤出巴格达是为了保护他。而凤凰台也放话说：“闾丘是在接到撤退命令后自己硬闯到巴格达去的。”何况，迫于社会压力，水均益等人3天后又重新走上巴格达前线。某网友甚至说：“内交外困，记者沦为弱势人群。”真是“人言可畏”！
要确保战地记者的生命和安全。首先得对他们的身份进行确认，如经交战双方任意一方许可，授予合法报道身份，甚至被要求佩戴上袖标，还可携带手枪等以自卫；二，有些随军记者的人身安全不仅受国际法保护，还受其跟随的军方人员维护；三，近年来，一些国际媒体为节约开支而大量聘用特约记者报道战事，他们不属于媒体正式编制，一旦出现伤亡，因雇主没为他们购买保险而得不到赔偿，有人呼吁要维护这类战地记者的权益。在我国，中央电视台水均益等人在赴伊拉克采访前，都获得了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价值500万元人民币战争意外保险。我国所有保险公司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责任免除”章节中均有“战争、军事行动、暴乱或者武装叛乱”内容；即使投保人购买了该保险，但一旦由于上述原因导致伤亡，保险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所以中国记者拿到“战争险”应该说是一个“特例”，这是对他们的工作与行为的很大支持。
马克思说：“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极端，战争伴随着人类文明史；造就了一大群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是历史著作家一大永恒主题。然而无论是在世界大战的巨型舞台上还是在局部战争的弥漫硝烟中，最及时、最生动、最忠实地将战争实况报告给渴望一见搏杀真相的千千万万公众的，不是军方信使，不是一般作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那些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以生命为赌本、去摄录战争场面的一族特殊新闻人——战地记者。有人甚至说，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20世纪是新闻记者的时代。
根据传统定义，战地记者是“被派去报道一场战役的报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传播系展江教授（中国研究战地记者第一人）在其《战地记者纵横谈》一文（《新闻与成才》杂志2001年第5期）中认为，战地记者是专门从事战地新闻采访与报道的一类新闻工作者。战地报道不同于战争新闻，它是战地记者根据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战地现场新闻（或称目击报道）。战地记者别称是随军记者，而不是军事记者。战地记者既包括文字记者，也包括画家、图片摄影师、电视摄像师等。由战时报道形成的“书本体新闻”文体，兼具历史和新闻、乃至军事的特长，在欧美发展很快。
战地记者是战场第二主人公。作为战争这种重大社会事件见证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其诚笃和勇气向世人揭示战争的残酷本质和血腥细节。无论是毒气战、空袭战、闪电战、丛林战、原子战这些现代作战样式，还是决定性战役的决定性瞬间，都有无所畏惧的战地记者在离炮火足够近的地方，以生命为代价摄录目力所及的每一细节。因此战地记者伤亡率通常高于战场第一主人公士兵。美国南北战争死亡记者8人。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消息报》有44名记者牺牲，占该报记者总数1／5。二战死亡记者47人。朝鲜战争死亡记者10人。越南战争中有63名（一说68名）记者殉职。萨尔瓦多内战中有40名记者丧生。在索马里内战中至少有4名西方记者丧生，新华社记者刘江在身中冷枪后死里逃生。在波黑内战前两年中，死于巴尔干的各国记者已达68人，创下二战以来记者年平均死亡率新高。在北约对南联盟战争中，投入战斗的北约部队无一伤亡，但随军进入科索沃伊始就有两名西方记者丧生；而在贝尔格莱德，南联盟有10余名记者殉职，且中国记者首次上了死亡名单，以致引起国人激昂。2001年阿富汗战争中，短短两个月内就有9名记者被打死。刚刚过去3年的美英联军对伊作战，记者的牺牲更惨重，甚至出现了“战地记者悲哀日”……
战地记者是从战斗员到非战斗员。“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已成历史陈迹。19世纪的战地记者与军人在外表上很难区别，有的身穿戎装，有的甚至冲锋陷阵。美国内战中许多记者担任军职，布雷德利·奥斯本以“穿海军蓝”著称；英军远征苏丹时，中尉军官丘吉尔兼任记者；《每日电讯报》的贝内特·伯利曾击毙一名阿拉伯人；美西战争中克里尔曼在美军冲锋时打头阵并夺得一面敌旗。如今这一切均被国际社会视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早在1863年美国陆军部就规定：编辑或战地记者“可被视为战俘加以拘留”，但不能被当作间谍，仍被视为战斗员。这一规定被列入1879年布鲁塞尔协议。1899年海牙公约规定，战地记者应被视为非战斗员，因为他们“随军行动但不属于它个人”；如果某些记者为自卫而携带武器，其非战斗员性质并不改变。战地记者经交战国委派具有上述非战斗员地位，其制服与军装不同，左臂戴上印有“C”袖章，与足球场上队长相似。在20世纪战地记者通常得到国际法保护，但法西斯和一些东方国家往往藐视海牙公约，其记者往往与军人合一，且拒不承认敌国记者相应待遇。在二战瓜达尔卡纳尔岛美日军丛林战中，日军经常故意向身材高大、佩戴袖章的美国记者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射击；约翰·里德在一战中从德军阵地朝法军方向开枪，受到同行谴责。
战地记者是联系公众的纽带。战地记者是自拉塞尔报道克里米亚战争时正式登台。当时幽默杂志《笨拙》有一幅漫画，生动表现了英国公众对拉塞尔战地来信的反应：一名绅士读报后怒目圆睁，挥舞手杖，全无体面可言；淑女们或眉头紧锁或捶胸顿足。二战中，战地记者纽带角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典型人物是厄尼·派尔。斯坦贝克认为，“许多职业战地记者目睹的战争及其种类，比军队里任何人都多。”“这些记者是与公众联系的纽带，况且其中有许多人已名扬全国，拥有广大读者，他们在全美已联合起来。”“厄尼·派尔深受国内读者欢迎和器重，以重要性而言大大超过多数将军。”美国公众认为他开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相互敬爱的社会”。二战中，各反法西斯国家战地记者的作品具有鲜明人道主义色彩。前苏联记者中西蒙诺夫作品人情味最浓郁，格外为普通士兵和百姓喜爱。从二战起，美国记者战地报道遵循一个惯例，每当涉及事迹突出的军人，无论立功、受伤、阵亡、被俘，都要写出其全名、家居城镇，有时还报道其父母、妻子。这大大增加了公众对战局与前线亲人的关切。
战地记者是战争英雄的塑造者。每一名叱咤风云的战地指挥官通常都是战地记者的宠儿。美墨战争中肯德尔的报道使美国人认识了原本默默无闻的扎卡赖亚斯·泰勒将军，帮助他两年后登上总统宝座；美西战争中西奥多·罗斯福只是准军事部队第一义勇骑兵团一名中校，戴维斯以神来之笔将这名粗俗的冒险家塑造成美国人宠爱的神采飞扬的牛仔英雄形象，为他铺平了问鼎白宫之路；内战中的北军将领尤利塞斯·格兰特和二战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也是以类似方式入主白宫的。在英国，拉塞尔以揭短闻名，开创了战地记者与战地指挥官不睦的传统。但统帅们仍然依靠记者提升知名度，从18世纪的基钦纳到20世纪的蒙哥马利莫不如此。在前苏联，朱可夫元帅在远东战场的成名得益于西蒙诺夫等记者；伊万·科涅夫元帅由于鲍里斯·波列伏依等记者的随军报道而威名远播。
战地记者是神话制造者和官方宣传家。战地报道引起争议最多的是暴行报道。战地记者的描写活灵活现、绘声绘色，却多半经不起历史检验。从一战到海湾战争和前南斯拉夫内战、伊拉克战争，暴行报道层出不穷。流传最广的是一战中一名《泰晤士报》记者对德国死尸工厂的杜撰，经英军情报部门“艺术加工”而蒙蔽了各国舆论。洛厄尔·托马斯是一战中美国公共新闻委员会派到欧战区的记者，他制造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著名神话，使一个平庸之辈戴上民族英雄花环，而托马斯本人也名利双收。受狭隘民族主义和个人功利双重驱使，战地记者立场往往并非中立，在客观性背后渗透着个人感情色彩。即便是以报道准确公正知名的记者也往往接受本国政府的旨意和暗示，有意无意充当官方传声筒，迫于无奈被收买当附庸。菲利普·吉布斯和弗雷德里克·帕尔默等人在一战后作了深刻反思，后者承认：“我深刻意识到自己所过的是一种双重生活：我被指派充当公开的谎言家角色，以便维持我方军队和人民的斗志。”
战地记者是当代“饭店战士”。进入90年代，局部战争作战样式出现两极分化：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强打弱”战争；无固定战线的内部武装冲突。前者“空中制胜论”重新抬头，以精确制导武器为主要打击工具的空袭成为基本战略。留驻交战国的外国记者成为“饭店战士”，他们候在某国首都一家饭店中，待防空警报拉响后观察报道导弹攻击和飞机轰炸。这最早出现于海湾战争，阿内特等外国记者所住的拉希德饭店、以色列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明霍饭店也因此闻名遐迩。此后在美英对伊拉克空袭和北约对南联盟战争中，中央电视台特派记者水均益、顾玉龙等人亦主要是以这种方式在巴格达和贝尔格莱德从事战地报道。而后者中传统意义上的随军记者基本不复存在。
阻碍战地记者成为媒介人物的因素。二战中德国和日本均向前线派出了大量战地记者，但其中几乎没有因战地报道而声名远播的人物，除少数作家外，绝大多数如过眼烟云了无痕迹。仅仅从职业化程度低和从事于非正义战争来分析是不够的。斯坦贝克说，记者天性“好奇、狂热”，常常扰得战地指挥官坐卧不宁，他们都“会在新闻稿上玩些小花样”但“很可靠”，他们的行为方式体现了新闻工作规律，即努力冲击战时宣传和新闻检查樊篱，拨开笼罩在战场之上的重重迷雾去探究事实真相。而严厉的管束、无处不在的新闻控制、清一色的宣传腔，势必消灭其自主性。没有足够活动空间、署名权被取消，甚至思维方式也被强求统一，记者不可能为公众瞩目而成为媒介人物。
作者
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