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赌徒突围的模式中,不需要每次合作都以胜利为合作的最终目的,但是在大方向上,最终的结果却是胜利。没有必要每一次都赢,以“输”为代价,换取更多的“赢”,才是这种模式的关键所在。在一个非零和世界里,在长期陷入的突围模式中,他人的成功可以作为你成功的前提。需要提醒的是,关键一战必须赢得胜利。
野心家经常被人指责为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其实,对慈禧这样的大野心家来说,这样的指责还算是轻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她不仅仅是唯恐天下不乱,而是唯恐天下不大乱。
在19世纪最后一年,无数无辜的中国人家破人亡、痛哭无告,代替愚蠢的清政府、代替她,承受列强的处罚。而她本人,以年近古稀、老态龙钟之躯,躲在西安“冥顽不灵如故,每天照样快快乐乐地看戏”。
一妾出身的慈禧,以偶然一次性行为生了男孩为契机,能够统治中国四十七年之久,指责她何德何能只能说是对她变相的赞美。她对中国的伤害,远甚于八国联军的掠夺,远甚于义和团的暴行。柏杨总结说:“历史不断呈现一种现象,对国家民族前途忧心如焚的人,往往受到最大的痛苦。”
19世纪60年代初,清朝面临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英法联军的入侵,社会异常动荡,民族危机沉重,清王朝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慈禧,出身于一个潦倒的满族之家,是满洲镶黄旗人,其家庭属叶赫部,她小名兰儿。她父亲做安徽候补道,但官运不佳。他有个朋友叫吴棠,看到兰儿相貌讨人喜欢、应对聪明伶俐,夫妇商议,这孩子仿佛天生尤物,可能将来要成为贵人,从此经常给以接济,凡孩子所需书籍笔墨费用,都酌情供应。从此兰儿用心看书写字,读史吟诗,很有长进。父亲死后,她奉母携弟妹移居京城。咸丰二十岁登帝位,选立钮祜禄氏为皇后,并广选秀女,补充宫娥。那时兰儿正是青春年华,十七岁。六十名初选入宫的旗女,皇帝朱笔圈定二十八名,兰儿中选。
入宫后的兰儿,先被派往皇后住处坤宁宫当差。她早早晚晚,操作勤恳,而且态度温和,人缘很好,她以一个偶然的机会获得咸丰帝的恩幸。因生长于南方,又有一副好嗓子,曼舞轻歌一些南曲,格外容易得到追求声色之乐的皇帝的宠爱,被封为贵人。她善于察言观色,有一套揣摩迎合的功夫,更懂得讨好总监暗地关照,代她“运动”,因此设法见到了皇太后,不久晋封为“懿嫔”。生了小皇儿载淳后,晋级“懿妃”,咸丰六年,因奉旨回乡探亲,再加封为“懿贵妃”,到儿子登基做了皇上,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皇太后。
按照封建宗法制度,嫡庶之分是很严格的。历史上正后夺取庶出的儿子占为己有、亲生母亲遭废黜甚至虐杀的事,不乏其例。在这方面兰儿是幸运的,她碰到的对手钮祜禄氏,虽比兰儿还年轻两岁,却不擅长争风吃醋那一套,是个心地善良的人。经不起兰儿处心积虑、曲意奉承,又功夫到家、不露马脚,皇后对兰儿很是怜爱,甚至在风流皇帝座前不时说她几句好话。
咸丰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后,肺病日渐沉重,懿贵妃趁机协同批阅奏本,对朝廷内的权力斗争动态渐渐摸得一清二楚。当时在朝中大臣中,咸丰表面上所倚重的是载垣和端华,而幕后的操纵者却是肃顺。他较有胆识,处理对外交涉主张强硬,力主打破常规、重用汉员;但因骄狂自大,结怨也颇多。咸丰有三个亲兄弟:五弟奕淙,玩世不恭;六弟奕,颇为能干,但不受咸丰喜欢,逃离北京时把他留下善后,后来委派顾命大臣也没他的份儿,自然他是八大臣的对头;七弟奕环虽然才力平庸,但地位重要,关系密切,因为他是慈禧的妹夫——当年她说动咸丰下旨指婚,把她的胞妹嫁给了他。这个裙带关系为慈禧后来发动政变起了决定性作用,没有这门亲戚,处在深宫的贵妃怎么能与外面的大臣通气?
1861年,咸丰帝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临死前,立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同时任命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主持一切政务。咸丰帝还特意召见皇后和懿贵妃说:“天下不宁,朕虽去但心不安。载淳年幼,靠顾命大臣辅佐,有事你们找他们商量。”咸丰死后,肃顺就开始主持政务。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不甘心权力落入肃顺等人的手里。为攫取最高统治权,慈禧太后野心勃勃,策划发动夺权的政变,与顾命八大臣展开了激烈的政争。
此时,清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八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其二是皇族势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个亲外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其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这就使清朝政坛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从咸丰断气之日起,三股势力便开始了较量。这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
两股势力要是想把政权夺取过来,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联合起来。于是,奕、慈禧太后这两股势力很快勾结起来,并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企图趁慈禧太后的儿子年幼,篡夺最高统治权。辛酉政变固然是统治中枢的权力之争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围绕着治国方略的分歧和争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当然,这场政变发生的原因还包括私人恩怨等。
肃顺等人与奕虽然在镇压国内农民起义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在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却有所不同。奕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北京条约》,这议“和”的成功则加剧了彼此间的对立。
面对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强硬派集团坚决主战,以维护天朝上国的威严;奕、桂良、文祥为首的务实派集团则力主议和,争取时间,变革自强。两大集团在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矛盾,激化加速了宫廷政变的发生。
辛酉政变的第一步妙棋应该是从慈禧争取慈安开始。慈安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正言顺的原中宫皇后、当时的母后皇太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她是这场政变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性人物。这一点,机敏而工于心计的慈禧比谁都清楚。慈禧更清楚自己是靠“母以子贵”才登上皇太后宝座的,养心殿东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处声望、资历、影响力远逊于慈安,如果不将慈安争取过来,夺权、垂帘听政的目的就达不到。慈禧凭其如簧之舌,终于将慈安拉到了自己这一边。反过来,如果慈安旗帜鲜明地坚定拥护咸丰帝的遗命,毫无保留地支持并站在八大臣一边,辛酉政变也许就不会发生,那历史就要重写了!慈禧把慈安争取过来,从而有利于促进在慈禧的太后封号、有无干预朝政、是否垂帘听政、辛酉政变等问题上较量的胜利。
在咸丰皇帝驾崩十三天,和英国侵略者密谋后,奕借吊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和慈禧、慈安密议。奕在热河滞留六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议定之后,奕先行回京布置一切。奕、慈禧太后势力集团开始笼络掌握实际的军事权力的人物。奕回到北京后,就进一步争取了京师卫戍的军权,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奕、慈禧太后势力集团已经为发动政变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载淳生母、野心勃勃的慈禧太后那拉氏不甘心受人摆布,企图效法古人“垂帘听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先让人建议,由她“垂帘听政”,实际上是由她掌握实权,处理朝政。一些朝臣也想借机捞取政治资本,以奏折向皇太后请安,表示对垂帘之议的支持。朝臣上奏折建议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实质上是政变的前奏。
为了试探,肃顺这边向慈禧、慈安提出,辞掉他们管理兵权的职位,建议改派他人。肃顺等人万万没料到,慈禧、慈安抓住这个时机,顺水推舟,竟解除了他们所掌握的兵权。这无疑是肃顺等顾命大臣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不仅没有及时扑灭了争权夺势的势头,还没有及时作出防止措施,反而增加了敌对势力的筹码,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两宫皇太后在咸丰灵柩启驾之后,只陪了灵驾一天。为了能在顾命大臣之前赶回北京,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提前回京。这是慈禧太后那拉氏的一个谋略,故意让肃顺负责护送咸丰灵柩。这样,两宫太后和同治等人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四天到京。并且,慈禧让载垣、端华等七人也陪着两位太后和皇上回京。这样,就把载垣、端华等七人和肃顺分开,以便各个击破。在灵驾没有回来之前,奕、慈禧太后等势力充分利用这时间,为他们发动政变做好进一步的准备。此时,顾命大臣已经没有太多能力挽回失败的局势了。
在两位太后和皇上回京的第二天,奕、慈禧太后势力集团就发动政变。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并派人去路上逮捕肃顺。辅政八大臣或被处决,或被罢黜;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就慈禧对政敌的处理来说,表现得相当明智。在查抄肃顺家产中发现的账目、书信时,发现这涉及许多中央和地方官员,一一查办,势必株连甚众。为此,慈禧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将此次查抄肃顺家产内账目、书信,“即在军机处公所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慈禧等人在处理政敌上的处理,对巩固政变后的政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辛酉政变之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慈禧太后取得了最高权力。由于慈安太后钮祜禄氏性情“和易少思虑”,不愿多问朝政,朝廷大权遂落入那拉氏一人之手,从此直到光绪三十四年去世,她掌握清朝最高权力长达四十七年。
这次晚清政治舞台上动人心魄的权力争斗,因载淳登基后拟定年号为祺祥(后改同治),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农历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地点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
慈禧利用辛酉政变改变了她的一生。如果说辛酉政变是为了大清的一脉相承不使大权旁落,那么在同治帝死后的继承人的选择上就完全地说明了问题。当时按照大清传位的规定:子承父位或者弟承兄位。根据这种继承的方法有六个最为合适的人选:奕﹑溥伦﹑溥侃﹑载谶﹑载滢﹑载恬。
她绝不会选择奕,这样会大权旁落,因为那时就没有垂帘听政的必要了,同样也不会选择奕的孩子载谶﹑载滢,奕太精明了,那就无法使自己大权在握,奕会指导自己的儿子摆脱慈禧的控制,溥伦﹑溥侃也不可能被选择,原因也同样简单,那时自己就是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是不可以垂帘听政的。所以最后她选择了载恬,就在自己儿子死后的几个小时里她不仅平静了心中对儿子死亡的痛苦,也决定了清朝的第十一个皇帝。
当然我们也不能抹杀了慈禧在处理国政上的能力。她大胆使用汉人,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官员;她平定了太平天国,使大量有才能的汉人进入封疆大臣的行列;她主张对洋人采取强硬态度;她坚决反对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兵临城下,她鼓励光绪皇帝大胆对联军宣战;她强调女人的独立精神,认为女人应该读书识字,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学者阎崇年同样这么认为:“她重用了几个对江山社稷举足轻重的汉人,为国家积聚新的政治力量。她还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满汉之间的矛盾。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幼童,也是在慈禧的支持下促成的。”
从这里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讨论:如果没有慈禧,清朝会怎么样?其实这个问题专家学者对此都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句很经典的话:“历史就是历史,如果可以猜测就不再是历史。”历史是不能够说“如果”的。
清朝最终覆亡,可以说是多因一果,责任并不完全归咎于慈禧,如果当时让同治或光绪来执政,也未必就能改变清王朝的状况,也许中国衰落得会更厉害。毕竟慈禧还是善于用人的,也能笼络一批人才,起码能够维持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清太祖努尔哈赤当年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那些基因不停变化发展,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清朝灭亡。”阎崇年语重心长地说。
从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里,她的生活也同样充斥着痛苦。在中国的传统中“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是人生中最不幸的事,而这一切都在慈禧的身上上演。丈夫咸丰皇帝﹑儿子同治皇帝﹑侄子光绪皇帝无一不让她操心挂念。但这一切她都独自承受了。慈禧觉得自己并不快乐,而这些不快乐也不能对别人说。到了晚年,也许是压抑得太久,她开始跟一些她认为亲近的人唠叨自己的过去,也慨叹自己的命运。在《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中,其曾孙叶赫那拉·根正描写:“老太后名义上是当了皇太后,实际上是二十六七岁就开始守寡,虽然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可是孤孤单单的,守在身边的是一群不懂事的丫头,伺候自己的是一群又奸又滑的太监。那群太监,吃饱了饭没事干,整天在憋坏主意,揣摸上头的心理,拍你、捧你,最后的结果,谁也不是真心。虽然她明明知道是这样,可是又非用他们不可,这不是受罪是什么?”无论这是真是假,都折射出了其实慈禧有感性的一面,她是孤独的,她也需要别人对她的安慰,她也拥有和她表面所不同的细腻的一面。
有人这样形容过她:少数几个见过这位太后的人将她叙述为一位身板挺直、面目秀丽的高个子女性;她长着一双鹰眼,有着明显的鞑靼人特征;她态度高贵而傲慢,嗓音中带有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还有威严。在她内心的另一面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无法了解。
从十六岁入宫获封懿贵妃到二十六岁成为皇太后开始守寡,七十四岁离开人世。从鸦片战争之后到辛亥革命之前,整个中国近代史都与慈禧有关。她带给了我们许多困惑,许多惊讶。“一个精致的女人,一个富于个性的女人,一个无所畏惧的女人,一个大胆的女人,一个不顾后果的女人,一个败家亡国的女人。”要完全了解她,揭开所有的疑惑,我们还要进行更多的探索与研究。
有人也许会以清王朝的覆灭、清末的腐败、清末的丧权辱国来指责慈禧,但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也应该想到清朝的覆灭绝不是慈禧个人所能控制和把握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清朝统治的根本体制无法适应当时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不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体制,慈禧个人无法驾驭清王朝的颠覆,换另外任何一人也都无法让那段历史在稳固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辉煌!
仅仅从慈禧初掌大权的几个动作,我们都应该对这个女人的胆识报以惊服。一是为了惩治官吏的贪污腐败、贿赂成风,敢于力排众议,大胆施政。精通政治的慈禧深知“文官贪污腐化,武官贪生怕死”是国灭的毒瘤,因此在惩治文官的过程中,借助兵部侍郎庆英一事,惩治大批贪污受贿的官员。是否诛杀一品大员武官何桂清曾经在清廷掀起了一股狂飙,但慈禧最后力排众议,坚决要杀。处置贪污受贿的兵部侍郎庆英,又杀了玩忽职守的何桂清,整饬了吏治,使纲纪为之肃然。二是严格官员考核,不走过场。所谓“求治国方略不难,求治国贤才不易”,在此过程中,慈禧破格任用人才,采取种种有效的措施严格各级官员考核,并破例对真正有政绩的汉族官员得以和满族官员同等奖励。三是打破历代为保满人统治地位的常规,对满人而言是冒着极大风险,并震惊满族重臣,大胆任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大批汉人到重要的军政位置支撑摇摇欲坠的江山。
虽然,慈禧的行为在一定的时期稳固了清王朝的江山而阻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仅仅作为一个在政治上施展手脚的统治集团的掌权者,慈禧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