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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春天，对中国传媒业来说，是一个极具挑战意义的季节。在这个春天里，中国传媒界的表现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同时也在一些重大新闻事件面前暴露出了一些近乎致命的弱点。这个春天，对于世界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多事之春。
从国际方面来说，发生了伊拉克战争以及非典型肺炎事件(此事对中国来说，影响尤为剧烈)；就国内来说，媒体成功报道了“两会”，并在许多方面有所突破，紧接着又围绕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会议报道的精神进行了进一步的新闻改革。
从总的方面来看，中国传媒在应对新闻事件特别是突发新闻事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但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如果严格地对中国传媒进行审视的话，还是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传媒的不成熟之处，这种不成熟表现在诸多方面。如果进行大胆而简单的概括，那就是中国传媒患上了“焦虑综合症”!
且看两个细节：
之一：3月29日上午，据中国日报网站报道，美国有线新闻网CNN 3月28日消息称，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出席洛杉矶的一个慈善活动时遭到暗杀并死亡，随后国内各大新闻网站纷纷转载报道。尽管该消息30分钟之后即被证实为虚假新闻，各网站很快将其从焦点位置撤下并作出澄清声明，但“盖茨遇害”的谣传还是在业界和普通人中引起了强烈关注。据了解，“盖茨遇害”原本是2002年愚人节期间的一条假新闻。这样一条本来可以予以核实的假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流布于各大网站并且通过手机短信迅速扩散到广大受众中去，不能不令人陷入深深的忧虑。
之二：2003年4月1日6时41分，一代巨星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跳楼，经抢救无效，于当晚7时6分去世。由于此事发生在西方的愚人节里，加上前两天比尔·盖茨事件对受众的戏弄，当网络上最先出现这一新闻后，不少人对此进行质疑，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在消息得到证实后，国内媒体对此进行了极其抒情、极其诗意、极尽喧哗的报道。张国荣固然是一代巨星，但媒体有无必要如此大做文章？这也引起了业内有识之士的强烈质疑。
单独地看，这两个细节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但如果联系起来，并且和中国传媒的其他表现综合起来看，我们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传媒，至少是相当部分的传媒，感染上了相当严重的“焦虑综合症”。
焦虑是一种心理状态。就个体而言，焦虑是一种变态情绪，包含对危险、威胁和需要特别努力但对此又无能为力的苦恼的强烈预期。就群体而言，焦虑是一种社会性的心理状况或精神状态。这一状态常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特定的文化中，并构成这一文化的最基本层次。
我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络以巨量的信息来解构传统的生活形态和方式。现代人，特别是都市人在这种巨大的变革面前往往手足无措，不少人都患上了信息焦虑症或知识焦虑症。因为在信息爆炸时代，人们对信息的吸收是成平方数增长的，但人类的思维模式还没有很好地调整到可以接受如此大量信息的阶段，由此造成一系列的自我强迫和紧张，非常接近精神病学中的焦虑症状。
这种过量吸收信息，并非是一个主动意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被动的行为，因为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特别是对未来的自我预警和难以把握，导致了许多个体在现代社会中陷入一种迷狂、焦灼和高度危机的状态。
对于以追逐并传递信息来服务受众、引导受众并从中获利为主要诉求的大众传媒来说，感染上这种焦虑综合症也就并不奇怪了。中国传媒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一方面经济改革逐步加速，作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的传媒的经济属性得到重识和确认，媒体开始有限地走上市场。政府对传媒予以断奶，原来习惯于等靠要的传媒初入市场一下子陷入迷茫状态是可以想像的。
在逐步适应市场后，残酷的竞争使得部分传媒迷失了方向，以最直接的媚俗方式向市场接轨。赢利的压力和冲动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焦虑之态溢于言表，媒体为争夺受众开始不择手段。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传媒普遍有一种危机感，“狼”来了的呼声不绝于耳。无论是在整体实力、资讯通道还是管理水平上，中国传媒都觉得无法与西方传媒大鳄相提并论。加上全球化趋势的逐步加强，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喧嚣，中国传媒的心态进一步失衡，压力感以及由压力而导致的浮躁感与日俱增。
再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显现出政治改革的滞后，而与政治改革密不可分的传媒改革一直在渴望与压抑中冲突着。现在的改革基本上都是业务层面的，在涉及体制等深层次结构方面举步维艰。而来自国际传媒的压力，来自进一步占领市场的压力，来自自我突破与超越的压力，使得传媒不断试水甚至涉险，以期在现在的政策框架内找到相对安全的突破口。
因此，这种压力和危机就自然转化成焦虑感，而这种焦虑感得不到有效的释放途径的时候，就呈现出焦虑综合症了。而以互联网为主要方式的现代资讯革命，更是让准备不足但一下子迅速接触并为之迷狂的中国传媒的焦虑感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和加剧。
中国传媒的“焦虑综合症”的症状是多方面的，而在如下几个方面表现尤剧。
在中国传媒有限地进入了市场之后，竞争的压力让许多传媒失去了重心。既然浮躁、焦虑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共同的一种情绪走向，作为舆论反映的传媒也未能幸免。并且，由于传媒非独立性，使得传媒双重人格化倾向尤其明显。
传媒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不能不大力建设公信力，在真实性、品格化、权威性、对社会的干预度方面下功夫，但由于外部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内部自组织能力的有限，导致了传媒在追求公信力的元素整合的同时，也在市场的压力和自身话语权膨胀的情况下，自动或被迫放弃了应有的追求。
一方面追求真实，另一方面为了抓住受众，又听任不真实的新闻泛滥；一方面追求品格，另一方面在市场的压力下有意无意地让品格俗化异化；一方面追求权威性，另一方面由于诸多限制(比如监督不到位)导致权威的丧失；一方面追求干预社会，但在度的把握方面失位经常又造成干预失当(表现在对弱势者显现话语霸权、对强势者又干预不到位)，并且由于自身队伍建设和作风的涣散，导致了公信力指数与日俱下。而在其中，媚俗又是主要的原因。
一些传媒无论是新闻的选择，还是传媒表现形式，抑或在其他节目内容方面，媚俗化倾向都很严重，有些媒体已经沦为“二级半”状态(相对于三级片而言)。媚俗不是服务受众的同义语，它主要是迎合受众的一些不良诉求，传播的内容从整体上失范。比如媒体在追逐暴力新闻、性感新闻以及明星绯闻方面的无度就是突出的表征。
中国传媒界的跟风现象是有目共睹的。别人有好的，从不顾及知识产权和起码的面子，先拿来再说，不惜全盘照搬。无论是从版式创意到栏目设置，无论是选题策划还是报道点，无论是节目样式还是组织形式，往往都呈现出一窝蜂状。都市报的同质化，电视娱乐节目的样板化就是其中突出的表现。
一些媒体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思考，以克隆为能事，以为这样既方便又省事，缺乏创意和品格。而在新闻报道方面，跟风往往是焦虑的一种表现，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全然不问这样的做法是否妥当，这种恶果最终将导致舆论的整体失调。比如2003年在艾滋病纪念日关于贵州“艾滋女”的跟风报道，就是其中一例。
炒作是小报的典型做派，现在在中国传媒中大有愈演愈烈泛滥成灾之势，还美其名曰策划新闻。所谓“新闻炒作”，就是新闻传媒有意通过与事实的新闻价值不相称的报道规模，对某些人和事所作的渲染式的报道。其关键是“炒”字，以“炒”换取“热”的效果。其根源还是媒体的焦虑。许多媒体为了抓住受众的眼球，争取更大的受众群，争取更多的广告，争先恐后抓“热点”新闻，纷纷刊登“全方位报道”，增强可读性，追求轰动效应。这本无可厚非，但往往无度操作，违背新闻规律，导致舆论失调。关于张国荣之死就是一个恶例。而《北京娱乐信报》关于中央因为SARS危机调整两高官的不当炒作被批评也是表现之一。
媒体的无序竞争其实并不仅仅是媒体本身的事情，管理部门难辞其咎。但对于媒体来说，无论是在比拼市场上的较劲，还是对围绕某一事件的叫板，抑或是舆论争夺上的角力，往往会导致竞争无序的恶果。各地都市报同质化导致市场竞争的无序往往是多方面的。
我们经常看到某地不同的报纸分别根据不同的指标宣称自己是当地的老大，而发生在报业竞争剧烈的广州的“黎元江事件”则是另一种极端化的表现。原广州日报集团老总黎元江被查处后，《南方都市报》和广州日报旗下的《信息日报》围绕这一件事在报道上发生纠纷，以至于以评论的形式“大打出手”，引起了业内外的侧目。
由于现行的严格的传媒政策，导致了充满焦灼感的媒体不断试险，寻求出路。一些媒体外资本亦抱着开发最后一块暴利沃土的投机心理，以不同的方式违规进入传媒。而一些媒体则在报道领域、报道内容，甚至报道方向上与政策进行变相博弈。前者以四川托普公司资本违规进入媒体遭到查处为例，后来则以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周末》和《21世纪环球报道》的打政治擦边球被查处为代表。
类似这样的情形在传媒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博弈固然有现行政策过于古板和缺乏灵活性之因，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媒体的焦灼之态暴露无遗。
中国传媒的“焦虑综合症”是明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
信息焦虑固然值得警惕，但同时这也是进取的一种表现。而对传媒来说也同样具有两面性。试想，如果没有进入市场，没有来自市场的、国际的以及自身求新、求变、求大、求强的压力，媒体完全可以像以前那样不顾受众的需求，踱着方步过平静(死气沉沉)、和睦(不参与竞争)、安稳(不主动出击)的生活，那样，无论是对传媒本身、对我们的国家，还是对广大受众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而正是改革开放让我们的媒体有了真正的表演舞台，不仅可以有效地引导舆论，更回归其本质属性成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不断地突破各种既有的不合理的限制做大做强。
因此，这种焦虑症也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积极性，并不是什么可怕的绝症。危机感正是寻求突破的动力。实际上，中央电视台打破常规全方位地报道伊拉克战争，也是在各方压力之下焦虑的外显，但是这种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对于中国的传媒来说，由于还处在剧烈的变革之中，特别是还处在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轨过程中，出现这样的症状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上自管理部门，中至传媒本身，下至传媒人个体都应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与时俱进，完善自己，找到一条健康的科学的发展道路，共同提升中国传媒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对于管理部门来说，要在总结既有经验的基础上，放宽视野，打破意识形态的禁锢，对传统的管理方法和新闻理念进行梳理，改进管理方式，在新形式下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要大胆地进行新闻改革的探索，无论是媒介集团还是舆论控制模式，无论是传媒资本还是报道领域，无论是管理体制还是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都应积极地进行试点改革。
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报道就给我们上了一课，在舆论控制上的失当造成了宣传上的被动，从而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尽管后来花了大力气进行弥补，但是劳民伤财、损失惨重，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因此，解放思想、放开言路不仅会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的透明度，还有助于减轻传媒的焦虑症，有助于中国传媒健康有序地发展。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同时还必须加强对传媒的管理，从宏观上进行调控，避免因为传媒的焦虑而造成的无序和失当。实际上，我们在一些问题上管得过紧过严，在另一方面又是管理缺位，缺乏科学性，这也是造成传媒焦虑症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传媒本身来说，要有明确的目标，同时要加强自律，既要顺应时势，将国人的焦虑、将时代的危机感尽情地释放出来，又要调控自身的政治焦虑、经济焦虑和文化焦虑，以最好的方式克服内心的恐惧和危机，将突破的渴望和竞争的压力，以合理的方式、科学的态度化作进取的不懈动力和迎接市场挑战的勇气，能迅速地从总体上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和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成熟起来，自如地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